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性是如何变成罪的？
秦时，始皇帝“焚书坑儒”是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但始皇帝热心推广礼教，也是不争的事实。礼教本为儒家学说中的内容，为何去“儒”而存“礼”？
实际上，始皇帝一点都不傻：对他来说，儒家学说中除了礼教有用外，其他都是一派胡言——儒家反对武力，认为“奇兵有异于仁义”，而秦国正是依靠“奇兵”才得以兼并天下；儒家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对秦政来说真是“王道迂阔而莫为”。依了儒学主张，秦政权等于在自证其罪。所以始皇帝坑杀儒生而推广礼教，意在“买珠还椟”。而礼教被始皇帝从儒学中筛选出来加以推广，实在是政权建设的必要之举。
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东上泰山，令人刻石以颂秦德。这次活动是跟原鲁国诸儒生商议过的。颂辞内刻有“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公元前215年，始皇帝至碣石，刻碣石门以记其功，同样没忘记宣扬礼教“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公元前210年年末，始皇帝东巡至越地，登会稽山。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了。由于越地颇盛淫风，始皇帝指示在《会稽刻石》中专门撰写了一段弘扬礼教的“纠风”文字——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洁诚。
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汉时，儒术终于成为显学，高踞庙堂，并登上了自上而下强行传递的官方快车。但要把一种观念涵化为民俗，则实非易事。因此汉唐盛世时期，性风俗仍呈现出淳厚宽松的特征，甚至有点自由化倾向。汉唐之盛，可以说并不因礼教盛，但当时儒术处在显学地位，官方又大张其势地弘扬，认识上的误区便由此产生了：好像中华大帝国的鼎盛是操作礼教的结果。
至于宋代，帝王们的万世基业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崩裂征兆。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宋儒们，是最先感受到风气的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特征：“单线因果链”——一个结果来自一个原因，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他们把汉唐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王者行春秋大义，圣教化及宇内。眼下颓势的症结，自然也就是人心不古，圣教失宣了。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理学的形成，可说是势所必然。
公元11世纪中后期，程颢、程颐兄弟分别提出“天者理也”和“性即理也”的哲学命题，在洛阳设学阐释，从学弟子甚众，形成所谓“洛学”。程颢主张“物我一体，忘其内外”，主张“识仁”、“定性”。他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修养，对理学中的陆王“心学”有极大影响。程颐和程颢一样，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但他同时提出了“阴阳之气”，并以之与人性相联系，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他的学说开创了以后理学中的朱熹学派。
认真说起来，二程在哲学上并无惊人建树，且自甘于扮演儒学二传手的角色。程颢曾大言曰：“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他认为程氏兄弟的创造在于“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然而，二程最终留给后世的“学术成果”，是他们对礼教走火入魔的推崇，是他们首创以“礼”杀人。儒学中最生动、也是最有价值的人文精神——仁，自此开始被阉割了；理，被骤然放大了；欲，成为罪恶的渊薮——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者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
（《二程粹言·卷二》）
与早期儒家经典相较，“欲”被程子视为害人的罪恶，大大超过了欲是人的天性，需要对之善为节制这样一种限度。兹以《礼记·乐记》中关于“欲”的论述为参照，看程说对儒学的“发展”——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
很明显，早期儒家强调对“欲”的调节，反对无节制地纵欲，并无视欲为罪的意思。由此引发的理、欲之辩自宋儒开始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至于朱熹，已到了人性与天理誓不共存的地步——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朱子语类·卷十三》）
说到人欲之大者，莫过于男女私情，这自然就成为首先要灭掉的人欲。如果并非为了私情，而是关乎生死的涉性问题该怎么办？这有点像淳于髡就教孟子的“嫂溺”问题——孤立无助的寡妇能不能再嫁？程颐像个冷血杀手般论述道：
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
