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了杭州，我天天缠在母亲身边念叨：“父亲还不回来！父亲还不回来……”念到学校放寒假了，母亲和祖母把过年的粽子都裹得了，父亲终于回来，带回来的大包小包堆了一桌子：沙核桃、香榧、九制橄榄、绍兴烧饼、家乡肉、金华火腿……还有刊物，《诗》创刊号是母亲的，几本《儿童世界》是我的。母亲却看出破绽来了，“铺盖呢？”她问。父亲说：“留在上海了，过了正月十五，就要动身去北京。”母亲显然生气了，反身走上楼梯，嘴里嘀咕说：“那你还回来干什么！”父亲急忙跟了上去，把门拉上了。我靠在祖母身边，不知怎么好。祖母左胳膊搂住了我，似乎不让我在这样的时候离开她。
静了好一会儿场，听得楼上的门开了。母亲说：“你自己去向老人家说说清楚。”父亲应了声，“现在就说。”下楼来对我祖母说：“颉刚和伯祥都长远勿见哉，两个人都在北京。恰巧北京有个学校给我寄来聘书，要我去教书，我想借此去看看两个老朋友。”祖母说：“好倒蛮好，可惜路忒远，听说乘火车亦要三日三夜。倷又勿曾去过。”父亲说：“本来我亦想作罢算哉。恰好有个朋友要送一个外国瞎子到北京去，我已经说好哉，搭俚厾结伴。”祖母说：“记得开春以后，墨林就要做产哉，我一个人是弄勿落的。”父亲笑着说：“方才和墨林说定，在她做产以前一个月，我一定赶回来。从此不再出远门哉。”到这时候，祖母搂着我的左胳膊才松开。
父亲每次离开家，心里总是充满了矛盾。二月十八，很可能是离开甪直的前夜，他在短诗《想》中说：“想到渐渐地接近离别，心便怅惘了。”廿二日又写了《津浦车中的晚上》，他大概才过长江，可惜只为了消解离愁，别的什么也没有讲。要是把他们俩和盲诗人爱罗先珂在旅途中的对话，随便记下几段该多好呀！可是没有，我找遍了，一句也没有。这样的事，父亲是不会不记的，因而我更相信，父亲还有许多本日记，在苏州沦陷期间散失了。
父亲受北大的聘，教预科的作文，住在大石作胡同。胡同的南口斜对着故宫的西北角楼，一个小四合院，房客一色是苏州人。我父亲和伯祥先生居一间，同睡一个大砖炕；颉刚先生和新相识的潘介泉先生各居一间；只有吴辑熙先生带着家眷，大家的伙食由他照应。那时故宫和皇家园林都不开放。穷文人们常去外城西南角的陶然亭，欣赏那一片荒凉，也算做到了天人合一。喜欢热闹的可以去百戏杂陈的天桥。前门外的戏园子都是原汁原味的，鲁迅先生已作过出色的描写。几座佛寺道观，各有特色。读书人还不能不去琉璃厂看看字画翻翻书。每天课余有三位好朋友轮流陪伴，我父亲才一个月就把该去的处所都跑遍了，还跟伯祥先生靠着大酒缸，喝过几回烫得飞热的莲花白。看看快到三月底边了，我父亲把讲义大纲和学生作业整理停当，全都交给伯祥先生请他代理。对学校只说家里有要事，不得不赶回苏州处理。
父亲早跟母亲说定了，四月初到甪直，母亲把婴儿的衣服也做舒齐了。父亲回来的第三天，他们俩动身去苏州。我硬要送他们上码头，硬要他们带回来一个小弟弟。巴望了一个来月，他们乘一条快船回来了，带回来的却是个小妹妹。奇怪的是她整整小我四年，也生在四月廿四；可不像我那样淘气，母亲没花多大力气，她就来到世界上了。接生的仍旧是女医生冯哲文。
晚上无事，妹妹睡着了，祖母问我母亲：“倷二姑母长远勿见哉，身体还硬朗？”母亲说：“一点也勿曾变，还勒大同里教书。新年头上收了个寄囡，姓吴，勒大同里教体操，教跳舞。爷娘侪过世哉。相貌还端正，脾气特别好，就是呣没人家来说亲。年纪大起来哉，同事转弯抹角打听俚格心事，问俚属啥。俚总回答说凿门槛，凿扁担。大家晓得俚是勿想出嫁哉。二姑母说：‘别人勿要，我要。’就认俚做干囡。亲热得来，胜过自家养格。一见我就叫阿姐，叫圣陶‘陶兄’。小把戏生下来了，她天天做了鲜鲫鱼汤，亲自送到产房里来，还抢着给小把戏换尿布。二姑母有她在身边，倒叫我放心了一大半。”父亲接茬说：“这话不假。我只是不明白，吴小姐为什么打定主意不嫁人。如果抱独身主义还犹可。我就见过一位宣称抱独身主义的小姐，无巧不巧，碰上了一位也抱独身主义的先生，真个志同道合，不出半个月就团结在一起了。”母亲笑着说：“油腔滑调，是《礼拜六》上看来的吧？”父亲说：“你不必当真，吴小姐没宣称信奉什么主义，我倒要研究研究她到底是什么缘故了。”经过十年的研究，也可以说酝酿吧，父亲才写成了以她的生活为原型的短篇小说——《秋》。
