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中外战略家都承认的现实。但是，中国的崛起之路仍然漫长而艰难，甚至还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例子远多于成功的例子。为了顺利实现崛起，中国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大战略，而对美战略在这个大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主要决定于其发展战略。外交服务于内政，并受内政制约。中国的发展战略规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原则。中国目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核心任务就是发展自己。除非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发展将是中国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
早在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一方面，只有尽快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不会再受列强的欺负，才不会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另一方面，只有尽快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够被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才能对人民群众有感召力和吸引力，社会主义才有生命力。正是因为这样，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会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况，在经济层面上：一方面，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基于此，十三大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中国“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及战略部署，即“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 头两步到90年代末已经实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奋斗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也是个“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十三大的提法一样。只不过十三大提得更具体一些，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什么样子呢？按照邓小平1987年时的一个说法，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如果那时中国的人口有15亿，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 朱镕基总理2001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到，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89404亿元（人民币），按现汇率折算超过1万亿美元。 由于GDP与GNP这两个数字相差不大，十三大制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按照十五大提出的目标，2010年GNP翻一番，达两万亿美元；2010-2050年，再翻1.5番，就可达6万亿。届时，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可以接近或超过一些主要发达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十五大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基础上，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标准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中国要想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79-2004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4%。在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必须实现接近这样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十五”计划已经提出这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为7%左右。为了实现长期发展目标，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能搞“泡沫经济”。
中国要想实现发展战略目标，保持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必须有如下几方面的保证：
首先，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这条路线被人为地中断，再度出现类似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那么上述的发展战略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要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如果中国社会出现动乱，或者政局动荡，基本路线即使不改变，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要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此就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第三，要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源泉。而改革又必须以发展和稳定为目的和前提。只有发展、稳定、改革三者保持协调平衡，社会才能稳步向前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实现。
第四，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在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过去20年发展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将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没有对外开放相配合也是不行的。
最后，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这为取得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但是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去不断营造。
在上述几项保证中，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两项都直接要求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并且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他几项都不同程度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也间接地要求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二、安全第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首先要确保国家的基本安全或生存性安全，如果安全不保，国将不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所谓基本安全，就是要保证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不遭受别国的入侵和欺压。在近代，中国曾经屡次遭受列强的入侵，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等条约，领土遭分割，许多方面的主权被剥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正是因为有这样悲惨的经历，所以中国人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多年的发展，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根本的改观，但是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仍然是任重道远。
《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做出的总体判断是：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有许多消极因素。就好的方面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
就全球范围来看，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主要表现是：第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增强，经济安全更加受到重视；第三，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发展经济和科技，增强综合国力，是各国的主要战略趋向；第四，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合作，又相互制约、竞争。“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协调与合作的一面上升；第五，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亚太地区来看，安全形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主要表现是：第一，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第二，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亚洲各国政府的主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向更加紧密的合作迈进；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更加务实；中国与东盟就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启动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即将全面展开；东盟地区论坛从建立信任措施向预防性外交阶段过渡取得实质性成果；上海合作组织在建立互信、发展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关系和反恐怖主义合作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南海地区形势基本稳定，有关各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正是由于世界及亚太地区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中国积极倡导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在平等基础上对话、协商与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在新安全观下，中国与周边及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中国的发展与稳定，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新秩序，是中国根本利益之所在。
对中国安全的消极因素存在于三个层次：全球范围，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
就全球范围来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第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少，有的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第二，国际关系民主化远未实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第三，一些地区因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时起时伏，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第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尤其是恐怖主义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第五，世界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军事力量对比出现新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斗争面临严峻挑战。
就亚太地区范围来看，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第一，历史遗留的传统安全问题尚未消失并出现新的情况。第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一些国家日趋突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对地区安全的危害短期内难以根除。第三，一些地区热点并未消除：南亚紧张局势没有根本改变；阿富汗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朝鲜半岛和解进程依然曲折。第四，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继续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有的国家还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的职能和活动范围。