于是程子为理学铸造了一柄寒气逼人的屠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孟子说见嫂溺不救的人是豺狼。程子却认为，宁肯饥寒而死也不能再嫁失节，可见理学与早期儒学间已拉开了多大距离。道学家所谓“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倒是不假：多少中国女人此后便死在这柄屠刀之下。而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已到了要消灭人性的偏执程度，当看做是理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小程以冷面煞星的面孔对女人，大程却以温和的方式让女人没有灵魂，把她们当做无生命的“物”。有一则二程与青楼女子相遇而态度迥异的逸闻，足见兄弟俩“风格”的差异——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程颐）见妓，即拂衣而去。明道（程颢）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宋艳·卷一》）
二程中谁修炼功夫更深？或者说谁更虚伪？当推大程无疑。一方面他在那里“尽欢而罢”，另一方面又声称“心中原无妓”，说是根本就没把她们当成东西！因而，“大程心中无妓”在士林中成为美谈。对此，清人袁枚算是看透了的，他在《子不语·卷十一》中借妓女之口，将道学家痛快淋漓地讥刺了一番——
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淫虽非礼，然男女相爱，不过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间他罪难忏悔也。
若按袁枚之说，大程如果心中确实无妓，则应为禽兽；如果假装心中无妓而心实有所动，则属人而模仿禽兽。小程对妓怒而回避，是强制自己心不动，实为努力把自己由人转化为禽兽。除非二程天生不具备性功能，否则袁枚就是对的。
宋儒中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朝廷大员张。此公自号乖崖，为人严峻。宰相寇准曾向其讨教，张应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回家翻《汉书·霍光传》，才知道张是在讽刺他不学无术。时李顺在蜀造反，张受命往四川督军，并收拾残局。就是这位严峻的张乖崖，在四川任上留下了令道学家钦慕不已的性闻，事见宋人刘斧《青锁高议》；《厚德录》亦载其事——
张忠定公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侍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仍处女也。
因为当时蜀地形势险恶，“寇略之际，民多胁从”，遍地暴民，以致王继恩、上官正所统率的皇家军队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在那里“顿师不进”，谨慎观望。这种情况之下，张公不带女眷“单骑赴任”，一点也不说明他清心寡欲。而侍候了他四年的婢女，归还其父母时，“仍处女也”。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面对侍姬，张“中夜心动”，备受欲火煎迫，不得已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暗自谴责自己“张小人！张小人”，终于把握住了自己。另有一种说法就有点煞风景了：张并非不近女色，而是性趣味略异常人，喜欢肛交。因此，出婢时“仍处女也”。据说这是从他的侍姬中悄悄泄露出来的。
如果张公好“后庭花”之说属实的话，那么清人纪昀述及的一位河南致仕还乡的官员，则正好跟他凑成一对——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余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其在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耳，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媪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生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创，古所未闻……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
这位致仕还乡的老爷还算坦率，向朋友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自己无法做到绝欲，但害怕与幼妾性交生子；玩男人则又害怕妻女反被男妓所勾引，不得已而出此颠倒乾坤的下策。这只是此公私下向朋友吐露的隐私。可怜那些从他府上娶了出嫁婢女的人，见新娘尚且处女，还阴颂其德，一般贫穷人家，父母竟非常乐意将幼女卖予他使唤！
峨冠博带的硕儒虚饰矫情，活得很累。一般士人活得更累。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载：“李刚主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其妻交媾，必楷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这位崇拜朱熹，潜心研读“正心诚意之学”的李夫子，跟妻子性交都小心翼翼坦白交代，并特别强调这活动属先儒认可的“居室人伦”范畴，无淫邪动机！
明人陈献章每次打算跟妻子性交，事前必先请示老母：“献章求嗣，请示裁夺……”要他妈同意了，他才敢跟老婆上床“行事”！而其意欲性交的理由是“为了下一代”。一顾姓朋友听说这事之后大不以为然，讽喻他说：你妈是寡妇，这种事如何能说给她听？陈于是大窘。（事见《古今谭概》）唐人薛昌绪则不是向妈请示，而是书面向妻子请求性交，由丫环转达的请示报告上写道：“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引同上）理由同样是“为了下一代”！
可见，性，已经渐渐蒙上了“罪”的色彩；性活动没有被完全禁绝，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已。
宋儒先是倡明礼教，于理、欲之辩中放大“理”；理学兴，继而由兴天理、灭人欲导出“万恶淫为首”，终致走向全面的禁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