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滚滚向前的长河，从古流到今。远古的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无比辉煌的灿烂的文化，似一颗颗璀灿的明珠，照耀着远古的黑夜。古华夏文化，古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文化……她们都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一页页，那一幕幕，你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祖先怎样在那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凭着勤劳的双手，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一、亚洲文化的起源：古代华夏文化
自古以来，在欧亚大陆东南部广袤的大地上，生息着一个后来称之为“华夏”或“中华”的古老民族。它所创造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之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课题。诚如已故夏鼐先生所说，它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本书的任务，自然不是要作考古学的研究，而只是综述一下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以便使读者对这个问题能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1.人类亚洲起源说人
类的发祥地究竟在哪里？对此，国际学术界大抵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非洲。此说的最大根据，是1959年在非洲坦噶尼喀湖地区发现了被命名为东非人的南方古猿的头骨，以及1960年在同一地区发现了被命名为前东非人的遗骸。后者作为开始制造工具的最早的猿人，至少在150万~200万年以前，已开始了由猿向人的进化，因而被视为人类真正的祖先。二是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亚洲，此说因我国境内连续发现猿人骨骼及化石而获得了有力的证据。
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为解决人类起源这一世界性课题作了不懈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属于直立人的北京人、蓝田人和元谋人的遗骸。根据古地磁学的测定，蓝田人距今约80万~65万年，元谋人距今约60万~50万年，而北京人则距今约46万~23万年。这说明，古老的中华大地，很早就有人类的祖先在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继1976年在云南禄丰县发现腊玛古猿下颌骨之后，1980年和1981年冬又发现四具这种生活于1000万年以前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似人化石。据认为，这是人类和现存猿类的共同祖先。这个新发现为人类亚洲起源说提供了新的论证。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界在各地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中华大地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
从人种学上说，已发现的陕西大荔人等早期智人化石，保留着一部分与北京人接近的性状。
而属于晚期智人类型的华南柳江人和华北山顶洞人，则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我国居民的体质形态形成明显的承续、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在蒙古人种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就日益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传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细石器的雏形，其年代现在已可上溯到2800多年。从旧石器时代末叶至中石器时代，典型的细石器盛行起来。黄河流域成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源地，这种传统向北扩展到东北、内蒙古、新疆一带，向南则分布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从而对广大地区的远古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新石器文化：文明的孕育众
所周知，“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在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一词指称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
经过所谓“新石器革命”，人类由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攫取性经济转向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性经济。这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次飞跃，它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考古学界在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时，首先将视线投向了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
根据考古学的划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时代和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的龙山文化时代。而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中，可以说已经具有了文明起源的因素。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着中华文明起源的诸多因素。近年，考古学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屡有新突破。从一系列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湖南道县玉蟾岩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发现1万年以前的水稻谷壳，经农学家做电镜鉴定，认为1993年发现的稻谷壳是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而1995年出土的稻谷壳则为栽培稻，兼具野、籼、粳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过程中的栽培稻类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实物标本，它也是我国先民在长江流域开始农耕生活的早期遗存。至于1万年以内的史前栽培稻，在长江中游、下游有一连串发现，例如：距今8000~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距今7000多年的洞庭湖皂市下层文化、鄂西城背溪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大地湾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址，等等，都有稻谷遗存。而距今4000~7000年间，稻谷的发现则更为普遍。在已发现的各地110多处史前栽培稻地点中，长江中游、下游占86处，既有粳稻，也有籼稻，极具说服力地证明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
与长江流域不同，黄河流域则是我国粟类作物的发源地。在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遗址，以及稍晚的北辛文化遗址，都发现粟类遗存。磁山遗址的88座窑穴中的朽粮堆积，估算储量竟达5万公斤以上。而裴李岗文化许昌丁庄遗址发现的粟粒，已接近现今种植谷种的水平。无论是种子的优化程度，还是一个聚落的储量，都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粟已是一种有着相当成熟的种植经验的农作物，其栽培史显然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由此亦可判断，黄河流域是粟类作物驯化和栽培的发源地。
中国史前农业以栽培水稻和粟类为主。与此相联系，中国史前农具亦有自己的特色，即以耒耜为主要耕作工具，以石镰、石刀为主要收割工具。至于家畜的饲养，北方主要是猪、狗、鸡和黄牛，南方主要是猪、狗和水牛。其最早记录均见于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诸文化遗址。人类文明生活中所饲养的主要家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不仅在中国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它们的野生前代遗骸，而且其中多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即已相当普遍地被饲养了。事实说明，中国史前农业与西亚是不同的。西亚早期农业以种植大麦和小麦为主。西亚使用的收割工具是镶嵌细石刃的镰刀；而主要家畜则是山羊、绵羊和黄牛。总之，中国早期的谷物和家畜品种、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及农业聚落的分布和布局，无不表明中国史前文化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由前仰韶文化演进为仰韶文化。例如，本世纪50年代发现的半坡遗址，已成为仰韶文化早期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仰韶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同时，半坡早期等仰韶文化典型聚落显示，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间，氏族制度已达到鼎盛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农畜产品的积累，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各地都呈现出社会分化的明显迹象，并且最终导致了氏族制度的解体。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约当公元前3500-前3000年，即有快轮制作的小件陶器；至其晚期，即公元前3000年以后，已出现了快轮成形的大型容器。后来，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极盛行，尤以蛋壳陶的工艺水平最高。
