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保守党内，乃至新闻界，人们已感觉到保守党内已出现选择领袖的问题，有关新领袖人选的各种猜测越来越多。人们经常提到的名字是基思·约瑟夫。他曾在希思政府内作卫生和社会保险事务大臣。在任职期间，他一心一意扑在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上，没有精力去考虑党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关心国家大事。保守党成为反对党后，他才有机会静下心来，对过去3年半中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并与他在党内的朋友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他与撒切尔夫人不同，撒切尔夫人只是对希思政府的住房政策提出过反对意见，而对其他一切政策都保持沉默。约瑟夫则是对希思政府及以前几届保守党政府的做法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公开发表意见。
约瑟夫出生于富有之家，曾任家族企业博维斯建筑公司的董事长，继承了父亲的男爵爵位。他还是个学者，曾被选为万灵学院会员。在政界，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兼学者的人不多。但是他却没有固定的信仰。他思想活跃，热心于理论问题，但对某一观点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比如，在麦克米伦任住房大臣时，他曾主张地方政府建筑高层公寓，当时高层建筑非常时髦。但是后来住户们却极讨厌这种高层公寓，然而木已成舟，不可能把已建好的大楼再马上拆掉。到了70年代初，约瑟夫承认他的主张是错误的。再比如，希思刚当上保守党领袖时，他是希思主要助手之一，对希思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974年，他开始痛苦地对这些他自己参预制定的政策反思，并对之进行抨击。他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中，我们更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事业、政府控制的范围、收入政策等许多方面，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策。”
身为学者的约瑟夫开始对保守党30多年来所推行的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主要是在保守党政策研究中心进行的。约瑟夫曾提出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请求，他说：“当希思先生让我在他的影子内阁中任职时，我请求他给我一个不主管某个方面的职位，这样我就可以设立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找出我们的教训，并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比我们繁荣得多。”希思同意了约瑟夫的请求，于是，政策研究中心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希思没有料到，这个中心，后来竟成了以他为首和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两大阵营相到攻击的主要阵地。起初希思不同意成立这个中心但约瑟夫一再保证，这个中心不占用党的经费，不分散党的精力，以学术研究为宗旨。这样，希思才勉强同意。但不久，希思就发现，约瑟夫没有履行诺言，这个中心不但成功地从一贯资助保守党的财团那里搞到了经费，而且它并不研究诸如欧洲与美国、日本的经济差异等纯学术问题，而是与党的其他研究部门作对。希思认为这是背叛。实际上也是这样，约瑟夫成了后来把希思拉下台的主要人物之一。十几年后，希思仍然对他耿耿于怀。
政策研究中心一成立，撒切尔夫人就成了它的骨干。早在6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刚成为议员时，她就认识了约瑟夫，并建立起了很密切的关系。1960年撒切尔夫人提出使她初露锋芒的“公共团体”议案时，约瑟夫就给她以很大帮助。当时，约瑟夫是住房部大臣亨利·布鲁克的副手，他与她一起对方案作了补充和修改，设法使它在议会通过。这回，撒切尔夫人开始回报约瑟夫对她的帮助。当约瑟夫摆脱了良心的羁绊，向希思发起猛烈的抨击但还势单力薄的时候，撒切尔夫人首先公开声明支持他。与自己的领袖对立，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政策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除了撒切尔夫人外，还有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艾弗雷德·谢尔曼，以及由希思提名担任要职的亚当·里德利。
在约瑟夫的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撒切尔夫人是唯一公开加入这个中心的影子内阁大臣。她是这个中心的副主任，这是她与希思领导决裂的开端。从内心而言，撒切尔夫人无疑是保守党右翼的成员，所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她肯定会支持右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反对“左”的保守。然而，多年来，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在保守主义理论上有多大建树。为了得到晋升，谋取权力。她常把她所信奉的原则搁置在一旁。她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事务性工作上，无暇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更没有反叛意识。直到1974年前，她一直对复杂深奥的思想理论不感兴趣。1968年她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是她思想意识的最全面表述，但是这篇讲话所表达的思想还相当不成熟，外行味十足。早在50年代就成立了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问题研究所，该所后来自称是“撒切尔主义”的最早创立者。然而，撒切尔夫人却不是该所的常客，最常来这里借阅书籍的是基思·约瑟夫。所创办人之一哈里斯勋爵认为，撒切尔夫人完全是在约瑟夫的影响下才开始考虑该研究所的主张、学习自由经济思想的。她也经历了从思想上转变为真正的“保守”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转变来得相当晚。可以说，基思·约瑟夫是“撒切尔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导师。
