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多角化投资与合并规制的目的在于规制不正当的内部互补行为，但这种规制会封闭企业经营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途径，因而成为产生低效率的原因。
4.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效率取向的行为选择
这首先表现为规制对许多有生命力的企业项目的无情扼杀。舒尔兹在他的文章中用一个例子对此做了逼真的描述：“索亥俄公司要敷设一条管道，把石油从西海岸输送到内地。从1975年开始，该公司同140个各级政府单位和私人机构打交道，以搞到必需的700张许可证和得到政府的批准。50个月以后，到了1979年3月，该公司在无奈之中只得决定放弃这些工程。在这段时间内，公司耗资5000万美元，费尽心机也只能得到所需700张许可证中的250张。
到这家石油公司放弃工程时为止，它为了办理批准等手续，每个月要花100万美金，这项工程到底还是被政府的规章扼杀了”。其次，它表现为对长期投资的打击。因为与一项投资事业的未来利益有关的管理多变越是严重，企业所得到利益的折扣也就越大，结果必然是投资偏向于短期。
正如舒尔兹所言，只有政府才能从事长期能盈利之投资的命题，“只能说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现状。而这种不得人心的局面并不是市场造成的……相反，是政府造成了不必要的管理多变和风险，其中包括未来价格控制和利润控制的风险”。最后，规制造成了企业过多投资的倾向。
这是阿巴契和约翰逊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一模型对规制当局和主张规制的经济学家的冲击不亚于俘获理论。传统的规制观点认为，在平均成本收费形式下，公正报酬管理的方式以及使公共报酬率接近长期利率的做法是公平合理的，但阿巴契和约翰逊模型却指出，在这些做法下，被规制的企业不是选择成本最小的投资组合，而是选择需要过多资本的投资组合。
5.对企业造成的直接损失
在一部研究国家作用之发展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中，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威登博姆认为，从1967年到1974年，国家干涉使私人企业承受的负担增加了50%。这些损失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A.规制滞后导致的损失。在包含有定价机制的经济性规制中，规制滞后是导致损失的重要原因。因为规制价格一旦确定，往往会维持相当长的时期，而不管这一时期市场以及产品成本的变化。在通货膨胀盛行的年月里，规制价格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而易见的。
B.企业为遵守有关的社会性规制而付出的代价。据估计，在八十年代初期，美国企业为了遵守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方面的规章条例，需要多花费1000亿美元。例如，根据《空气洁净法》对汽车排气量规定了严格的标准，企业不得不增加大量费用，制造废气控制装置，使汽车成本大大提高。
6.对消费者的影响鉴于规制主义者都倾向于以保护公众利益
作为自己主张的依据，反对规制政策的学者们除了关注企业在规制政策下的尴尬处境外，还将注意力投向规制政策对消费者的影响。在俘获理论成立的情形下，规制机构和受规制者对消费者的共同剥夺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企业的浪费和无效率至少部分地以成本叠加的方式由消费者承担，而政府规制机构庞大的财政开支的负担者，毫无疑问主要也是消费者。正如威登博姆所言：“该转移（由自由市场向规制经济的转移）损害了公民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了更多地消费某些官员认为他们应该消费的东西，他们得缴更重的赋税，付更高的价钱，而只能得到少于自己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如果说这一论断有些冒险的话，那么，乔丹在《美国航空系统的管理》一书中所做的大量研究则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实证论据。他指出，西南太平洋航空公司由于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地域广大，生活水平高，其规模完全可以与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相媲美。与其他航空公司不同的是，它的航线仅限于州内，因此可以免受民用航空委员会的规制而被作为竞争市场的典范。乔丹所做的比较研究指出：“首先，空运价格比美国其他各州低30%以上。其次，西南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平均满载指数是航空业中最高的（因此，它的每公里乘客的”成本“是最低的），它的财政赢余最高，效率最佳。最后，尽管西南太平洋航空公司控制着加州90%的市场（自从它和加利福尼亚航空公司合并以后），但是它并没有滥用这种近乎垄断的地位（原因是其他大航空公司的存在不断威胁着它的业务活动）。乔丹还指出，西南太平洋航空公司表现出了适应需求变化（对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极大灵活性。”另外一名学者伊兹的研究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指出“所谓为公众利益而施行的管理，事实上补贴了乘客中比较富裕的阶层，这些人经常乘坐飞机，但是却很少自己掏钱（实业家、国家官员），为这种补贴付钱的是地位较低微的公众，他们不那么富裕，不常乘坐飞机，而且必须自己掏钱（旅游者）。”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产业如电气、通讯、银行等领域中，规制所带来的有关非预期后果的讨论。篇幅所限，恕不展开。