就台湾海峡来看，虽然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但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没有消除。第一，台湾当局领导人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顽固坚持“台湾独立”立场，甚至抛出海峡两岸“一边一国”的分裂主张，并以渐进的手法进行各种分裂活动。第二，台湾分裂势力是对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第三，极少数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售台武器装备，提升与台关系，助长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损害了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从中国所处的安全形势可以看出，由于国际与周边的大环境比较好，遭受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在21世纪相当长时间内，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已不再是生存安全，而是经济安全。 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上，主要是防止台湾独立，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中国实现安全战略目标，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外交；二是国防，如果外交为“文”，国防为“武”，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就是“文攻武卫”，外交为矛，国防为盾。实现安全战略目标主要是靠积极的和平外交政策。自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两次大幅度裁军，国防经费也相对减少，但中国的安全状况和外交环境却大大改善。当然，“弱国无外交”，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为后盾，外交政策是很难得到有效贯彻的，所以，中国也适当地加强国防建设，并且将国防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中国增强国防实力的目的是为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保障，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安全战略的精髓是和平外交。
美国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在亚太地区增强军事部署，从而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相当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中国维护安全的重要合作对象，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台海局势的稳定都少不了美国的合作。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就需要同美国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加强合作，避免对抗。
三、 稳定压倒一切
一个国家的安全经常遭受两方面的威胁，即外患与内忧。外患就是外敌入侵；内忧就是国家内部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发生内乱或内战。内忧不仅使国家发展战略难以实现，而且还常常使自己丧失抵御能力，给外敌入侵提供可乘之机。所以，稳定对走在崛起之路上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中国历史上的内乱有多种形式，原因非常复杂。有阶级矛盾激化引起的农民起义；有民族矛盾导致的分裂活动；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引起的战乱；也有因统治者采用不适当的治国方略而引起的社会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它们对中国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试图“演变”、“搞乱”中国。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接触机会，影响中国，并试图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使中国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西方的这种战略意图，给中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压力。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中国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进行改革，走民主化道路。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四、实现国家统一：多重战略意义
对中国来讲，在崛起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极特殊的任务，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说，有着多重战略意义。
第一，台湾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就是不是现在的中国，中国的版图就要改变，中国的领土也就不再是96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澎金马的台湾地区，总面积为36006平方公里，台湾独立，就意味着中国的领土要减去这36006平方公里。从领土主权这个角度说，台湾独立与一场对华侵略战争效果是一样的。当年日本就是通过甲午战争将台湾从中国夺走的。
第二，台湾问题影响中国大陆的安全。台湾岛东临大平洋，是中国出入太平洋的门户；与大陆隔台湾海峡相望，台湾海峡最窄处仅为130公里。如果台湾独立，“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如果这个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走向了对抗，那么台湾就会成为该国封锁中国和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当年日本就曾有过进攻中国的“南线”战略，即通过台湾向中国的福建沿海地区发动进攻。只是后来形势发展，日本采用了“北线”战略，即通过朝鲜半岛进攻中国的东北。
第三，台湾问题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如“疆独”、“藏独”。如果台湾走向独立而没有被有效地扼止，客观上会刺激这些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动荡。此外，台独不能被有效阻止，还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执政能力受到挑战，这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第四，台湾问题影响中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这些硬实力是计算机的硬件的话，软实力就是软件。没有好的软件，硬件再先进，其作用也发挥不出来。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就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对一个多民族国家一来说，没有足够的民族凝聚力，这个国家就难以强大起来，甚至难以存在下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再好的发展战略、宏伟蓝图都难以实现。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说有象征意义。正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情况下，才被日本强占了50年。对中国人来说，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就意味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演，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如此，人们就会对中华民族自强、自新的能力产生怀疑，更对中国实现崛起失去信心。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所以邓小平才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发誓，“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中国共产党才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作为自己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从大战略的角度讲，台湾问题既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也关系到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现。
五、维护世界和平：利益与道义的汇合
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提出这样的任务和目标，不仅是要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有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而且也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来说，维护世界和平与实现发展战略、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统一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中国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个国家，在战争条件下不可能安心搞建设。在存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按正常轨道发展：一方面，备战型经济造成很多弊端；另一方面，在“打了仗再建设”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领导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和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发生，甚至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有时还觉得是迫在眉睫，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打后再建”的想法，因此在经济建设上搞备战型经济，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中国能够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进而，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并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主要目标。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21世纪，中国要实现发展战略，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和平崛起，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其次，作为一个实力还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和平环境最有利于维护安全。在战争中，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地区战争，小国弱国往往成为大国强国的牺牲品，大国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小国弱国的利益。小国弱国的安全在战争条件下难以有保障。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陆地主战场竟然在中国境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然得到了战胜国的名义，但日本却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受新的损失，安全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了亚洲主战场，遭受空前的浩劫，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美苏竟然背着中国，拿中国的利益做交易，外蒙古脱离中国变成了难以挽回的现实。当今的中国，经过25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虽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世界主要强国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安全，但那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从维护安全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世界和平。
最后，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国策，在和平的环境下，最便于实现这样的国策。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中国已经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和国策。虽然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要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阻止台独。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分裂势力能够得逞，往往是乘战乱之机。所以，防止台湾独立，实现和平统一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总之，维护世界和平，既是一面中国需要高举的道义大旗，也是中国现实利益的需要。
<马若孟谈中国崛起与世界>
问：您怎样看中国的发展前景？
答：中国发展很快，但是有很多严重问题，美国人认识不到这些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有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办事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情关系，国民都讲道德，中国不仅能救自己，而且还能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