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训练所的主要部门和实际权力都由日本人掌管，张子元工作小组在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背着“恶名”，听着“骂声”，忍辱负重地为党默默地工作着。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改善集中营生活条件，减少战俘劳工死亡；利用各种机会，保护同志营救干部。日伪机关经常要到集中营挑选人员，敌人要的是铁杆汉奸和“老实可靠”的人，张子元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为他们返回根据地创造条件。到劳工训练所后，张子元经过考查，首先解除了王风、黎平、米银庆等一批人的俘虏号码，让他们在劳工训练所任职，增加地下工作小组的力量。接着又通过地下工作者边子贞，借口为日伪邯郸大众公司要人搞经济，分两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二十多人送出集中营。借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在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趁机送出我党干部两批八十多人。1944年，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甲字一四一七部队，仿效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形式，在石家庄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专门针对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张子元小组便趁机选了一些立场坚定的战俘干部带队，分三批送去九十人。后来，特别挺进队的被俘党员同我党打入特别挺进队的地下党员密切配合，利用这个组织，打击汉奸特务，向根据地传送情报，最后组织特别挺进队起义，拉回到太行根据地。
集中营有不定期释放老残病战俘的做法，张子元小组就把一些有病的党政干部的年龄由小改大，病情由轻改重，瞒过日本管理人员送出去。晋察冀中央分局派往上海做联络工作的八路军代表员宪千，在保定固城车站被俘后，被敌人多次刑讯，送到集中营已生命垂危，被扔在重病栋的石灰地上无人照顾。后被傅充闾、王润丰等人发现，查清来历后，与地下党领导人王子兴取得联系，先将其转到轻病栋养伤，后又趁释放老残病人的机会，将其送出集中营，安置在地下党联络站同和裕药庄隐蔽治疗，病愈后送回根据地。解放后担任大连市副市长的员宪千每当提起这段经历，无不感谢石家庄的地下工作者对他的救命之恩。
同时，张子元工作小组还利用在市内的活动方便，传送情报，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绘制地图，为盟军飞机轰炸提供目标；组织地下军，配合我军解放石家庄。日军投降前后，在市内贴标语、撒传单、抓汉奸，为我军接受人员搞联络，做了大量工作。
12 溅血的狱中暴动
越是迫近死亡的人越渴望生存，越是压迫沉重的地方，反抗也越加激烈。在石家庄集中营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新民党”；不管是八路军，还是中央军，或是皇协军；不管是被俘的，还是被捕的，或是被抓的，只要进了集中营，都是战俘待遇，都是只叫号码，不叫姓名，人的尊严被剥夺了，生的希望渺茫了。看到自己的难友一批批被送到煤矿，看到自己的同胞一个个被夺去生命，谁能麻木不仁，谁能无动于衷，谁不想逃出这鬼门关，谁不想离开这阎王殿？因此，战俘们在不断地反抗和斗争着，千方百计地想逃离集中营。于是发生了单枪匹马的外逃、十几个人的集体越狱和数百人的暴动。
为了欺骗战俘劳工，为了欺骗社会舆论，从1941年开始，日军把送战俘劳工到煤矿称作“毕业”，每批劳工出集中营时，所部要召开劳工大队干部座谈会，全体劳工要召开“毕业典礼”。劳工上火车时，前面由军乐队开道，后面有警备班和日本兵护送，好像劳工到煤矿是心甘情愿的，是劳工教习所教化的成绩，是大日本帝国的功绩。然而，假的总是假的，伪装不能持久。日伪管理人员总想把战俘劳工“毕业仪式”办得隆重点，而战俘劳工却借机逃跑，把日军弄得很尴尬、很狼狈。
