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固定且正式的伙伴如美国的通讯卫星公司，联邦房地产协会等。这些公司履行政府所要求的特定的管理职能，政府合作部门则在土地征用等方面给其“伙伴”以某种形式的优惠。非固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则采取核发许可证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等形式，要求私营公司提供特定的社会服务。
4.公共服务社区化具体措施如鼓励各社区建立公益事业，如养老院、残疾人福利中心等；政府机构如社会工作部门、警察局出面组织邻里互助、街道联防等，以改进社会服务或控制犯罪活动。
公共服务社会化无疑提出了一个在维持一定职能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实现政府机构和人员消减的有效途径。此外，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财政支出，利用市场对公共机构形成竞争压力，也是各国政府热衷于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原因。
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组织机构改革，权责关系的调整，人事制度的改革，管理方法和技术改革等方面，其目的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效益和服务质量。当代改革的最显著特征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倾向，即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人员和管理理论、原则、方法、技术来“重塑”政府。具体来说，改革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1.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新成果，建立完善行政管理信息系统，包括决策支持信息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前者如各国政府诸部门建立的多样化的政策信息系统和政策方案分析选择系统，后者则以英国的部长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lon System for Ministers）最为著名。
2.分权与权力下放分权与权力下放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涉及到中央政府部门内部上下级关系。后一方面又是当代行政改革的热点，其中最激进的当属英国的“下一部行动方案”（The Next Steps）和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两者的共同之处是把部内的中下层组织转变为具有独立性质的单位，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被赋予了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极大自主权。这一改革实现了上下级关系由直接隶属到合同关系的转变，上级对下级控制由着眼于工作过程到着眼于工作结果的转变，体现了决策与执行分离和分权制度化的趋势。
3.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改革现代管理信息系统所形成的规范化的直接的沟通渠道无疑降低了中间管理层次的中转作用。因此，伴随着种种分权化努力，政府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不同部门的层级结构趋于多样化；中间管理层次减少；幕僚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并被削弱；上下级权责关系及控制方式相应改变。
4.公共人事制度改革70年代初，美国全国公务员联合会主席宣称：公务员制度是作为恩赐制、分肥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其主要目的是保障社会公平。然而“当今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生产率和效率，……在这些方面，公务员制度显然失败了。”这一看法预示着公务员制度的重大变革。二十年来，西方公务员制度确实在经历一场“静静的革命”，传统公务员制度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核心特征正在被动摇：1）由于合同用人制的推行和独立核算中心（或公司）不受现有文官法规限制的用人制度，公务员的永业原则已名存实亡。2）政治中立原则受到严重挑战。撒切尔政府以提高文官的政治敏感性和响应性（political sensitivity and responsiveness）为名，加强对高级文官的政治控制，导致高级文官政治化。美国国会两院则以政治中立使公务员成为政治上的二等等民为由，两次通过了公务员政治权利法案。3）独立管理原则被动摇。公务员选拔录用晋升方面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政务官或行政部门手中，独立文官管理机构的权力被削弱，有的甚至被解散。随着上述重大变化，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人力资源开发、公共部门劳工关系、代表性官僚制（representativebureaucracy）、公务员激励机制等方面。
5.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机构形象指导思想上强调顾客取向（customer orientatlon）和服务对象为中心，具体措施如：1）公共服务提供小规模化，打破传统划片服务的办法，从而给公民提供“用脚投票”即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2）在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期望“顾客主权”能形成对公共机构的压力；3）推行公民参与管理，并借用“市场检验”方法，定期广泛征求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公民宪章”（Citizen‘s Charter）运动，它体现了明确的服务标准、公开性与透明度、礼貌服务、公民自由选择、完善的投诉受理机制、“金钱的价值”（Value for Money）等六个特点，被认为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
6.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工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一方面，通过各种方法，吸引私营部门管理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或兼职。另一方面，大力引进私营企业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如绩效评估、全面质量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以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和整体绩效。
五、本书的内容结构研究框架的确立
对当代国外行政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确定一个适当的研究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对本书的内容结构做简要介绍之前，有必要对内容框架确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处理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考虑因素做一简要说明。
