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人身上，都藏匿着新闻，藏匿着一些故事，藏匿着一些小说，也藏匿着一些历史。无论生在活在哪一个时代，人们身上总是延续着历史的元素，每一个被采访对象都可能成为新闻的主角，从而成为故事的主角，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成为历史的一个角色。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也会忽略。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就是要凭借想象力，帮助他们找回遗落的事情，在细节中寻找象征意味和哲学意味。在人们的生活表面之下，藏着一些更久远的东西，或者凝结成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有时，我采访完毕，与被采访对象告别时，他们一旦站起来，故事就从他们身上纷纷掉落，有一些直接掉进这部小说里，如徐婕的故事，吴国柱的故事，还有旧时买卖粪肥用锅盔作为媒介的故事。当然，《屋顶下的天空》里的故事，是我一生中各个阶段汇集而来的，当记者的这个阶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里面遇到的许多故事，成了这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构
人物的性格命运发展是形成小说结构的基础。人物的性格命运充满悬念，这也是小说悬念的意义所在。或者说，悬念依附在人物的性格命运上面，这是悬念的最佳存在方式。人物的命运脉络清晰了，小说结构的走向也随之明晰，生命力也随之产生。它们会像原始的根茎，在生活的土壤里探索，汇聚力量，最终破土而出，生长成一部小说。
《屋顶下的天空》的最初构想，是发生在一个朋友身上的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重庆市一个青年作家与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文工团钢琴演奏员相爱，他们私奔了，最终却分手了。这根粗略的线条成了这部小说的初步构想。这个构想有天真和幼稚的成分，却是这部小说的开端。二〇〇五年，我根据已写了十多万字的小说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内容是小说的男女主角叶飘与林译苇怎么私奔怎么分手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关注，他们有意将此搬上银幕。包括导演在内的工作人员来到内江市隆昌县的云顶寨（小说中的名字是天顶寨）考察，初步考虑将此作为外景拍摄地。在云顶寨小住期间，导演有了撰写另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想：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白领，厌倦了红尘的喧嚣，努力回到自己的家乡小县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根据这个构思，我写出初稿，与导演一起完成了剧本。二〇〇六年底至二〇〇七年初，峨眉电影制片厂花了一个月时间将这个剧本拍摄成影片，并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入围了美国滨江国际电影节。这样，关于叶飘和林译苇的爱情故事没能在电影里展现，在小说《屋顶下的天空》里也没有继续下去。他们在小说中随着时间成长，最终没有在感情上走到一起，然而，小说的脉络却更清楚，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也更明晰。
在小说人物性格这个基础上，面对变幻莫测、虚虚实实的大千世界，我只能采用多重结构来搭建《屋顶下的天空》这座建筑物：当代社会中一座城市中下层群体人物的生命史，是第一重结构；女主人公林译苇撰写的以叶一峰与田单岭为主人公的小说，是第二重结构；徐婕叙述的故事，把金人立等人物引入小说，是第三重结构；第四重结构是一种隐形结构：我试图让这部小说形成一幅时代画卷——我设想，画卷的前景是一些现实生活的碎片，呈现小人物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画卷的中景由爱情、战争和死亡的历史线条组成，串联起人性深处最隐秘和最敏感的部分；画卷的远景，隐约浮现出朦胧的诗意，给整部小说罩上一层柔和的灰色。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诗意是世界各民族生活的基本色调，也许，每个地域、每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各有千秋，但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诗意。在生活中，诗意无所不在，这些诗意不会被生活的碎片掩盖，而是逐渐游离到远方，形成生命的图腾。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远方，无论他们面前的苦难有多么深重，但诗意与他们始终同在——各民族的文化就是诗意的表征。一个人即便是文盲，他也置身于文化的氛围中，被诗意笼罩，被远方吸引。而远方的色彩，都是灰色的，都是相同的。越是远方，越是相同，越是灰色。灰色是生活最本质的色彩。在色彩学里，所有的颜色调和在一起，就会成为灰色；在生活中，把一个人所有的喜怒哀乐聚集在一起，会在情感世界里融合成灰色的对应物——平静。在小说中，所有的复杂性聚合在一起，会构成沉默。沉默也是灰色的，蕴含着最朴素的诗意，它是小说中人物的远方，也是小说最好的终点。《屋顶下的天空》的第四重结构是一条无形的路径，穿越所有的复杂，经历所有的喧嚣，抵达小说的终点，也让读者抵达自己的远方，站在灰色的暮霭里，面对真正的沉默。
语言