1942年秋天，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劳工队要“毕业”出营，送往外地去做工。日伪管理人员经过严密组织，“毕业典礼”的座谈会、群众大会，按计划一项项进行，战俘劳工穿着新发的衣服，背着简单行李，排着队出了营房，向火车站走去。军乐队在前面开路，警备班在后面欢送，路旁的群众惊讶地望着这支不伦不类的队伍，跟在后面的集中营指挥官正在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突然，几个战俘劳工扔下行李钻进街边的人群，押送的日本兵和警备班一看有人逃跑，立即追赶。霎时间，劳工队伍乱了，军乐队不响了，敌人鸣枪警告，开枪镇压，大街上乱成一片，“隆重”的欢送仪式乱了阵脚，“喜庆”的场面成了一锅粥。
当然，战俘劳工逃跑的希望是较小的，结果只能是个别人侥幸逃离，多数人被抓回，有的被杀害，有的再次被送走。但劳工在押送途中的逃跑始终没有停止。有的乘坐客车时，用棉衣包着头撞坏玻璃逃跑；有的乘闷罐车时，乘途中换车头或加水送饭开门时跳车逃跑。
要说越狱逃跑，警备班的战俘比普通班的战俘机会多，而警备班干部的机会就可能更多。被地下工作小组负责人张子元由警备班总班长提为警备班助教的马洪仁，自从到了警备班就一直琢磨着如何越狱。1945年6月，他利用警卫班经常配合日本兵执行警戒任务，同日本兵较熟的便利条件，借口外出办事向日本兵请假，得到日方批准。经过事前准备，他带领警备班一行十三人，排着队到了门口，同站岗的门卫接洽后，验过出门证，很顺利地出了大门。接着又在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翻过环市封锁沟，离开石家庄，回到了根据地。这种列队出门、逃离集中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们没有回来，集中营从此不再允许战俘在没有日本兵监视的情况下外出活动。
1943年以前，石家庄集中营主要是往国内送劳工，劳工认为只要出去就有逃跑的机会。而且，“六月特支”控制了一批战俘管理人员，对一些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能给予一定的保护，或用不同的形式把他们送出集中营，给逃回根据地创造条件，所以集中营没有组织过大的暴动。1944年正式大批地往日本输送劳工。战俘劳工觉得送往日本逃回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与其死在日本，还不如在集中营一拼。于是战俘劳工中开始酝酿暴动越狱，而最早进行暴动的是滏西大队的一批抗日战士。下面是暴动逃出去的张喜来的回忆：
我是1944年旧历正月初在尧城镇被日军俘虏的。当时我们是滏西大队，共有四十多名战士被俘。日本兵用两辆汽车把我们载到内邱火车站，我们上了闷子车到了石家庄。一进南兵营，日本兵就叫我们把衣服全部脱下消毒，之后给换上很破的旧棉衣，穿的鞋连后跟都没有。每天叫吃两半茶缸高粱米，也不叫喝水，生活非常苦。每天病死、饿死、打死就有很多人，每天都往外拉四五排子车死人，都像装高粱一样装在车上。劳工们还得被抽血，一抽就有抽死的可能。看到这些情况，我们觉得这样下去没法活，只有被折磨死，到日本国去，更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逃跑，反正比死在这里强。商量了几天，我们看见南兵营里边守卫森严，很难逃掉。有电网、有深沟、有高墙，门上有日本兵站岗。每天夜里鬼子兵来我们住的房子里检查一次，谁要动一动，就得打几棒子，我们谁也不敢动。睡觉的屋里，南北有两排床。我们商量如果鬼子再来检查，要是鬼子脸朝西的话，就由北边床上的几个人负责将其打死；要是鬼子面朝东的话，就由南边床上的几个人负责将其打死；我们共在南兵营待了五六天时间，后来就决定在一天夜里暴动越狱冲出去。我们只找到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棍子，每人从屋里的地上扒四块砖作为武器。这天夜里，我们从正门往外冲，冲到铁栅栏门口时，有四个日本兵拿枪打，我们就用砖头同日本兵打起来，边打边往外冲，把日本兵打得头破血流。我们终于冲出去一部分人，和我一块逃出去的有十五六人。我们不敢顺着大路走，就从野地里走，走到天明才走了二十多里路，逃出了石家庄。
滏西大队的张喜来和他的战友举行的第一次暴动即二月暴动。他们用砖头打伤了门卫，睡觉的日军听到枪声，急忙起床镇压。日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对几个被打伤没能逃走的越狱战俘，又补了几刺刀。据事后统计，这次暴动逃走三十余人，被日军打死十一人。敌人还把一个越狱者的人头割下来，挂在战俘营门口，“借以示众”，进行威胁。