1.比较方式的选择行政体制和行政改革的比较研究可以采取国别比较和主题比较两种基本方式。国别比较（country by countrycomparison）首先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比较内容框架（即行政体制或者行政改革的某些方面），然后围绕这些方面分别对有关国家的情况进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国别比较的衍生方式是模式比较，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不同的国家组（这些国家组构成独特的行政模式）进行比较。主题比较（theme comparison）则首先确定明确的主题（如行政体制结构、权力关系、人事管理等），然后围绕这些主题对有关国家的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简单地说，从研究成果的展现形式上看，国别比较都是以国家（或模式）来分设章节的，而主题比较都以主题来分设章节。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别比较很难说是真正的比较研究，因为它仅能提供框架和基本素材，需要读者自己进行比较和判断。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应该采取主题比较的方式。但是，主题比较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读者对有关国家的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否则，研究结果很难为读者所了解和把握。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历史上看，比较研究一般都遵循了先国别比较再主题比较的路子。
鉴于当代国外行政改革还处在发展和动态变化过程中，考虑到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且读者对有关情况了解相当有限，本书选择了国别和模式比较相结合的方式。
2.模式（国家组）和国家的选择国别和模式比较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组和国家的选择。
国外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把世界各国的行政体制划分为不同的传统或模式。作为对当代行政改革而非行政体制的比较研究，本书选择了三大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达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改革，以发展为目标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行政改革。
转轨型行政改革和发展型行政改革将采取综合讨论的方式，即概括介绍和总结行政改革的动因、历程、主要措施、实际效果，没有选择某一或某些国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行政改革，我们选择了英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3.研究重点的选择对于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我们不仅选择了三个国家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且研究内容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侧重：
英国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政府部门内部的理性化改革；美国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缓和规制，包括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和政府部门内部的非管制政府模式；日本的经济体制被认为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因此，对当代日本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突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探讨新环境下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适应性及其发展趋势。
之所以选择综合讨论和重点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是解决全面性和深入性的矛盾。面面俱到的讨论难以深入到具体细节，而具体细节方面的介绍和讨论或许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其次，由于当代国外行政改革在总体方向和主要措施上存在趋同的趋势，因此，面面俱到的讨论虽然以牺牲深入性和细节讨论为代价，并不一定能取得所期望的多样性的结果。
在所确立的研究框架中，我们对转轨型行政改革和发展型行政改革将采取综合讨论的方式，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行政改革则给予重点讨论。这样做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就行政模式发展的未来趋势而言，新的后层级制行政模式是以经济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发达国家无疑最先体会到传统行政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具备新旧模式转换的最佳条件，其行政体制改革也最能体现新模式的特点。其次，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行政体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而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新行政体制，正是原计划经济国家行政改革的努力方向。因此，从实践上看，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行政改革也许对我国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第三，发达工业化国家是当代行政管理新理论、新观念、新战略的主要发源地，不仅其改革措施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和逻辑一致性，而且改革的方向和主要措施对其他类型的行政改革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自觉的学习和借鉴过程还是被强加的结果。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选择英国、美国和日本作为重点对象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其次，英、美两国行政改革的力度较大，比较激进。英国教授福林曾把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相对稳定型改革模式，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另一种是激进改革模式，以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的某些州政府和（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为代表。激进型行政改革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国家的退缩，即缩小政府活动的范围并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这样，美、英两国就成为激进改革中两个大国的代表。第三，日本的行政改革当然不属于盎格鲁一萨克逊式的“激进管理主义”改革，但日本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具有独特性。如上所述，选择日本行政改革的目的是探讨新环境下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适应性及其发展趋势。
当然，本书内容框架的选择并不完全是理性权衡的结果，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然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主观因素包括作者的兴趣、知识积累、外语能力等，客观因素主要是信息资料获取的难易程度。换言之，上述研究框架和重点的确立既有自觉选择的成分，更是主、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