语言要抵达的目的，是大地上存在过的事实，包括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小说语言的风格最是多样化，但我偏爱含有新闻风格的小说语言，这样的语言具体、准确、简练、通俗，最能体现被描写对象的质感，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场景，能够凝结历史的碎片，让它们在时间和空间里显形。同时，我也喜欢诗的语言，它是物象之间有机化、戏剧化的神秘联系，游走在小说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之间，呈现出它们的因果关系。
一部长篇小说的所有意图，要由语言来实现。除了故事、人物、结构等要素，长篇小说蕴含的缜密的思绪、微妙的感觉等，是一部长篇小说最珍贵的部分，类似一个人的灵魂。要精确地表达它们，过多的修饰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一些飘浮不定的思绪，只能用准确的词语把它们固定在一个地方，让人们仔细观看它们。熟语和形容词因其类型化的特质，作为工具显得粗糙而简陋，无力完成这个精细的任务，描述事实的新闻语言和描述某种神秘或某种感动的诗的语言，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新闻语言的特质是细致、指向性强，能够准确地表现有形的事物，而诗的语言却可以准确地表达无形的事物。新闻语言（包括方言土话）存在于小说中的第一个层面，用于叙事；诗的语言存在于第二个层面，用于探索故事的本质。把新闻语言和诗的语言结合起来，是《屋顶下的天空》的写作要求，更是生活的要求——生活是人类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本身就饱含无限的诗意，因而，在《屋顶下的天空》里，不可避免地存在诗的元素。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这两种语言融为一体，能够清晰地展示现实和历史，又可以创造清明澄澈的意境。如果要从功能方面区分一下，那么，新闻语言构建了“屋顶”，诗的语言营造了“天空”。当然，在小说中，二者不可能泾渭分明，但各自所起的作用，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无论是新闻的语言还是诗的语言，以及它们综合而成的小说语言，与其所表现的对象总是有距离，或者说，作者选用的语言，不能绝对精准地表达自己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东西——语言与其所指之物之间并没有绝对准确的关联，这就产生了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正是产生艺术感觉的空间，是容纳语言魅力的地方——诗的语言与所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更大，所产生的空间也更广阔，可以容纳更广阔的想象力；新闻语言与所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更小，指向性更明确，所产生的空间也就更小。大小空间交错，形成新的空间——小说的语言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新闻的元素、诗的感觉、现实的碎片和历史的影像融为一体，并互相摩擦，砥砺读者的想象力和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新奇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快感，这就是审美的感觉，也是艺术的魅力产生的原因。
推而广之，语言的变形产生魅力（文学），色彩的变形也产生魅力（美术），声音的变形也产生魅力（音乐）。艺术的奥秘，有很大一部分就藏匿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
《屋顶下的天空》最终在2012年12月完成，这个过程，是小说的各种元素在新闻的土壤里生长的过程，也是自我认知和完成某种体验，向时间深处行进的过程。自我认知必须在社会的大环境里才能实现，正如庄稼必须在土壤里才能生长。
庄稼的生长也是一种认知，只不过，植物生长的力量是先天设定的，按照其基因程序的遗传密码来完成这个过程。一个人在社会中成长，也在不知不觉遵循某种预先编制的密码，这些密码，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长期的进化发展中，人们所形成的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长期积累的生命活动的信息结晶。但在生活中，这些预先编制的密码只是基础部分。一个人要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完成自己，需要接受新的信息。一本小说要在作者的脑海里成长，需要重新梳理这些密码，融合新的信息，形成新的结晶。
《屋顶下的天空》是一部从新闻的角度写就的小说，以个人的视角从现实指向历史纵深。我试图让它远离某种模式，让叙事本身从讲述变成探寻，类似田野考察。在探寻与考察中，寻找这些密码的奥秘，寻找一些还没有被理论捕捉的存在物，让它们在语言的世界里显形。我关注过去的人们在大地上行走的方式，搜集他们逝去的声音、飘零的血液、散落的骨头，把它们还原成某一阶段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人的存在，并留在文本里。但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沿途掉落的生活碎片，会被现实的光芒和历史的光芒同时照亮。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就这样我们抱着徕卡相机睡去
要将我们的梦印上镜头
然后在照片里认出我们
醒在更漫长的生命里
——约瑟夫·布罗茨基
最难猜测的不是将来的事，而是过去的事。
——俄罗斯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