第二天，敌人和集中营的管理人员，查看了战俘逃跑的路线和现场。在西院一部和东院二部之间，挖了一道深深的壕沟，沟沿上安装了铁丝网、电网；两院之间安了一道铁丝网门；并在电网外面修了岗楼，装了探照灯，夜间由日本兵在岗楼上站岗值班，用机枪封锁着大门。大沟西边由劳工训练所一部管理，即住原来劳工教习所的管理人员和刚押进来的战俘。大沟东边住劳工训练所所部及训练二部，管理已经编好队准备送往日本的劳工，管理也更加严格。
但战俘们受到的却是鼓舞，虽然有的难友被打死了，但毕竟还跑出去几十人，越狱还是有希望的。于是集中营战俘劳工接连举行了五月暴动、六月暴动、八月暴动、十二月暴动。最惨烈的就是十二月暴动，暴动没有逃出去多少人，却遭到日军的血腥镇压。
这是1944年最寒冷的时候，也是日军处处挨打即将战败的前夜，因为日军士气低落、疏于管理，集中营战俘劳工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由于饥饿、寒冷和疾病，石家庄集中营每天都有几十人死去，最多的一天死去两百多人。战俘们从死难同胞的命运看到自己的未来，与其死在狱中，不如冒死一拼。12月中旬，劳工训练所一部新编成一个预备班，四百多人准备送二部训练后送到日本。其中一些战俘，秘密串联，准备暴动越狱。
12月23日，晚上八点，趁日伪人员吃饭时，预备班第一、二小队首先发难，他们砸坏门窗做武器，拿着饭碗、砖块，冲出宿舍，直向大门冲去。守卫的日军立即向战俘劳工开枪射击，大门和围墙四周的岗楼也都开始射击。机枪封锁了路口，战俘劳工见从大门逃不出去，又转回身，钻电网，有的被打死，有的被电死，有的被打伤。
此时，住在东兵营的一四一七特别警备队的日军迅速乘车赶来，封锁包围了集中营。日伪职员看到大批日军赶到，也活跃起来，强迫警备班包围了预备班，全所戒严，配合日军到各屋搜查。枪声停止了，黑暗中出现了吆喝声、棍棒声、劈刺声、怒骂声。
“谁也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折腾了半宿，搜查出五十多个没有打死也没逃走的暴动人员。日伪职员进行突击审讯，审出暴动骨干二十多人，进行了镇压，还把其中三名暴动首领刘凤歧、高清海、张银锁的人头挂起来示众。因为暴动的领导人和骨干都被敌人杀害了，所以暴动是怎么组织的？怎么发动的？怎么被镇压的？以及具体经过，都无法搞清。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对这次暴动有所了解。
“碰碰运气吧”
——一个小队长的回忆
我原籍河北定县合同村，1944年冬被定县城内日寇特务抓捕，送到石家庄劳工训练所。进所后被编到预备班，并被干部班大队长苟文新（原国民党第十五军洛阳战败被俘）指定为第三小队队长。当时一个小队一百三十多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睡觉时，先让劳工在大炕上横着排成前后两队，喊一、二后，后排向前倒，前排往后倒，一个头一双脚地挤在一起；都是侧卧，翻不过身来，常常有人被挤出来压在别人身上。当时在冬天，有的劳工衣服由于被日寇和警备班剥夺，只穿一身单衣；吃饭每顿只是半碗高粱米，一些人身体极度衰弱，有的天明起床时，就死在炕上，而两旁的人还不知道。劳工们吃不饱，所以在所内是人吃老鼠，老鼠吃人。死难的劳工被剥掉衣服，扔在死尸房内，周围老鼠便咬掉死难劳工的耳朵、鼻子、睾丸、嘴唇；而劳工们吃不饱，就抓老鼠，捡破罐头盒煮煮吃。因而进去的人都想尽快逃出去。
一天晚上约七八点，我们队正在屋里吃晚饭，住在我们东边的一、二小队已吃罢晚饭。我们听到东边大声喊叫“跑啊”，向东一看，一、二小队的正砸门窗，从门口、窗口往外跑。
此时我们小队饭也不吃了，也尾随在一、二小队后边往外跑。我也就跟着一块往外跑，恨不得一步就迈出去。在我跑到院中普通班东头时，听到大门口日军的枪声大作。顿时，跑在我前面的人便向回折。人群大乱，此时枪声更密集，我看跑不出去了，便赶快折回屋中。先后跑回屋中的有九十多人，其余的则乱跑乱逃，有的跑到别的班中，有的钻铁丝网。我们跑回屋里后，大家慌乱一团，往墙角乱挤，形成人堆。
有的问：“队长，怎么办？”
当时我想，这回算完了，碰碰运气吧，便说：“乡亲们，这样不行，咱们活，活在一块；死，死在一块，大家各回各床头坐好。”
难友们这才四五个人一行地坐在炕上，我在下面站着。大家正回自己铺前坐时，日军已进入院中，追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胞。我们坐好不久，十几个日军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手持洋刀的鬼子军官，后边是上了刺刀、荷枪实弹的鬼子。领头那个鬼子一进门就凶狠地四周张望，并骂道：“开路的，死啦死啦的。”
我一见此情景，便立正向日寇说：“太君，我们开路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