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我坐在我哥的小店里。
我哥的小店，说起来你很难相信，那是在一个连小区也算不上的地方。三面的楼房围成了一个狭长的院坝，临街的一面，一扇镂空的大铁门，从左到右封住，将院子围成一只牢笼。院子里别说一棵树，就连一棵草也见不到，唯有灰白色的水泥地面，任人踩踏。
我哥用几乎免费的价格将院坝租下来，开了一家四川风味的小吃店，卖凉粉凉面、鸡翅鸭脚什么的。即使这样，我哥还成天抱怨，他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天上能掉一坨金子下来，而且最好别直接砸在地上，最好直接砸进他的怀里，这样他就连腰也不用弯了。
那天我坐在我哥小店的桌子旁。如坏牛奶一般发黄变暗的灯光里，我的目光停在了厨房一角的洗碗池边。按说我不该注意到那里，那是小店里最不起眼的地方，是小店的最底层，那里的人即使流血流汗赴汤蹈火也跟世上人无关。
但那天不同。我想首先是因为那个背影。那个背影穿着一件十分奇怪的淡蓝色短袖衫。那种淡蓝是天空最蓝时的颜色，安静中带着刺目的绚烂，还咝咝响，像有鸟群飞过。然而即使在昏黄的灯光下，你也可以看出，那蓝色经过了太多次漂洗，已泛出灰白，仿佛天空中长出了一层白霉。
后来他转过头来，脸也像漂洗过太多次了，白得陈旧，白得瘆人，而且薄透得眼看就要破掉——他的脸几乎没有肉，一层皮鼓一般绷紧在骨头上。浓眉大眼倒是醒目，悬在惨白的脸上，仿佛空屋子里点着的两盏大灯。
我问我哥，是新来的？
我哥点头。
我又问，四川的？
我哥摇头。
我想肯定不是四川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四川男人的身上有一种巴山蜀水的迂靡气息，骨子里放了香料似的，男人们多多少少带点阴柔气。
那阵子我也正忙着我的发财事业。我和我哥，我们从巴山蜀水来到海边，来到这座名叫北海的城市，我们不是来看海的。我们像两只旱鸭子扑进海里，我们扑扇着翅膀，空空地咳嗽，我们冒着被淹死的危险在海里扑腾，就足见我们的意图。
我在市中心广场的边上租下二楼的一个铺面，拼尽了身家性命，又从朋友那里借来十万块，正在筹备一个旅游品商场。
即使我忙得脚不沾地，偶尔的夜晚，我还是会来到我哥的小店。
再来的那天，男人还穿着那件淡蓝色，只是他从洗碗池边已走到了店堂里。他在招呼客人，给客人倒茶安坐。我看着他一脸的笑，在桌子间跑来跑去。他走近了，给我们倒茶，我抬起眼，狠狠地看他一眼。他不老，比我以为的年轻多了，甚至还留着孩子气，只是因为瘦，皮肤下的养料抽空了，笑起来一褶一褶，如一把纸扇。然而一旦撑开，也还是光滑，平坦。
我问他，你是哪里人？
他说，百色的。
我说，哦，老区哦。
他听不懂老区的意思，却听懂了我无恶意，干站着，干笑着。我手一挥，让他去了。
他跑起堂来十分的标新立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大概不懂得什么叫偷懒，一味地站着，巴望着能来客人。客人来了，也不管吃不吃饭，招呼人坐下，一味地倒茶，笑容叠起来，一褶一褶，纸扇一般。客人坐下了，喝着茶，也不点菜。不多时，堂子里净是喝茶的人。
我哥在一旁咬牙切齿。
客人终于走了，我哥发作起来：
我这里不是吃大户的，也不是福利院。你见了人就倒茶，你倒好，钱是老板出，你来操面子？你要是再这样整几天，这几幢楼的人都下来了，你要搞死我也不是这种搞法……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天生就跟我有仇？
男人只是站着，低着头，笑成一把纸扇。只是客人再来时，他的腿仿佛生了锈一般，摇晃着，半天挪不动步。
二
再见他时我坐在朋友的车里。车子经过市区里最热闹的路段，缓缓地开着。斑马线的中间，他牵着一个女人的手，像所有害怕城市的人那样，战战兢兢，不知道是该过去好，还是该站着不动。
让我惊异的是那个女人的相貌。那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扁平脸，比脸更平的鼻子。脸上的斑痕一块一块，乌云一般埋藏了五官。浅色碎花连衣裙，无精打采地罩下来，一路马虎，在腹部形成高潮，将裙摆远远地撑出去，像撑着一把破伞，而她整个身子看上去，也好比伞里的那根七零八落的破骨架。
但我记住了他们牵手的神情。车子开过去好久了，我还在想着他们的样子。他们手牵着手站在斑马线中间，那道如鱼脊般将马路一分为二的线上。车流，人流，滚滚红尘。他们伸出了脚，又收回去，生怕一脚下去，被城市的巨浪就此卷走，再于一个陌生的沙滩发现尸体。那是一份共同的恐惧，并由此形成了支撑；那份支撑唯有彼此，须得死死地抓牢。
