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挨到放暑假，我把铺盖寄存在卫前街，花五角五分买了张四等车票，站了五个小时才到上海。原来四等车就是慢车，非但开得慢，而且每一站都要停许久。挂的是一色没有座位的铁篷运货车厢，门虽然有，却没法关。乘客几乎全是农民，几乎都只搭四五站就下车；挑担子的多，大概是短途贩运。父亲听了我说的挺感兴趣，说他也在奇怪：车站上明明出售四等车票，列车上却没见过四等车厢，原来另有专列。母亲笑着说我父亲：“小墨越憨，就越中你的意。”
有一天，母亲从开明带回来一本英文杂志，后来我才知道是伊罗生编的《中国论坛》。母亲问我：“还记不记得胡也频？”我说：“不是大前年和丁玲阿姨一同来吃过饭的那一位吗？”母亲边翻杂志边说：“给国民党枪毙了。丁玲那一天匆匆忙忙地来开明找你父亲，说胡也频给抓走了，还不止他一个，要你父亲想想办法。你父亲同大家凑了些钱，想走门路把他们赎出来。还同夏先生写了封信给邵力子，请他说句话，都毫无回音。先还传出信来，说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后来就音信全无，传说解到南京去了。后来在美国人编的这本杂志上看到这条过时的消息，说他们早被秘密枪毙了。”我接过杂志看那上边印着的半身相片，胡也频，我还认识；还有柔石，先前常见他瘦长的个子，在我们家后门口匆匆走过。母亲还指给我看冯铿的照片，说她曾来仁余里开过会。我问：“丁阿姨怎么样了？”母亲说：“后来没见过，只好东躲西藏吧。”
在文艺界的一些集会上，父亲还是有机会看到丁阿姨的。“左联”创办的大型月刊《北斗》让她任主编，她约了一部分非“左联”作者的稿子。我父亲支持她的做法，一连写了两篇散文给她，《速写》和《牵牛花》。她都用在了九月出版的创刊号上。也许为了赶写她的《母亲》吧，《北斗》出到第四期换了主编，又让国民党嗅出气味来了，总共出了七期就被查封了。又过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去丁阿姨家秘密抓人，抓走了她和潘梓年；应修人拒捕，跳楼牺牲。这一来就掩盖不住了，各报纸登出新闻来，但是都没说抓到哪里去了。文艺界发表了公开抗议，跟胡也频被抓去一个样，大家又凑钱写信白忙了一阵，不久听得确切传闻，说丁玲解到南京就被杀害了。大家都信了，都很伤心。鲁迅先生写了首七绝《悼丁君》，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也出版了。到了抗战期间，才知道丁玲好好的在延安。我父亲跟她再见面，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平。
我父亲写的《牵牛花》，好像一向是语文课本的保留节目；那篇《速写》，写的是在普陀码头登轮船去宁波的一刹那。父亲说话真个算数，约了贺昌群先生，带我去普陀就为了听海涛；还一同去了奉化游了妙高台，看了千丈岩瀑布。我都只好一笔带过，不敢再用我拙劣的描述，让读者诸君枉费眼力了。五天旅行回来可了不得了，母亲很不高兴，原来草桥的成绩单刚寄到，上面批得明白，我四门功课不及格，留级。在小学里，我留级是常事，留过三回也许四回。请读者诸君不要替我过分着急。那时的中学小学除了秋季始业，也有春季始业的；还有秋季春季都始业的，那就一学年分成两级，半年一级，所谓“留级”，一次只是半年。我的留级次数固然多了一些，母亲因而说我如今进中学了，走起路来摇呀晃的，还不知道读书，不知道用点儿功，留级生准备做到哪一年算了结呢。父亲看着我的成绩单直皱眉头，当然不会称赞我留级留得好，可也得问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心中也不是没有数，国文英文考试碰到长段默写，我一律放弃；并非表示抗议，我平时连多念几遍也不肯，哪能记得清一笔一画，一个字母一个标点呢？不及格是该的。至于植物和生理，我自信答得不坏，老师不给分，可能因为我没照着课本默写。父亲想了想说：“那就换个学校吧？”我于是考上了江湾立达学园，也住校，星期六可以回家；还有个大好处，晚上十点才关校门，其余时间可以自由出入，下午赶到上海看场电影还来得及。
一九三一年秋天真是个多事之秋，长江的空前洪水还没退下去，九月十八夜，日本的满洲铁路守备队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第二天的报纸上是标题字挺大，新闻翻来覆去只几条，事态的严重却已尽人皆知。父亲在编辑部和朋友们一商量，大家都说《中学生》在这个时候不能不作声。我父亲知道十天后见书的第十八期才上机器，马上通知印刷厂暂时停印，说有重要文章得抽换；可是又不能马上动笔，得看看国民党当局的动静。等到第三天上，日军已经强占了半个辽宁省，当局还在说要公告全世界，请国际联盟解决争端。看来再等也没有新花样了，我父亲把两天来朋友们的议论归纳在一起，写成了一篇《闻警》，去工厂亲自校对，看着抽换，直到机器转动，见了样张。《闻警》才一千来字，开头讲日本武装侵略我国的必然性。请读者必须记住“在现今的世界上，公理是拜伏在炮口之下的”，是信赖不得的。研究“帝国主义的素质、机构及其运用，将是我辈青年今后最切要的课题”。还要认识自己的力量，如有哪些不足得努力弥补，工作和事业就从认识开始。《闻警》共三大段，每段结尾都呼吁青年们不要忘记“九一八”的奇耻大辱。第十八期《中学生》仍于十月一日与读者见面。