除了以上关于规制自身的检讨之外，其他一些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的变化对促成70年代中期开始的反规制运动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篇幅所限，这里仅作提及而不加以详细展开。
1.对自然垄断问题的理论突破这主要归功于“存在进入威胁的竞争模型”即PCMs（Perfectly Contestable markets）模型。该模型认为，自然垄断的行为可以处于这样一种均衡态：即进入是自由的但不会发生；由于进入威胁的存在，现存的垄断者只能按平均成本定价而无法攫取过高的垄断利润。
2.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讨论这主要归功于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产权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派别的兴起以及他们的不懈努力。公共选择理论的实质是“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它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能构成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充分理由；在产权学派看来，市场自身的缺陷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己来解决。
3.技术因素的作用技术上的进步使得许多行业失去自然垄断的性质，因而失去规制的依据。例如在电信业，“微波传输和数字化电子技术完全结束了规制经济时代，使得联邦通讯委员会难以维持其规制”。
总之，到70年代后期，“美国的规制压制技术革新，姑息无效率性，引起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升，发生严重的资源无效率的配置，引起成本推动型那样的无益竞争的扩大，拒绝采用在竞争市场中所提供的收费多样性和质量选择。70年代初这些想法在没有偏见的研究人员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学术思想的作用在这场改革中是不容低估的，正如阿特舒勒所言：“放松规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性分析并推翻根深蒂固的政策体系的范例。”②这一评价尽管有所夸大，但是学者们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要使放松规制的立法建议被国会接受，必须以有关的学术发现或分析为基石；2）学者直接参与了放松规制进程；3）学者们在促成普遍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学者及其思想在放松规制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学术批评并不能直接导出政治行动。放松规制改革从本质上讲仍是一个政治过程。关于规制的学术讨论自50年代开始，至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规制无效和规制有害的命题就在学术界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似乎直到1975年，放松规制仍然只是一种缺乏政治支持的学术思想”。
可以说，规制改革的理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只是在等待一个合宜的政治契机。这一政治契机在70年代终于到来，这就是宏观经济的危机。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通货膨胀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敌人。政策制订者们到处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药方，却处处碰壁。在1974年福特总统召集的会议中，没有人认为规制改革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规制改革的确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而且不损害经济其他方面的观点却成为与会经济学家的共识。几年前，经济是如此地充满活力，以致于规制的负向效果看起来微不足道，而且是短期的。在衰退的经济中，这些负面影响突显出来。保守主义者迅速掀起反规制运动。原先致力于增加社会性规制的消费者运动也转向反经济性规制的阵营。
一大批受自由主义熏陶，持有规制无效或规制有害观点的学者担任政府要职。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福特总统在政府，参议员肯尼迪在国会，几乎同时迈出了放松规制改革的重大步骤。
放松规制的过程
