书城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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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理论和作品选集,一共十卷。短篇小说占了三卷,分别称为《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鲁迅先生选编的是《小说二集》。“一集”选文学研究会各位作者的作品,“三集”选创造社各位作者的作品,不属于这两个文学团体的选入“二集”,其实界线并不划得十分分明。我的父亲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作品当然不属于“二集”的范围。鲁迅先生在《序》(原来是称作《导言》的)中提到我父亲,只因为我父亲早先在《新潮》上已发表过几篇小说。

发表白话小说,是《新青年》和《新潮》开的端。鲁迅先生写“二集”的《序》,开头一节主要就谈这两种刊物,谈到《新潮》,他说:“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接着对这几位作者发表在《新潮》上的小说做了总评,先指出技巧的幼稚,又说他们有一种“前进的趋向”,“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这番评论是否切合别位先生,我不敢说,对我父亲早期的小说来说,我看是十分中肯的。

《小说二集》选了俞平伯、罗家伦、杨振声三位先生的作品各一篇,汪敬熙先生的作品两篇,都是发表在《新潮》上的。鲁迅先生在《序》中逐篇做了扼要的评介,又说他们“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接着说,“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鲁迅先生没有选欧阳予倩先生的作品,因为在“第一个十年”中,他的主要作品是剧本;也没有选我父亲的作品,因为我父亲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理应归入“一集”,评论也应该让选编“一集”的茅盾先生去写。鲁迅先生在前边列举了在《新潮》上发表小说的六位作者,自然应该对每一位都做个交代,所以最后极其概括地提到了我的父亲。

“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当然是赞誉,从上文连下来看,就可以知道是跟在《新潮》上发表小说的别的作者相比较而言的。俞平伯先生并未着意于写小说,选入“二集”的那篇《花匠》,说是散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罗家伦先生留学回来热衷于政治,不再写什么小说了。汪敬熙先生和杨振声先生,在“第一个十年”末期也停笔了。鲁迅先生在“二集”的《序》中,对他们两位稍后的转向是有所批评的。说汪先生“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了”。说杨先生正好跟汪先生相反,“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并以他的作品《玉君》为例,说他把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第一个十年”后还在写小说的,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了,还在“有所为”地把小说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鲁迅先生说我父亲“有更远大的发展”,着眼点恐怕在这里。

鲁迅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给了增田涉一封信,主要答复这位日本友人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复信的第二段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事,已于年前问过,书店说从一册到九册均已寄出,未知确否?盼复,如不确,当再查询,第十册尚未出版。”第三段只有一句话,说是“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后边几段就说别的事了。增田涉是怎样问起我父亲的小说的,我手头没有可供查考的材料。从复信的第二段推想,他可能收到了《小说二集》,看到了鲁迅先生在《序》中提到我父亲的那句话,顺便问一声罢了;要不,鲁迅先生的答复决不会这样简单的。

鲁迅先生不喜欢“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在《小说二集》的《序》中已经有所表示了。我父亲拘泥于写自己熟悉的事物,把身边的小事作为小说的材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小事不一定就是“琐事”,鲁迅先生自己,不也常常把身边的小事作为小说的材料吗?我看“小事”与“琐事”是有区别的,区别大概在于有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大家并不把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看作“身边琐事”。鲁迅先生不喜欢的“身边琐事”到底指哪一些,倒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我父亲的小说,鲁迅先生虽然没做更多的评论,有他自己的译著在,有他对别人的作品的评论在,这个问题想来是不难弄清楚的。

有人觉得有点儿奇怪,在《小说二集》的《序》中,鲁迅先生才说过“叶绍钧有更远大的发展”,过了十个来月,怎么又不喜欢“叶的小说”了呢?有人说,鲁迅先生不喜欢的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叶的小说”虽然“有许多”,并非全部都是。也有人说这两句话说的是两码事,有没有发展是客观事实,喜欢不喜欢是个人爱好,意思是不能用后一句来否定前一句。两种解释都有替我父亲辩护的倾向,我当然也十分感激。如果问我怎么看,前一句,我已经说过,大概是在规定的范围内比较而言的。重要的倒是那篇《序》中的另一句,对“‘有所为’而发”和把小说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的肯定。至于后一句,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如果把“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看作“叶的小说”的补语,意思就不是指部分,而是全都不喜欢了。我想还不至于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