开明创办以来，雪村先生眼睛老盯着商务。《辞源续篇》出版，头上的那篇“说例”又让他抓个正着，说天下竟有如此不通的文章，很可以在《中学生》上批它一批。夏先生和我父亲看了也说可以批，商量下来，决定辟个不定期的专栏，栏名就叫《文章病院》，还给病院定了六条规约，主要的意思有三层：一是病院只收治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病患者——文章；二是病院只诊治文章的病症，绝无对作者和发表单位进行攻击的意思；三是病院所公布的文件，由“中学生杂志社”负全部责任。这第三层等于对权势者说：“你硬要找碴儿，查封《中学生》得了，碍不着开明书店的事。”不想想真到了这个份儿上，权势者听你的吗？这是后话。当时把给《辞源续篇说例》写“诊治方案”的任务推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正忙着呢，“九一八”之后，读者来信已经多得应接不暇，他把这件不急之务暂时搁在一边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大家商量明年一月《中学生》新年号的选题。我父亲说读者来信越来越多，有些还不大好答复。因而想请青年们尊重的长者帮个忙，请他们来回答。题目越笼统越好。有的长者，也许正有一肚子话要向青年学生说呢，会有回应的。集在一起发表在新年号上，读者会欢迎的。大家都说可以试试。父亲给长者们出的题目是：“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后头加上署名：“中学生杂志社”。排印的小信笺，由夏先生、雪村先生、均正先生和我父亲等，寄发给有交情而且信得过的朋友。我父亲给鲁迅先生也寄了，可能还添上了“许久不见先生的文字了，请务必多少写几句”之类的话。
鲁迅先生在十一月廿七的日记中记上了一笔：“答开明书店信”。看了《鲁迅全集》作的注，原来这封信就是《答中学生杂志问》，已编在《二心集》中了。鲁迅先生的回答是：“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后面想来应该有署名，在编来编去的过程中丢失了。在十天之前，鲁迅先生在十一月十六的日记中有“晚得叶圣陶信”，推想所得的就是约稿信。我父亲在作文和讲话中，提到鲁迅先生曾以《毁灭》一本相赠，还附了封短信：“聊印数书，以赠同气，可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看这封信的意思，好像跟《答中学生杂志问》相衔接，因而我想，这两封信和书可能是一同发出的，而且在前一天的日记上记着“《毁灭》制本成”，这“制本”就是鲁迅先生以“三闲书店”名义，自费印制的新版《毁灭》。十二月三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上又记着：“午后接叶圣陶信。”这一封想来是致谢信了，并代《中学生》的读者向鲁迅先生表示致谢。
岁尾年头，《文章病院》又收容了两个重病患者：第二号，《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第三号，《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九一八”事变已三个多月，东北三省已全部沦陷，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才开了这么个会，十二月十九发表宣言说抗日是要抗的，“为国牺牲，为民前锋，乃本党之责任”。但是先得“切实认识最近的世界形势”，“以定救国之根本方针”，“以整齐全国一致的步骤”，“保障元首地位之稳定”：骨子里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子。第三号病患者跟第二号呼应，发表于第二年一月十日，按说校长先生写信劝说他治下的学生，只要贴在校门内的布告栏上就得了，这样诏告全国，是想凭他们几张老脸，阻挡各地学生掀起的进京请愿和下乡宣传的浪潮。说的无非是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做主，莘莘学子赶快回学校，别再荒废学业。两个病患者这样连哄带骗，话自然是说不圆的，遣词造句纰漏百出。我父亲和老朋友们又意见一致，都说批，还得快。第一号病患者的“诊治方案”，我父亲才写得，就接着写第二号的；第三号的由大家公推，请宋云彬先生执笔。三篇“诊治方案”和六条“病院规约”，打算在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十二期上一同发表。
这件事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尤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衮衮诸公，看到《文章病院》把他们的宣言称作“病患者”，恐怕就要暴跳如雷，把《中学生》撕个粉碎了。我父亲在第二十二期的清样上签了字，我想他不会不考虑后果的。可是后果却出乎大家的意料。第二十二期《中学生》还在闸北的装订作里，就爆发了“一·二八”事件，在日军的炮火中烧成了灰。亏得纸型还在印刷厂，停战后重印了送到读者手里，已经三月底了，什么“宣言”，什么“劝告书”，都成了明日黄花。想来这一回十九路军违令抵抗，使国民党的处境更加尴尬；那几个省立中学，有的恐怕还没开学。三月底出版的第二十二期《中学生》，那些大人先生们即使看了也装作没瞅见，《文章病院》倒没有惹出祸来，可是错过了时机，也没有产生轰动效应。看来多数读者是老实人，都相信《文章病院》的“规约”：只是批改文章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