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商务、中华、世界等大出版业，又比着翻印各种大部头旧书，光说《二十四史》，就各家抢出不同的版本。开明别出心裁，给添上了一部取材广博严谨的，柯劭忞编撰的《新元史》，称作《二十五史》。把一百几十本精印的木刻本，九面拼成一面，缩小制成锌版，用字典纸印，成为皮面精装九厚册。计划是雪村、伯祥、调孚等诸位先生商量定的，“刊行缘起”却是我父亲写的。开头的两道工序由编辑部做，一是把木板印本拆散，剪去边框；二是挨次把每九面合在一起，裱得平平整整。这后一道请裱糊工匠来做，还得随时检查。前一道工序由各位先生闲在家里的女儿来做。满子也是一个，把函授学校的功课就此放在一边了。
父亲进开明之初，说好当夏先生的助手，主要处理《中学生》杂志的编务。天天和老朋友在一起，我父亲兴致很高，开明的业务发展如此之快，他也不能袖手旁观。开明的好几种丛书，如《青年丛书》《少年丛书》《文学新刊》，有不少是他发的稿。往往看毕清样，连封面字也写得了。活页文选选文，国文课本编纂，他都参与了。和夏先生合写《文心》才开头，就插进了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这件大工程；还有店外朋友的约稿，小说、散文、议论、杂谈，都得一一认真应付。如果把这三年内编的写的列出一张清单，他自己看了也会吓一跳的。可能父亲确实有些疲倦了，他把金仲华先生拉进了开明，跟他一起同编《中学生》。
在头一年的《中学生》上，夏先生先后刊出了四篇讲话，除了前面谈到的《“你须知道自己”》，还有《受教育和受教材》《关于职业》《怎样对付教训》，都像促膝倾谈似的，很能启发读者对某一方面的问题，做比较全面的思考。我父亲很看重这四篇讲话，说夏先生提纲挈领地阐明了《中学生》的教育立场。这样的大文章应该有，可惜做不到期期有；建议每期发表三五篇短文，每篇谈读者当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某个问题；问题可大可小，写什么大家一起商量，可以吸收读者的意见；谁愿意动笔就谁写，放在头里好像社论，可不能像一般大报刊的社论那么严肃。朋友们都说这样办会使读者感到亲切，既然放在头里，就叫《卷头言》吧。这个栏目一直持续到开明书店公私合营的前一年。
父亲是非常爱《中学生》的，除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凡开明出的各期，他几乎每篇文章都看过，是个忠实的第一读者。看过还不算，吃晚饭喝酒他还要跟我们孩子讲。西洋音乐家、绘画家的许多故事，我是听父亲讲的，后来才知道故事就刊登在《中学生》上，是子恺先生的作品。早期的《中学生》刊登过几个关于天文的连载。父亲买来了冲皮制的活动星图，还托内山书店从日本买来了一架天文望远镜。后来连载高士其先生的《细菌与人》，又托贾祖璋先生觅来了一台显微镜。《中学生》介绍了马可尼，我说要自己装收音机，向父亲要钱买零件。父亲不但给了我钱，还给我找来了俞子夷先生编写的无线电收音机制作法。我从矿石机开始，装了拆，拆了装，挨次装到了直流三管机，我又拆了，想改装成用交流电的。看这一抽屉积攒起来的零件，前后已经花了一百好几，足够买一架有点儿登样的菲利浦了。我不好意思再跟父亲要钱，关上了抽屉。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明书店买下了梧州路的一座不中不西的大房子，把经理部、编辑部和练习生宿舍都搬在了一起，还有多余的房子租给了特约的美成印刷厂。大房子中央有座大厅，挂着块匾，是“齐辉堂”三个大字。开明这么一迁，好几位先生上班都不方便，只得跟着搬家。汾安坊的房价本来也太贵，满子家和我们家都住进了狄思威路的麦加里，夏家住十二号，我们家住三十一号。满子和我五年后在四川乐山结婚，夏先生写了四首七律，头一首说：“夏叶从来文字侣，三年僦屋隔楼居。两家儿女秾桃李，为系红丝顾与徐。”诗中说的“三年”大有虚头，得打个对折。再一想，这样说似乎也可以：前一年半是纵向隔楼而居，后一年半却是横向的，相隔的楼多达一十八座。加在一起整三年，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家就搬回苏州了。