放松规制在英文中是“deregulatlon”。这是一个涵义极其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指规制法案和规制手段的废除，而泛指一切放宽企业自由活动空间的规制法案的修订以及规制手段的改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许多学者认为用规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词来描述美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政策变动更恰当一些。具体说来，放松规制一般有如下形式：1）将对某一行业的全部规制——也就是说，对价格、进入、退出以及商业空间等诸方面的控制——统统取消，使其完全受自由市场和竞争法则的支配，如1984年对卫星广播产业和航空业的放松规制。2）规制的放松，即使规制更加富有弹性。如在价格规制方面，以区间浮动的价格规制代替完全固定的价格规制；在进入规制方面，不再有严格数量的许可证限制，而是规定，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职业能力和金融支持即可进入。典型的例子是卡车运输业及银行业。3）对某一产业的特定部分放松规制。比如在电力部门，发电的一个或几个阶段以及电力输送等环节，可能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必须受到适当的规制；而其他一些环节，则可被视为完全竞争，因而是不需要规制的。
不管哪种形式，放松规制的目的总在于回归市场，将竞争的权力还给企业，并努力促使企业在更公平的基础之上展开竞争。换言之，以前的规制使得一些企业人为地处于被歧视的或不利的地位，而放松规制则是力图使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
美国放松规制运动始于福特总统的任期，在卡特和里根总统的任期之内达到高潮。卡特任内的放松规制以立法手段为主，而里根总统任内的放松规制则以行政手段为主。
公允地说，某些放松规制的举措，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出现在通讯和广播等产业。但是，其原因都是因为技术革新破坏了当时的规制体系，因而是被动为之的政策变动。
作为政府主动为之的放松规制改革始于福特总统。1974年，福特召集有关的经济专家举行会议，商讨反通货膨胀的应对策略，但几天会议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放松规制或许有助于降低价格水平，而同时不致产生其他的负面经济影响。
几个月之后，福特总统开始将放松规制提上议程。之所以将1975年视为大规模放松规制运动的开始，是因为在这一年的5月旧，美国政府取消了证券市场股票委托手续费的有关规定。在此之前，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制是把股票委托手续费固定在一定水平上，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随后的议会立法将其改为按需求动向来决定，从而注入了更多的竞争精神。与此同时，参议员肯尼迪从另一个政治和价值视角——即经济性规制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这些消费者又正是议员们必须讨好的对象——开始了对规制政策的批评。肯尼迪在国会召集了有关的听证会，并推动国会将放松规制的改革列入议事日程。
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鼓吹积极政府的古老论调再也看不到踪影。无论是福特总统还是与他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卡特，都坚决地批评“大政府”观念。福特说：“政府所应该做的，是使竞争更加繁荣、而不是压制竞争，它应努力为私人企业寻求更大的自由空间。”卡特竞选总统成功后不久，便加快了放松规制的步伐。首先是航空业，1977年，他签署了放松航空货运修正法，并任命卡恩为民间航空委员会（CAB）主席，进行了大幅度的放松规制。以前，在新企业加入的申请方面，关于公共利益必要条件论证的认可申请，需很长时间，实际上新加入是很困难的。为此，甚至连已有执照的运输业者也很难加入到需求量大的线路上来，从而不能形成有效的运输线路。还有，由于存在收费规制，因此不能鼓励企业去提供多种高级服务。据1977年的修正，凡在特定的线路上有事业许可的事业者，都被自动地认可为可以加入新线路，取消了对新企业加入的限制。此外，也取消了收费规制。该修正法的实际效果是显著的，1978年新加入的公司有75家，1979年加入的公司有93家，1980年有61家。而且收费水平也有所下降。自此之后，卡特任期之内，通过天然气政策法（1978），公共事业规制政策法（1978），国际航空运输竞争法（1979），斯泰加茨铁路法（1980），汽车运输法（1980），消费品运输法（1980），通货规制法等一系列立法举措。大大放宽了在天然气价格、石油价格、汽车运输、铁路运输、电力电话设备、银行等领域的规制，使这些行业的竞争更加活跃。卡特任内放松规制的改革是以立法手段为主的。事实上，放松规制的立法改革几乎全部发生在卡特任期之内。在1977年以前，国会几乎什么都没做，而在1980年之后，仅有三项放松规制的法规获得通过：1982年的公共汽车规制修正法，1982年的加恩一杰曼储蓄金融机构法和1984年的电缆电信法。
里根是一位有名的保守主义总统，“他厌恶规制的程度，可以与撒切尔夫人痛恨公营企业的程度相媲美”。与卡特政府相比，里根政府的放松规制具有鲜明的特色：较多行政推动，较少立法举措；重点在于对历年的规制条例进行全面检讨和重新整理；加大对新订规制条例的审查力度；对规制机构自身的经费和人员编制进行改革。
里根上台伊始，就在1981年2月17日发布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对工商企业活动管理规章的改革订立了五条政策原则。随后，总统下属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根据这五条原则又制定出供改革实践遵循的十项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