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市张家口与八大皇商
【标签】张家堡 交易 扩张 蒙汉 一统天下
1429年，明政府在长城边塞设置了一座城堡，取名张家堡。这是一个荒凉之地，不仅风沙四起、烽烟弥漫、号角长鸣，而且诸物不产，商贾舟车，“足迹罕至”。
1529年，张家堡扩建，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取名张家口（今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作为边塞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为代表的晋商家族3年的努力下，蒙汉放弃敌对，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的蒙古名字是“Kalgan”，最早则叫“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至今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仍然这么称呼张家口。这里是昔日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进入中原的马踏之地。
蒙汉设立马市几经反复。明初，中原物品被限制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人私下做生意。1405年3月，明政府在辽东的广宁、开原最早开放马市，并允许东蒙古部落每卫每年进贡两次，每次100人，明政府试图将民间私下贸易变成政府监督下的规范交易。
之后，明政府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等处设立马市。1438年4月，大同设立马市。
明正统（1435~1449）年间，蒙古部落的朝贡使团动辄数千人，对使臣的大量回赐给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使团人数被屡屡限制，引起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的也先部落的不满，最后导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马市皆停，直到1478年在辽东以及1551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再开马市，此后又停，直到1571年双方修好。
马市从设立之初，就带有官营性质。张家口开市之初，前来入市的蒙古各部落非常踊跃，但明政府可供互换的钱粮有限，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王崇古就广招四方商贩前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山西人不断来到张家口。到明万历（1572~1620）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1579年，张家口年易马就超过35 000匹以上。
在相当长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的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器入市也是从辽东通马市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器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年后，山西潞州铁器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
这种想法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非常不满，他在起兵时就很想教训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对明政府发出的挑战书中，他列举了“七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明政府对辽东马市限定了许多条件，主管互市的官吏又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敲诈勒索，不能公平买卖，激起女真人（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洲人）的怨恨。努尔哈赤从辽东发出挑战书，也绝对不是偶然。
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了蒙汉之间长期以来的怨恨，曾有人用“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来评价他的这一举措，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诚如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思想：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
张家口与辽东互为唇齿，张家口商人既去辽东参与马市，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贸易。作为开放时间最早、最长的边地市场，辽东马市活跃着很多山西商人。嘉靖（1521~1566）时期的进士葛守礼就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此时的马市已不再是临时摊点，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有来自本省的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而且有来自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和山东临清的布帛铺等。
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两地的马市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张家口成为内地与东北的贸易中心。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及其他物品，就在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充当了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乃至物质的供应商。
满清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人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于是有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8家商人被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的故事，他们随后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赏。
1644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清政府还在张家口修筑了大境门，这在张家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清政府对晋商的器重，奠定了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张（家口）库（伦）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从此时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张库大道整整运行了285年。
张库大道全长1 400多公里，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期。在元朝，张库大道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 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
山西贸易商人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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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从山西人所活跃的北部边疆范围来看，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业力量决定的。
山西贸易商人是一个草根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灾荒饥馑外出谋求生路，或受雇作佣，而成贩夫走卒。
马市中的茶马互市与中俄茶叶贸易具有承接关系，但山西在明朝已经有所积累的盐商与清朝中期外贸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传承。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与走西口、走东口有着一定的渊源。换句话说，盐商与外贸商人都是走西口、走东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东西两口首先源自戍边军屯和纳粮中盐的国家需要，其次才是为了生计；在清初，边民已经没有了烽火连天、号角长鸣的忧患，维持生计上升到第一位。虽然有此差别，但两个时代商民“春来秋走”的候鸟式生存方式，以及风餐露宿的艰辛，是一脉相承的，此间建立和积累的对不同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对区域间商品需求的发现与认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对商业机会的敏感，无形中成为山西商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一笔财富。
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没有了蒙古各部落大军骚扰之虞，军屯和中盐已没有如明朝那时的迫切和必要，所以盐商风光不再，外贸商人则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乘势而起。
山西外贸商人由东口商、西口商和对俄罗斯贸易商人三大块组成。东口商是在张家口或从张家口出走东北而发家的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今辽宁朝阳、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内蒙古多伦、呼伦贝尔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册封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们以张家口为大本营，承接了女真族首领从辽东远道而来的物物贸易，这一时期的晋商具有外贸走私性质。后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们分别在张家口和辽宁朝阳城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