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三在地牢里生活条件改善了，斗争的劲头也更足了，但是敌人仍然不同意放他。又经过战俘干部多次交涉，关押半个多月后，敌人才答应把他放出来，送井陉煤矿当劳工。王铭三同李文田等人被押送井陉煤矿后，又多次组织战俘劳工同敌人斗争，不久便逃离矿山，回到冀中军区。
9“六月特支”的建立
啊！抗三，抗三，
你是革命的熔炉，
你是革命的摇篮。
你在冀中区成长，
你战斗在冀中平原。
你为培养党的铁军，
活动在滹沱河两岸。
高举抗大的旗帜，
为三纵队培养骨干，
你鼓舞着
三纵队优秀儿女，
奋勇向前。
哪怕敌人疯狂“扫荡”，
哪怕任何困难艰险！
啊！抗三，抗三！……
一阵歌声低低地轻轻地从集中营的牢房里传出，开始一个人唱，后来是几个人唱，声音由小渐渐变大。
晚饭后，睡觉前，日本巡逻兵很少到牢房来。难友们有的躺在光板木床上想心事，有的用树枝当笔在土地上练字。墙角里几个被捕的抗三团学员，靠在一起坐着聊天，不知谁想起了学校的野营生活，首先唱起《抗三团之歌》。于是几个学员便同声唱起来，后来声音传到整个房间。
这时，一个年长的难友走过来，也许是战俘班长什么的，和气地对几个唱歌的学员说：“不要唱了，让日本鬼子听见又要吃苦头。”
“怕什么，大不了是个死。”一个学员大声地说。
“对！日本鬼子来了，咱们就和他拼！”另一个学员说。
“拼？怎么拼？人家手里握着枪，你们赤手空拳，在集中营里拼，岂不等于白白送死？”同屋的一个难友插话。
“拼死，也比在这白白等死强！”
年长者又接着说道，“当然不能等死，我们要想办法出去，出去拿着枪和他们接着干。”
“那怎么能出去？”一个学员着急地问。
“这个，别着急，集中营经常往华北、东北煤矿送劳工，听说到那里很容易逃出去，难友中就有从煤矿逃回根据地，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再次被捕，第二次被送进集中营的。”
“那我们也要求到煤矿去。”一个学员坚定地说。
那个长者又接着说：“可眼下，千万不能盲目行动，不要闹病，不能被敌人杀害，你们没看见每天都有一批被折磨致死的难友被拉出去吗？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斗争，但也一定要讲策略，要组织起来，大伙一起行动……”
闻声走过来的谷自珍，听到难友们的对话，想起了长征，想起了延安，想起了抗三团的组建，想起了进驻冀中的野营教学，想起了冀中的反“扫荡”……
抗三团是抗大的一个分支，前身是长征路上建立的红军大学。长征到陕北后，1936年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更多地培养人才，1938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办学。于是，一批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肩负着革命的使命从陕北来到华北，抗大二分校首先在太行山下冀西的灵寿县安营扎寨。为了给冀中根据地培养干部，1940年抗大二分校奉命组建第三团（简称抗三团）。抗三团组建之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军对华北平原开始了频繁的“扫荡”，抗三团五个大队分布在冀中五个分区，在“扫荡”、反“扫荡”中流动办学。一边办学，一边抗日，为冀中军区培养了一批批军政人才，为冀中“三纵队”的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正当第三期学员紧张学习之际，华北日军发动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抗三团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了紧急动员，分散坚壁，各大队随冀中各分区地方部队反“扫荡”。抗三团虽然具有军事性质，但毕竟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学校，武器很少，装备很差，自卫能力受到限制。在敌人的几次重兵合围中，学员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有的左冲右突，几经周折突出重围；有的负伤后，为了不使党的文件落入敌手，用血将文件染湿搓碎，最后停止了呼吸；有的拉响最后一个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没有武器，就用老乡的铁锹劈死包围的日军，自己也倒在血泊中；有些换上便衣隐蔽在群众中坚持斗争的干部学员，也同群众一块被日军包围裹胁，抓捕到集中营，谷自珍等人就是这样被押进来的。
凭着受党教育多年的政工干部的觉悟，一进入集中营，谷自珍就琢磨，在集中营如何开展斗争。通过几天的观察，他看到被俘被捕的广大党员和群众绝大多数并没有屈服，就连大多数战俘管理干部也是虚以应付；只不过刚刚被带进这个戒备森严、控制严密的牢笼，还不了解情况，还不适应环境，还不知道该怎么行动。他想自己在部队是抓组织工作的，是抓党的建设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自觉开展斗争。