父亲在《儿童世界》上陆续刊出童话，半年多来将近二十篇了，很受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注意。有几位朋友发表了善意的批评，说我父亲把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悲哀，过多地写进了童话，会损伤了孩子们天真和稚弱的心。我父亲写信给振铎先生，说开始未曾意识到，现在觉得非这样写不可了，怎么办好。振铎先生的回答很干脆：不去管他，这样写没有错。这桩公案，我进了小学就约略听说了；直到一九八二年前后，我帮父亲逐篇整理《稻草人》中二十三篇童话，才发觉父亲写那篇《快乐的人》，就为了正面答复朋友们的善意批评。父亲说世界上有过一个快乐的人，他生来就包裹在一层幕里。这层幕轻到没有重量，薄到没有质地，密到没有空隙，明到没有障蔽。他在幕里生活，只觉得事事快乐，时时快乐，处处快乐，样样快乐，自己快乐了还不算，还要作歌颂快乐的诗。养蚕的姑娘几夜没睡觉，脸色发灰，眼珠上网满血丝，还要背着箩筐去桑林采桑叶。快活的人把她们当作仙人，把桑林当作一片绿云，作了一首颂歌。纺纱女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刻不得休息，让自己的孩子躺在嘈杂的机器旁边哭。快活的人又作了一首诗，歌颂纱厂真个是天堂，能让妇女们也参加神圣的劳动。后来呢，有个恶神不愿意天下有快乐的人，发现还有一个他，拿根针轻轻刺破了裹在他的身上的幕，他就死了。我回过来看振铎先生写的序，原来他早就指出来了，因为这一篇正好表现了我父亲那时写童话的态度：世界上就有这么些痛苦和悲哀，要瞒是瞒不住的，不如适当地讲一点儿给孩子听。
后边的一篇是《小黄猫的恋爱故事》。父亲有点儿犹豫，说跟孩子们讲恋爱故事，会不会有提倡早恋的嫌疑。我说没关系，只有说不明白的爱才是真挚的爱；如今才交朋友就算计对方的条件，绝不会有好结果。父亲想了想说：“那也算思想工作从娃娃抓起？”我想他一定也想到了，有我们父子两代的经验可以印证。最有意思的是最后那篇《稻草人》。我硬拖着父亲去烟台出席科普童话座谈会。在火车上，父亲就考虑，在会上总得讲些什么呀。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父亲突然跟我说：“那个稻草人其实就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却没有办法和力量能够改变环境帮助别人的知识分子。”我听了心头一跳，“父亲呀，你自己怎么才知道呀！”可是我脸上没有表达出来，只淡淡地说：“是呀，我也这样想。”那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九的早晨。
话又得往回说了。妹妹至美不费力气跨进这个世界，她哪里知道，母亲和父亲先后为她扔掉了职业。谢六逸先生给我父亲来信，说待秋季开学，让他去上海爱国女学教国文。父亲和母亲商量，仍决定不妨去试一个学期再说；这个家，没有留在甪直的必要了，可也不能贸然搬往上海，不如先在苏州租几间房子住下，父亲每星期六回家就方便多了。商量停当，父亲去了苏州两天，回来说租定了钱保琮先生家的一排四间后屋，在大太平巷五十号，离卫前街不远。反正不急，慢慢地收拾起来，等稍稍凉快些儿再搬家。
徐玉诺先生在上一年初夏来的甪直，骤然间从家乡的黄土原野来到江南水乡，似乎觉得田畴云物，竹林茅屋，无一不是特地为他准备着的；他常常赤着脚独自在田塍上来来去去，敞开胸怀尽情领略。他小心地踩进插上秧没几天的齐膝深的稻田，有时偃卧在开着小花的坟头上，玩累了坐在门前小石桥的栏杆上还舍不得进屋。今年春间，他寄给我父亲一部新诗稿，题目叫作《将来的花园》。父亲说他写得不错，抒发了他对于将来的热望。可惜这部诗出版的时候我太小，还看不懂。又是去年的那个时节，玉诺先生从上海来信，说他切盼见我父亲，第二天傍晚就到甪直。我父亲按时去码头接，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很冷，脸色干枯而黝黑，上下唇的胡子长到两三分，大有苍老之气。他从我父亲手里接过我的妹妹，大手抚摩着她胎发稀疏的头顶：“这就是你们的小姑娘！”他认识了想望中的我的妹妹。
我如今实际上在当文抄公，前面这一段中所有的句子，几乎全是变着法儿从父亲的散文《记徐玉诺》、短篇《火灾》中摘出来的，小说中的“言信君”，一望而知就是玉诺先生。第二回到甪直跟第一回很不相同，他不停地说话，向我父亲和母亲诉说他的好似陷在漫天大火中的故乡和乡亲，诉说他如何牵挂年老的母亲。我不忍再往下抄了，读者诸君如果想知道，请读我父亲的那篇《火灾》吧。他急于要赶回豫西去到他母亲身边，这一回只住了两夜。早晨正下着急雨，父亲母亲都留他。他说：“雨河上也新鲜，不如走吧。要见面是容易的。”一连三年，又是这个时节，玉诺先生又来看我父亲，我们家已搬到上海了。记得父亲去上班了，他就带我去骑自行车。车是从铺子里租来的。他让我侧身坐在车梁上，翻身跨上车，背着城市，向东北方田野里的小路乱闯，在大太阳下，好像一匹脱缰的马，有无形的鞭子在背后抽着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