约瑟夫为保守主义的政治转折做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9月5日，约瑟夫发表演讲，第一次把货币主义的新经济思想介绍给英国的政界，为保守党的思想革命开辟了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都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做为制定政策的基础，英国也不例外。凯恩斯的理论产生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在此之前，西方国家都奉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政府对经济不进行任何干预，经济活动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其结果是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凯恩斯的观点是，只有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纠正经济体系中的种种弊病，以及通过财政手段和公共投资增加社会需求，才能减少失业人数和减少经济萧条的压力。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被誉为“凯恩斯革命”。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确实很见成效。然而它也暴露出了弊端，主要是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所提出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则否定了凯恩斯主义，重新肯定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货币主义者认为，改变西方经济状况的办法就是恢复人们在19世纪就已奉行过的个人利益原则。每个人都最了解他自己的切身利益，他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只要遵守法律，信守合同，社会分工和市场会自动调节经济活动，从而产生最佳的经济效果，根本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货币主义者还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政府不应该对失业和产量问题进行干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介入得越少越好。
约瑟夫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他在普雷斯顿发表演讲时，抨击了战后以来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他说：“历届政府把它作为减少失业的一种办法，结果不仅造成了通货膨胀，而且也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好处。”约瑟夫的话实际上是在指责前保守党政府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约瑟夫认为，正是这种做法引起了目前的通货膨胀。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是在批评希思。
保守党下野后不久，原财政大臣托尼·巴伯退出了政界。希思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替巴伯的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职务。按理说，约瑟夫是最有资格担当此任的人。然而，由于他的经济观点与希思的相悖，尤其是他已是对希思的领袖地位构成威胁最大的人，而财政大臣无论在内阁中还是在影子内阁中，其地位都在其他大臣之上，是仅次于领袖的第二号人物，因此，希思不想让约瑟夫坐上这把交椅。在10月大选后组织影子内阁的班子时，希思选择罗伯特·卡尔为财政大臣，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做卡尔的副手，也就是财政部门的第二号人物，专门负责财经立法和公共开支工作。
从党内政治角度看，希思的这一决定是个严重的失策，任命撒切尔夫人担任影子内阁财政部的副大臣，名义上职务是比以前低了，但是财政部的重要地位使撒切尔夫人有了更多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此时又正值希思的反对派四处寻觅党的领袖候选人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上任伊始就接受了回击工党政府提出的一项财政议案的任务。结果她旗开得胜，干得非常出色，在保守党议员们面前露了一手。
在此之前，希思与保守党议会党团内最有权威的一个机构--1922年委员会之间出现了矛盾。1922年委员会又名后座议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实际成立于1923年，得名于1922年保守党后座议员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与会的后座议员们投票表决让本党撤出自由党人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并促成党的领袖奥斯汀·张伯伦下台。自此，该委员会成了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很有力量的后座议员团体，其职能主要是沟通保守党领袖和后座议员之间的联系，促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协商，使党的领袖对后座议员们的意见给予足够的重视。该委员会对于党的领袖的选择及政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1965年，保守党领袖霍姆就是在该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迫辞职的。