刚才听到抗三团几个学员的对话，又一次提醒他，当务之急，应先成立党组织。可自己没有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狱内有无党的组织也不知道。不过他有个有利条件，被俘前他是抗三团的组织股长，对抗三团的党员队伍比较熟悉，他知道谁是党员，并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于是他决定先从抗三团的被捕人员入手，逐个考察，待时机成熟建立支部。
每天晚饭后睡觉前，集中营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战俘劳工们最常见最简便的游戏，是中国农民多年流传下来的用石子走方城、走茅坑。两个人就地一蹲，在土地上画几个格子，捡几粒石子或几截柴棍，就玩起来，谁先走不动，被人憋死，谁就算输。
这天晚上，在操场中央，行人不多的地方，也有几个人用石子走方城，两个人玩，两个人看，一边走石子，一边说话。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看，他们的心思并不在石子上，只是等有人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他们才拿起石子走几下，大量的时间是在商量问题。而为首的就是抗三团的组织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还有政治教员刘亚龙（化名张顺）、副指导员王忱（化名杜王子）、宣传干事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他们都是抗三团的干部，过去就比较了解，被捕后又经过谷自珍的考察谈话，自愿组织起来，在集中营开展斗争。因此经过充分酝酿，谷自珍召集大伙，利用走石子游戏作掩护，召开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成立大会。
在集中营成立党支部，让日本人知道了是要杀头的，所以他们的会很秘密很严肃。每个人简单汇报了自己反“扫荡”被捕的经历后，谷自珍首先讲话：“我们都是经党培养的干部，反‘扫荡’被捕被敌人抓到这里，但共产党员不论走到哪，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而且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敌人斗争。集中营有不少被俘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我们应该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同敌人斗争。根据大家的愿望，我们今天成立一个支部。因为我们这个支部是在敌人的集中营，而且是在没有经过部队党组织批准的情况下成立的，所以是个特别支部，今天是6月1日，我们就叫‘六一支部’吧，我们几个人在一块过党的生活，也算是一个小组，也可叫‘六一小组’。现在我们先选一下支部领导和党小组长。”
谷自珍讲完，大伙就开始选举，最后表决分工：谷自珍为支部书记，王忱为组织委员，刘亚龙为宣传委员，庄子凯为党小组长。组织建立了，就要明确当前的工作任务和秘密工作的方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由谷自珍归纳了五项任务，主要是教育团结党员、发展壮大组织、防止叛徒出卖、开展狱中斗争、寻找机会归队等等。任务确立后，他们又研究了支部工作的原则和方法，除了支部的几个成员，其他党员一律单线联络，不准发生横的关系，尽量个别谈心，少开会议。
在谷自珍“六一支部”成立的同时，集中营还有一个党支部也秘密成立了，就是冀南地委书记王泊生组织的党支部。
王泊生原名鸣铎，河北景县人。1930年考入省立泊镇师范，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泊师校刊《泊声》。1934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先同王任重组建了津南党组织，又以左翼作家联盟盟员的身份到上海、南京、济南、北平及华北各地活动，在北平主编过救亡刊物《大众文化》，在太原参加牺盟会工作，又到延安抗大学习并担任教员。1939年从延安回到敌后冀南根据地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因劳累过度，身患肺病，1942年在衡水治疗养病时，被“扫荡”的敌人抓捕。灌凉水，用火烧，严刑拷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立场坚定、宁死不屈，被送进石家庄集中营后，他想以死抗争。后被集中营俘虏管理干部、原冀南区的党员傅充闾、参谋邱伟等人发现。他们利用处理科工作之便，把王泊生登记表上地委书记的身份改成文书，把王泊生作为普通战俘掩护起来，尽量使其少与外人接触，以免敌人发现。