这样，在长江流域，以河姆渡文化的南方水稻农业为代表，在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半坡）的北方粟类农业为代表，差不多同时形成了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两大中心。
正是这种以“南稻北粟”为特点的独立的史前农业文化，为中国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龙山时代：中化文明的诞生新
石器时代诸多文明因素的持续积累，终于在龙山时代出现质的飞跃，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诸类型、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等等，中华大地的多种文化交汇、融合，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考古研究的成果证明，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
从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看，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分化日趋激烈，原始氏族平等一致的原则遭到摈弃，社会成员分裂为贵族和平民，贵族中又分成地位高低不等的级别，少数贵族统治着占人口80%以上的平民，从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层社会结构。与之相应，在龙山时代，作为贵族等级制度观念形态集中表现的礼制也已形成，并成为规范贵族行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分配与再分配的法则。这种礼制，在葬制方面反映最为典型。龙山时代的墓葬类型，呈现明显的分化，除了大、中、小墓的多层次等列外，还出现超大型墓。大型墓，多使用体现墓主生前权力与地位的木椁以及由玉石器、漆木器、特殊陶器构成的前铜礼器群；不同等级的中型墓，也使用与墓主地位一致的礼器，并逐渐形成以大墓为主体的上层富有家庭墓区。此外，宫室、宗庙等礼制也相当突出。礼乐制度作为中华文明的要素和固有特点之一，是与中华文明一起诞生的。礼乐制度的核心，是贵族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尊卑贵贱、上下隶属关系，建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原则。因此，礼乐制度的确立，实际乃是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
龙山时代还具备了文明的又一要素：都市及大型聚落。在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发现了多处龙山时代的城址。经过确认，至少有20多座，面积从1万至100万平方米不等，以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者居多。着名的城子崖古城，面积20万平方米，在城外方圆20余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0多处龙山遗址。有趣的是，城子崖并非一座孤立的古城。从城子崖往东北，又有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等几座古城，各相距40~50公里，每座城似乎都处在附近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以城为中心的聚落网。与此相类似，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湾、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和湖南沣县城头山等5座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似乎在这一地区也存在一个以城为中心，而又以石家河为最大中心的聚落网。除了城址，一些没有城墙围护的大型聚落，亦具有某一地区中心的性质，此可以良渚文化聚落遗址予以说明。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大致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的中心聚落，是以余杭莫角山为中心的遗址群。这是一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高出附近地面5~8米，其上又筑有三处较小的高台，并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经过火烧的土坯和大型木构遗存，是一处巨型宫殿、宗庙建筑群，抑或大土台本身就是一处台城遗址。而以莫角山为中心的34平方公里范围内，有50多处遗址，其中，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贵族墓地出土过大量玉器。例如，邻近莫角山的反山墓地已发掘11座墓，出土玉器达1100余组件，合3000多单件，可能是王室陵墓。次一级的中心聚落，分布在太湖周围的武进寺墩、昆山赵陵山、吴县草鞋山、青埔福泉山等20多个地点。寺墩遗址中部筑成土台，周围有壕沟环绕。这一级中心聚落大多有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随葬品有玉器、精致陶器；赵陵山、福泉山且有殉人。葬制以及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和花纹，与余杭良渚一致，只是数量和精美程度有差别。如玉器上的神徽图像，良渚有繁简两种形式，而其他地点往往只有简化形式。第三级聚落则是一般村落遗址，居址附近有公共墓地，大多只是随葬陶器、石器的小墓。论者依据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差别指出，良渚文化社会是一个“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并且推断：“太湖良渚文化分布区已形成一个具宗族、政治、文化紧密联系的国家实体，即良渚方国。”中原陶寺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其大墓不但随葬品丰富，且有鼍鼓、特磬、土鼓、蟠龙纹陶盘等王室重器。在其周围2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陶寺文化遗址60多处，十分密集。遗址面积多在1万至数万、10万平方米，个别达数十万至一二百万平方米，聚落间亦显示出等次性。总之，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一般构成网状三级结构，似乎已经形成具有政治、宗教统辖关系的“都、邑、聚”格局。
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都、邑、聚”三级聚落以及都城性质遗址中宫殿、王陵、其他礼制性建筑和礼器群的存在，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不同文化区内，以各种史前文化类型为特征的众多早期国家已经形成，这同史籍记载的黄帝至尧舜时期“万邦”林立的情景若合符节。毫无疑问，中华大地在龙山时代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但中华大地上各文明起源中心并不彼此孤立，相互封闭。自仰韶时代以来，各史前文化区系间已有频繁的接触、碰撞、交流、渗透，并且呈现互相认同的演进趋势。这种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认同，在龙山时代达到高潮。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陶寺文化，包含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甘青高原广大地区的多种文化因素，成为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由于黄河、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辏中原，致使中原最终处于铸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中枢位置，并且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的中心。
在龙山时代，我国已有铜制品和铸造工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从此，中华文明以独特的路径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4.青铜器文化：成熟的中华文明
地层学、类型学和碳-14断代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河南龙山时代相衔接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商代二里岗期文化--殷墟期文化序列，脉络清楚，反映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渐进过程。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晋南；二里岗期文化大致已分布到黄河、长江的中下游；至殷墟时期，在北起辽宁南到四川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商代的遗址或遗物。在殷商时代，逐渐形成了以殷帝国为核心，包括许多方国的殷商文明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