委员会内设有执行委员会，由18名经选举产生的成员组成。1974年时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是爱德华·杜坎。在10月的大选前，执委会在杜坎伦敦的家中商定，在大选后的第四天，即10月14日举行会议，以便处理新议会开会之前的一些日常事务。然而，出人预料的是，会议尚未开始，执委会就收到很多对希思的领导不满的意见，后座议员们也都纷纷云找执委会成员，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这样，执委会的原定议题只好改变。而且，外界的很多人，包括舰队街的人在执委会开会前就知道了这件事。10月14日晚，当18名执行委员来到爱德华·杜坎家开会时，杜坎家门口早已有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等候在那里，尽管这不是一次公开的会议。记者们个个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不是正在酝酿一场1922年式的造反事件。
其实，事情并不像记者们所想像的那么严重。1922年委员会并不想把希思搞下台，而是要通过进行领袖选举来重新确认希思的领袖地位，使之得到加强，从而平息党内已存在的对领袖的批评和人心浮动的状况。杜坎受执委会之托向希思解释所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又把希思的意见报告执委会。可是，希思对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认为执委会的做法不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把整个事情看成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背叛，完全没有意识到会上有许多人可能站在他这一边。
为了避开记者们的注意和可能引起的满城风雨，杜坎决定把执委会的第二次会议必在米尔克大街的凯撒·厄尔曼银行举行，因为他是这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由他向几委员们汇报他同希思的谈话的情况。谁知，无孔不入的记者们又及时得知了这一很机密的计划。等委员们来开会是时，记者们早已手持照相机恭候在那里。那天的晚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添油加醋地把这次会议说成是要将希思赶下台的阴谋，把与会者形容成是“黑手党”。
希思对此更为恼火。米克尔街会议那天，杜坎曾邀请希思到会，与执委会的成员们当面一起讨论有关的事情，但是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按照惯例，每届新议会产生后，1922年委员会应该重新选举执委会。鉴于目前的执委会委员们还未经过改选，他不想同他们打交道。于是，1922年委员会在希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全体会议，会上首先重新选举了执委会，结果原执委会成员全部当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后，1922年委员会又讨论了希思的领袖地位问题。然而，希思拒不重视1922委员会的行动本身所提出的警告，仍顽固地认为只有他能领导保守党走出困境。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在这次领袖改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于1965年所设计的领袖选举程序有一个漏洞，他当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现任领袖不愿主动辞职的局面，当初他本人是主动提出辞职的。于是，霍姆提出修改领袖选举规则。这是，希思也认识到，如果他连修改选举规则都要加以阻挠，就会引起党内的全面造反。希思任命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选举规则修改委员会，由霍姆勋爵提提任主席，负责提出各项建议。在下院的圣诞节休会前夕，选举规则修改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它的建议，主要有两点：(1)保守党在野时，每年必须重新选举党的领袖；(2)在选举领袖时，某个候选人要想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他不仅要在选票总数（即参加投票的人数）中领先于第二名15%，而且还必须在选举人总数，即全体下院议员（当时是276人）中领先于第二名15%。这些建议都被接受了，希思同意尽快举行选举，以及早平息这一风波，使全党的注意力从领袖问题中转移出来。选举日期定在1975年2月4日。后来，希思下台后，人们把霍姆提出修改领袖选举规则，从而迫使希思提出辞职的作法称为“霍姆的报复”。
谁会站出来向希思提出挑战？这是自从保守党1974年10月大选失败以来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希思是否能下台，而是谁将成为政治新星。最初，基思·约瑟夫被认为是最孚众望的竞争者，也有一部分议员热切希望爱德华·杜坎能站出来竞选。但是，杜坎刚刚连认为期一年的1922年委员会主席，而按常规，担任这个职务的竞人要负责领袖选举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杜坎要当领袖候选人就必须先辞去1922年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且委员会还要重新选出接替杜坎的人。他要参加竞选，显然使问题复杂化了。再说，很多人对杜坎是否胜任领袖职务还有疑问，因为他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并未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显得很不热心。还有一个使杜坎放弃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因素是，杜坎当时是凯撒·厄尔曼银行的董事长，如果他进行竞选并出任保守党领袖，他就不会再有精力顾及银行，而他又不愿意放弃银行。而且，当时厄曼银行在业务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果杜坎参加领袖竞选，成为舆论关注的对像，会使他处于难堪境地。最后，是杜坎夫人站出来说她不愿意让杜坎参加竞选，从而使杜坎结束了犹豫不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