我由此判断，那个看上去像他母亲一样衰老丑陋的女人，是他的妻子而不是别的。
当天晚上，我坐在我哥的店里。我问，那个人呢？我哥说，走了。
我说，哦。
我一点也不意外，只模糊地想，白天见到的他俩，该是在去找工作的路上。
事情一下子就到了危急关头。我的旅游品商场眼看就要开业了。商场装修完毕，我把所有货物的70%摆上了货架，再把30%存进商场背后的库房里，我倒退着步子欣赏着我的以蓝色为基调的海洋般的商场，欣赏着我的事业和我眼看就要到来的辉煌，一个要命的问题冒了出来：这是一幢新建不久的商用铺面，所有的店家都还没有开业。我动作快是因为我亏不起。当我把一切准备就绪时，我这才想起来：这样的一幢空楼，难道不是小偷和强盗最容易光顾的地方？
仅这一个转念就足以吓得我半死。我已经说过，为了这个商场，我已押上了身家性命，还从朋友那里借来了十万块，一旦闪失，我自己的命没了，还欠下了十万块。换句话说，一旦出事，我必须死两回才行。
必须找一个人守夜。而且这个人必须绝对可靠。必须知根知底根正苗红万无一失。可当时的我，别说这样的人，就连一个能勉强答应去商场睡觉的男人，也找不到。
我坐在我哥的小店里，我向他抱怨并非对他抱有指望。他这个小店，天黑了开门天亮了关门，他也就好比一只猫头鹰，昼伏夜出，命中注定只能在黑暗中觅食。
我一边抱怨，一边看着店堂，在桌子与桌子之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淡蓝色的身影。
哎，那个人，那个男的，穿蓝衣服那个，叫什么？我问。
他？走了的那个？姓蒙，我哥说。具体叫什么，他也说不出。
他去哪里了？找到工作了没有？我又问。
不知道，好像没有。他说，又马上道：怎么，你想找他去守夜？
他声音里的警觉我不是没有听见。别说是他，连我也感到奇怪，这样一个连认识也说不上的人，我怎么能让他去守夜？我的身家性命，怎么能托付给他？
就这样想想也是罪过。
可我还是在想。我怀疑当时的我就是一门心思要找死，或者求生。反正人在生与死的边缘只需要一根稻草，至于是求死还是逃生，他自己做不了主。
必须先对付几天。至少几天。我狠狠地说。
小蒙是和他老婆一起来店里的。那天在街上，与他牵手的女人。他微笑着走过来，并不坐下，而是先拿过我的茶杯，蓄满水，再去拿我哥的。我的眼睛跟着他转，满意地说了声谢谢。倒是我哥，目中无人的表情，看也不看他一眼。
他有些紧张，依然站着，他老婆反倒活泛多了，一边打招呼，一边搬过一张凳子来，拉他坐下，再搬来一张，自己坐下。
我开门见山，说起了正事。在说完了各项重大的责任事项之后，我说起了另一件事。
我说——我话还没出口，就发现自己很难措辞。我说，因为，因为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的投资，所有的——我不能说我的身家性命，可当时的我还真想说出来，我还想告诉他，我还借了别人十万块……我终究没说，是因为我还有点理智，得保持起码的尊严。
我说，几十万啊，那里面，都在商场里了，一旦有闪失……因此，所以，我……我们萍水相逢，应该说还算不上认识，我对你们一点也不了解，因此，所以，我……我得要一张，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我的潜台词无奈极了：如果你跑了，至少我还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你。
我吞吞吐吐咬文嚼字半天，终于让小蒙听明白了。他站起来，突然说，你等等，老板。说完拉起他老婆就走。
十几分钟后，他们回来了。他递给我一只塑料袋。我看着他，疑惑着，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打开，是两张身份证，一个户口簿。
我像烫着了一般顿时叫起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我不要你的身份证，只要一个复印件就行了。你知道，我这也是例行公事，照章办事，规矩使然——人一急，没想到冒出的尽是官话。我受党教育多年，一直以为自己冥顽不灵朽木难雕，没想到一离开组织，我的骨头里全是红的。
我稍稍冷静了一些，放缓了语气：再说，我也不要你老婆的身份证，更不需要你们家的户口簿。
我的语气里已带有责备，不能容忍他置我于不义之地。
小蒙和他老婆已经站起来，不容再说的表情。他笑着，用他那十分难听的普通话说：不是的，老板，就当你帮我们收着吧，反正这些东西我们也用不上，放在你那里，保险。
我愣了，低头仔细看，他叫蒙小兵，而他的老婆，名叫黄利明。
三
