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的制度，大都督府必须设置两名法曹参军一起掌管司法刑狱。
和狄仁杰一起担任法曹参军的，是一个名叫郑崇质的大孝子。
郑崇质的母亲年事已高，而且体弱多病，很需要人的照顾。
狄仁杰初到任上，知道了这一情况，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以让郑崇质多一点时间照顾和陪伴母亲。
郑崇质感激狄仁杰的好意，也就更加悉心地侍奉母亲，极尽为子之道。
狄、郑两人都因此得到了并州百姓的称道。
狄仁杰虽然一个人揽下了两个人的工作量，工作上却一点儿也不含糊。他办事干练，执法严明，所接手的案子都从速、从快、从严进行处理，从不积压，而且公平公正，坚决杜绝冤、假、错案，得到了同僚的称赞和百姓的爱戴。
这一现状维持了几年，出现新问题了。
郑崇质接到朝廷命令，要出使西域。
这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出使西域，是一件无比艰巨的事。
路途遥远不说，路上还不平安，常有虎豹豺狼等猛兽出没，拦路打劫、杀人越货的盗匪也比比皆是。
即使忽略猛兽和盗匪不计，就算出使顺利，这个过程也得耗上一年半载的时间。
这一年半载的时间里，谁来照看卧病在床的老娘呀？
郑崇质愁死了。
他是家里的独子，一旦执行任命出发了，老母亲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了。
可是，如若不去，违抗了圣命，也是死路一条。
看着年迈多病的老娘，郑崇质可真是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狄仁杰看出了他的担心，思量再三，决定好人做到底，再帮他一把。
狄仁杰到了郑崇质的府上，对郑崇质说：“太夫人病重，你若出远门，路途万里，岂不是让你和太夫人两头担心？”说完，就主动去见都督府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出行。
这太不容易了！
别说郑崇质，就连局外人蔺仁基，也被狄仁杰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行感动得天昏地暗了。
蔺仁基握着狄仁杰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狄仁杰离开了长史府，蔺仁基从此就多了一句口头禅，逢人就感慨万千地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蔺仁基的感触这么深，是有原因的。
他和都督府的司马李孝廉互不对付，两人之间明着掰手腕，暗中使绊子，互相让对方难堪，互相揪对方的小辫子，互相给对方穿小鞋，闹别扭闹了好些年了。
看看人家狄仁杰，和郑崇质非亲非故，两人间又并无深交，也就一普通同事关系，可是看见了郑崇质犯难，就挺身而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这是一种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这种乐于助人的思想境界，这种义薄云天的壮举，是何其伟大，又反照出自己何其渺小！
蔺仁基越想越羞愧，越想越鄙视自己。
最后，鼓起勇气，去找李孝廉，说：“狄公的义举难道不让我们感到羞愧吗？”
狄仁杰代替郑崇质出使西域的事早在并州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李孝廉也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他也同样羞愧万分，不断检讨自己，正考虑要不要去找蔺仁基化解嫌隙呢。
这下好了，二人前嫌尽释，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狄仁杰以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化了顶头上司，消除了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使得干部队伍更加团结，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加强，人气一下子就爆棚了。
狄仁杰完成了出使西域的使命，又回到了并州，在并州这片热土上奋斗了十余年，造福百姓，泽被一方，做了许许多多有益地方的事情。
有趣的是，狄仁杰代郑崇质出使西域之事，也被明朝署名“金怀玉”的戏曲家搬上了戏曲大舞台，该剧名为《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简称《忠孝记》。在剧中，郑崇质为了报答狄仁杰仗义相助的恩德，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狄仁杰的儿子狄光嗣为妻，两家结为秦晋之好。其实，郑崇质并没有女儿，而狄光嗣娶的也不是郑姓人的女儿，此事纯属戏曲家的虚构。而且，在剧中，蔺仁基被狄仁杰的义举感动，就没安排狄仁杰出使西域，而另外找人顶替了。而历史的真实则是，狄仁杰是不折不扣地去了西域一趟，并且，全然是出于热心、施恩不图报地帮郑崇质解决了眼前的难题。
狄仁杰的确做得很赞、很地道、很漂亮，是中华优良传统美德之一，值得大力弘扬。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狄仁杰被调入长安任大理寺丞，并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并州各地修建了许多祠堂，年年祭祀。
关于这些祠堂，晚唐王仁裕的《玉堂闲话》载有一则颇具玩味的小故事。
根据唐朝制度，朝廷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举行大朝会，凡是九品以上在京的文武职事官都要入宫朝参。
而因为老百姓每个月的初一都要到狄仁杰的生祠祭祀，所以每到初一朝参这天，狄仁杰都会面带醉色地出现在皇帝和百官面前。大家都知道狄仁杰平时滴酒不沾，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是老百姓的祭奠让狄仁杰醉倒了。
这个故事充满了封建迷信的色彩，属于怪力乱神一类，自然不可信。但从它的侧面，也可以看得出，民间确为狄仁杰修建了生祠。
根据康熙《阳曲县志》卷十四引明代知县彭而述所作《狄梁公谱系祀田记》可知，阳曲（山西阳曲）的狄公祠到了明代还完好无损，该祠拥有三百亩祀田，耕种祀田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祠堂的祭祀活动。
这就足以说明了，狄仁杰数百年来一直受到故乡人民的推崇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