王泊生通过傅、邱两人了解了集中营的内部情况，认识了当时在集中营干部班担任正副总班长的王一夫（化名徐学俊）、史寒光（化名史子荣），又通过王、史二人串联了几个被俘的管理干部刘文秀、宁心立、李西亭、徐梦纯、黎亚（化名王春岭）、邱伟等人，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规定了小组的任务：已暴露身份的，要伪装积极争取敌人的信任，以掩护未暴露的同志；组织力量打击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设法改善被俘人员的生活；在普通班未暴露身份的，争取早回部队；到煤矿去的人，待机组织逃跑，等等。
同情小组成立后，集中营战俘管理干部都能按小组的指示进行工作，对集中营党组织的活动非常有利。这时王泊生又在同情小组的基础上，同宁心立、史寒光等人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对于这个支部当时叫什么名字，有人回忆说是叫“五月支部”，有人说叫“六一八支部”。因支部的发起人王泊生1942年从集中营被送到本溪煤矿后又逃回根据地，在敌人八路合击枣南根据地时不幸牺牲，所以至今难以查清。但王泊生成立的特别支部却是当事人公认的。
在开展工作中，王泊生和谷自珍取得了联系，几经商量，决定两个支部合为一个支部，统称“六月特支”。合并后的第一届支部领导，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党员开始约二十多人，最多时发展到一百多人。支部领导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先后担任支部领导的有赵秉均（化名王风）、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石岩等。这个支部是在没有经过狱外党组织批准下成立的支部，不是正规支部，但却是一群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靠党性自觉成立组织的支部，是特殊支部、秘密支部、应该被历史承认的支部。
10 魔窟之中，谁家天下？
日本法西斯在集中营犯下的罪行是擢发难数的，成百成千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死在这里。但反抗，总是和镇压迫害成正比的。集中营的土地上浸透着中国战俘劳工的鲜血，也记录着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
每个新来的难友，只要多少留心一下周围的事物，很快就会感受到真正控制着南兵营的，并不是敌人的凶焰，而是另一种更强烈的气息，这就是对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旺盛的斗争意志。墙头上、厕所里，以至于操场的旗杆上，经常出现各种字体写下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也经常有人利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讲些诸如：“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驱逐倭寇”等坚持民族气节、反抗异族侵略的故事。特别是晚上，大家做工回来总要讲讲一天的见闻，每谈到如何把鬼子整了一顿，鬼子又如何狼狈这类“胜利消息”，大家则眉飞色舞、连声叫好，谈到鬼子的罪行则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战俘劳工经常被押到西兵营等地做苦工，多半干些杂活，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敷衍鬼子，进行破坏。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砖瓦，转眼间碎了一地；干活时不是锹把折了，便是镐头掉了；拉着车正走到半道，轱辘又无缘无故地跑了气，停下来一修就是个把钟头。
战俘劳工们比较愿意到外面做工，放放风，出出气，还可弄点水喝。对他们来说，出外做工要比待在里边“活便”一些，可以四下看看，找人个别谈谈，反正日本兵一般都不大懂中国话。有时他们就利用这一点，进行一些半公开的宣传活动。一天中午，战俘劳工们正聚到一起休息，看守的鬼子一时高兴，一定要战俘劳工们给他唱歌。起初战俘劳工们故意不唱，这个日本兵指指自己的鼻子，又拍拍自己的胸脯，意思是不要紧，有他担保。于是战俘劳工们就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等抗日歌曲都唱了起来。当时这些歌曲几乎老少都会，只要一个人起头，大家都能跟着唱。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鬼子听不大懂，每唱完一段他还要得意地晃晃脑袋。
一唱起这些歌，战俘们好像是又回到那燃烧着抗日烽火的前线，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自心头升起，鼓舞着人们勇敢地投入斗争。大伙越唱越激动，越高亢，“……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一“冲”，一“杀”，鬼子听出来了。
“八格！什么的鬼子？”
他们则说：“杀人放火的就是鬼子，不杀人不放火的就不是鬼子。”日本兵似懂非懂，只好叫劳工们别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