事情就这么成了。后来的好长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就因为我的一句话，小蒙竟将他的全部家底和盘托出——将那些能证明他全家人身份的所有要件抵押给我。那些证件虽不是现金，一文不值，但作为交底，作为信任的筹码，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我回报他的，只能是同样的和盘托出——交给他我的全部，我的身家性命。而我的身家性命，在当时来看，除了钱，别的一无所有。
我交给他一把钥匙。那是一把自行车链条锁钥匙。扭成麻花状的钢条上，套着一只大红塑料外套。当初买它时，我站在锁行前，问老板：哪种锁是最结实的？老板看也不看我，忙着自己的活，对着手中的一大圈铁丝说，哪种最结实？最贵的就最结实。
我说好，那我就买最贵的。
如今这把锁就用在商场的大门上。门是双开门，玻璃质地，每一扇门上各安着一只亮晶晶的大钢环。每晚打烊之后，小蒙就将自己用这把锁锁起来，与商场里的那些珍珠、贝壳、牛角、贝雕为伴。那是一派蓝色的世界，蓝柜台蓝货架蓝色的天花板，是有意模仿海洋的结果，要把一片海硬生生搬到这里来。小蒙倒是不再穿那件淡蓝色短袖，而是穿着商场里的统一服装，一件廉价的白色T恤。黑漆漆的夜色里，只有窗户上透过来一些飞蛾般的小光点，再有就是商场尽头，办公室里的橘色光晕，小蒙在暗夜里走动，仿佛海底一条警觉的小鲨鱼。
办公室的里间是仓库。仓库的一角放着一张钢丝床，钢丝床上极少有人。小蒙说他不信任玻璃门，也不信任那把锁自行车用的链条锁。我说没关系的，楼下不是还有卷帘门吗？他说卷帘门没有用的，他已检查过了，整幢楼里有三个出口。其中东端的那个楼梯通向楼顶露台的门，早已被撬坏，人想什么时候钻进来，就可以什么时候钻进来。
我说，那还不赶快找物管，老这么担心着，总不是事儿。
他说，找了，没有人管。老说修的，总不见反应。
我还在说着没关系的，该睡就睡。我看见小蒙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把链条锁，锁条的一头拽在手上，另一头垂下去，像一条鞭子随时准备抽人。然而他的眼睛却是哀伤的，不为他自己，为商场的安危。我顿时有种怪异的感觉，我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他，我现在解放了，却站去了一旁，享受着他的压力，一副旁观者的清闲。
我不再说什么，叮嘱他把门锁好，转身离开。
小蒙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因为少睡，他越来越消瘦。脑袋小得如同一只青橄榄，脸上的皮肤薄而透明，仿佛纸浸了油，透过去，可以看见骨头。他说他不光晚上没法睡，白天也睡不着。白天躺在床上，闭上眼，脑子里尽是黑影，他提着那条锁到处追，可是一跑过去，黑影没了，他扑了空。
我只有再掏腰包。先是用一把锁摩托车用的钢筋锁换掉了那把链条锁，再在玻璃门外装上了防盗网。我不是不心疼钱，我是不能眼看着小蒙就此化掉。再说开业以来，业务平顺，在一切正常生意的底部，是小蒙在那里撑着。我选对了人，就得省着用，而不能像一个浪荡子挥霍钱财那样，挥霍我的福气。
我这样做，既是让他省心，也是为自己省事。
然而商场里还是出了事。那天早上七点，我被电话铃吵醒。那尖锐的铃声在微明的空气中响起，仿佛刀子磨在石头上，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效果。我脚还没碰到拖鞋，人已经扑进客厅，抓住了电话。是小蒙的声音。小蒙的声音因为焦急，已陌生得无法辨认。
老板，出事了……
什么？我尖叫一声。跟着就明白过来，我不能急，得让他慢慢说。
但他说不成句子。他的那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加上他那些混乱的词汇——他的词汇在平常的日子里，倘不标好数码，按照顺序说出来，便时常混淆视听；如今排序一乱，所有的词汇逃命一般，一股脑儿向外挤，堵塞了大门，妨碍了交通——我咬牙切齿，只听懂了几个字：空调没有了……
我火冒三丈：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马上过来。
来到商场，我一眼就看见了两台空调。它们像两个大力士一般，各自立在商场的角落。平常的日子，它们待在角落，径直发出低而有力的轰隆声，呼呼地冒着冷气。它们像商场里所有的物件一样，既亲切又各从其事，让我熟悉得几近忽略，以至于我根本没发现今天的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