父亲为什么要把家搬回苏州呢？初搬到上海写的《没有秋虫的地方》已经透露出信息，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大城市；但是朋友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他都舍不得离开。进了开明尤其如此，好像有些工作，包括文艺界的教育界的，不得不勉力去做，也有兴致去做。像黄包车夫过四川路桥似的，一步一喘把车拉到桥顶，站住了歇口气，才敢挺起身来倒撑着车子向前冲。可不，朋友们都唤他“圣翁”了。他自己呢，为纪念四十初度去照相馆摄了张唇上留髭的半身像。母亲一同去拍了张全身的。她给我父亲当助手可不限于抄抄写写，忙得跟当年编《十三经索引》一个样。我父亲编写《开明国语课本》，课文有一半是有根据的再创作。他说了原来的文章大抵在哪儿，母亲就得把它找出来。每课课文的长短，出现的生字和新词有多少个，以及它们重复出现的次数，母亲都得列表统计。课文得服从语言教学的要求和进度，记录统计确实挺烦琐，却是编写课本不可或缺的依据。平日积攒的劳累，加上接踵而至的心理打击，战争中的损失还犹可，最是铮子公公的病逝，使我母亲想摆脱这“心为形役”的局面，搬回苏州去过几天清静日子。父亲出了个两全之计，在滚绣坊青石弄造了四间瓦房，想让母亲提前退休，把家搬回苏州，他自己上海苏州来回跑。好在那时已经有了飞快车，一小时二十分就到了，三等车票才一块二毛五。
吉子姐姐大满子五岁，就因为有这点儿残疾，事事要强而不免有点矜持。我在前面说过，她字写得好，开明版《稻草人》中各篇童话的题目，就是她用钢笔写的，飘逸大方，哪像女学生的手笔；散文也写得不错，笔调有点儿像子恺先生。她写了篇《到南京路去》，自己投给了《太白》半月刊，在一卷十一号上登了出来，大家才知道。她常跟我和满子一同谈笑，喜欢听我吹口琴，唱弘一法师出家前编配的歌。她跟满子说过：等年纪大了，满子有了子女，她来跟我们一起住。我想，她是暗示准备独身了，真个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我父亲母亲本来就把她看作女儿。那年六月她正好二十岁，早早地跟她父亲母亲说，到时候去新雅好好吃一顿，单请叶先生叶师母一家。没料到六月初害上了伤寒，她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家人加上好几家亲友夜以继日忙了个把星期，也没能把她拉回来。这一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在殡仪馆入殓完毕，朋友们请夏先生夏师母去功德林吃了素斋，又在新雅饭店开了间房间，让他们住一夜再回去。第二天满子整理遗物，发现她收集着父亲的一叠稿子。朋友们都怂恿夏先生付排，《平屋杂文》就在年底出版了。夏先生在《自序》末尾带了一笔：“长女吉子，是平日关心我的文字的。她曾预备替我做收集工作，不幸今年夏天竟病亡，不及从她父亲的文集里再读她父亲的文字了。”
吉子突然病故，又给了我母亲很大的刺激，她好像怕见办公桌对面那把空着的椅子，竟向开明辞了职。精神这东西可后退不得，母亲闷在家里总觉得身子不舒服，胃里发胀，喉咙刺痛。内科医生检查不出什么名堂来，兴许找精神科医生谈上几回就痊愈了，可是那时还没听说这种疗法。父亲想换个环境，或许能让母亲增进健康。青石弄的房子早完工了，关着也是空关着，何不搬进去住呢？于是跟夏先生说定了，他每月下旬到上海来发《中学生》的稿子，处理些别的事务，和朋友们碰碰头，部分稿子信件可以带回家去处理。十月中旬，我们一家就搬回苏州青石弄了。只有我一个是立达的住校生，要放了寒假才能回苏州这个新家。父亲的信上说：“至美进了乐益女中，至诚进了平直小学，离家都不远。庭院房舍虽不大，母亲和祖母都觉得还宽舒。”又说青石弄静极了，几乎听不见有人在墙外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