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日本民间团体的协助下，我和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会的同事们主编了一套《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四卷本）资料及研究丛书，即《石家庄集中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伪满劳工血泪史》《中国劳工在日本》，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在石家庄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日本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石家庄集中营遗址上举行了“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奠基仪式。首次正式把日军在华北建立战俘集中营、奴役战俘劳工的罪行资料全面系统地揭露到国际社会。
为了搞好这些纪念活动，在编书开会前，我们向各省市发出了征稿、征文通知，结果发现日军在中国的集中营并非石家庄一处，仅华北地区就有济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岛、洛阳等几个大集中营和一批小集中营。当时我想，这些沉睡在历史风烟中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实真相，若不抓紧发掘，恐怕将随着事件见证人的相继故去，而永远被岁月掩藏、被世界遗忘。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讲，这件事应该有人管、有人干，但客观上却没人管，也很少有人干。就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来说，也很难将其纳入正常工作，纪念活动一结束，又要转回到党史征编工作上了。我决心把这个课题继续搞下去，但如果还是业余时间搞，恐怕再搞二十年也搞不清。恰巧赶上河北省地方机构改革，石家庄地、市合并，市委市政府号召年龄五十岁，工龄三十年的干部提前离岗、内部退休。为了支持机关的机构改革，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集中营这个课题，于是我主动申请、并在1995年4月办理了提前离岗的内退手续，专门研究战俘集中营和战俘劳工这个课题。这样做虽然对自己的职务变动、职称评定、工资住房等生活待遇会有很大影响，但却为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调查的自由。
民间调研有两大困难，一个是缺少经费，一个是师出无名。外出调查采访，走访一般幸存者可以不要介绍信，但要走访领导干部，到党政机关调档案查资料，没有介绍信、没有盖公章，就没人接待。于是，自己就努力把民间的调研纳入国家的科研规划，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并得到国家的支持。1996年，应河北大学刘宝臣教授的邀请，一块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问题研究”；1998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中国学者对中日历史的研究，于是，我申报了“日军设在华北的七个战俘劳工集中营的调查研究”，同时应邀参加了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谢忠厚研究员申报的“日军在华北的侵略罪行调查”工作。这些课题的立项，为进一步研究日军侵华罪行与集中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解决了一部分经费。于是我同退休的老伴，一块到华北各地查档、走访，一个一个地实地考察华北的集中营。外出采访，我做记录，她拍照片，回来一块做文字整理工作。但没过多久，孙子、外孙相继出世，老伴被拴住了，单靠我一个人放“单飞”，根本完不成庞大的调研任务。于是，我和全国各地关心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网络，资料上互通有无，工作上互相支持；并邀请一些在校大学生和民间志愿者参加调研，建起了自己的研究室。为完成这个课题，先后投入十余万元，购买更新了几台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录像机、摄像机等办公设备，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进行书稿编排、光盘刻录。
根据战争受害者的要求，我们还把日军侵华罪行及集中营调查同民间对日索赔结合起来，帮助二战掳日劳工和遗属建立了民间组织和诉讼团体，用我们调研结果和史料证据，帮受害者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法庭诉讼。这虽使自己贴上了不少经费，占去了大量时间，但受到广大战俘劳工及家属的欢迎，走到各地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自己也感到能“为战俘劳工讨公道，为中华民族争尊严”做一点事而高兴。
4 与旅美华人团体的“史料抢救”
在完成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课题调查中，我发现日军在华北的集中营除了前面所列七个大集中营外，还有二十多个中小集中营，另外在华中、华南也有一批集中营，如果不趁这次调查把资料抢救下来，以后就更难查找。于是我想扩大调查范围，在完成华北七大集中营调查的同时，对全国各地的集中营，只要有资料就尽量收集。但如此庞大的调查任务，仅靠极为有限的课题费根本无法完成。于是，我们一方面自筹经费扩大调查、考察，一方面同旅日旅美华侨及日本民间团体合作进行史料征集和专题调查。同时，和“日军在华北的侵略罪行调查”课题组合作，到中央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查阅日伪档案和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因为各地战俘集中营均由驻地日军管理，在中国各地档案馆有关集中营的档案非常稀少、几乎没有，所以不得不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幸存者的控诉回忆和集中营中国职员的揭露证言上，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口述历史上。
由于当事人年事已高，所以采访时我们多次遭遇当事人的不测。有的当事人前两天还在街上走，当我们去了，门口却摆上了花圈；有的已电话预约了访问时间，当派人去采访时，当事人已瘫在床上不能说话了；有些人虽然还能讲话，但明显的记忆减退、思路不清；……我们切身感到，不抓紧进行史料抢救，随着历史见证人的不断去世，大量珍贵史料就会销声匿迹。于是，从2001年起，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我用退休金聘请大学生利用寒暑假期，开始对二战劳工口述史料的抢救工作。先是我带着他们采访，后来让他们独立活动。一个人记录，一个人摄像，先把口述史料抢救回来，有时间再整理。这一年我们抢救了一百位战俘劳工的口述史料。
当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参加第七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把抢救二战劳工口述史料的紧迫性和正在做的抢救工作，向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和“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旅美华人做了介绍，他们当即表示了合作意向。2002年经过试验性合作，先后与两会达成协议，由两会资助，我们组织，继续在国内进行二战劳工口述史抢救。
由于战俘劳工分布在全国各地，又多在农村，采访时间又是趁大学的寒暑假，是一年中最冷或最热的时间，所以抢救活动遇到很多困难。到农村走访时，没有公共汽车，大家就乘拖拉机、骑自行车，有时无车可找，就步行十几里地赶路。冒着寒冬和酷暑，吃农家饭，睡农家炕。外出辛苦，在家中整理资料同样艰辛，课题组成员，经常连续数天，每天在电脑前一坐十几个小时。这几百万字的口述史料，从整理初稿到编辑出版，我先后经过三次修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我参与主编、编写了十八本书，还参与一部十集的战俘劳工电视片的撰稿，工作非常忙。出版部门想赶在七八月把书印出来，而不停地催稿。没办法我们只好加班加点，仅三、四、五三个月一百天，我就编辑校审了五百万字的文稿，每天平均五万字，几乎是靠药物顶下来的。二十年来，为了这一课题，我从一头黑发变成头发花白，因为劳累过度，患了高血压、冠心病、支气管哮喘等多种疾病，还闹了一次脑梗、一次心梗。老伴也因为支持我工作，累得重病三次，如今还没好。如果没有海外华侨和国内友人的支持，没有课题组成员和家庭的支持，没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我恐怕坚持不到今天。
搞战俘劳工调研，不仅要付出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精力，有时还要承担政治风险、承受外来压力、忍受不少委屈。因为战俘劳工问题涉及民间对日索赔，涉及中日关系，涉及社会稳定。
当然，工作中有苦也有甜，我们到各地采访调查时，不少同行听说我们是民间行为，都无私地提供资料，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乡下采访时，一些战俘劳工和亲属，听说要为他们讨还公道采集证言，接待都很热情，有的免费提供食宿，有的还花钱给买汽车票。每当调查的结果变成了出版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时；每当这些口述史料被原告和律师选用，变成法庭证言时；每当这些口述资料被专家学者引用，变成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证据时；每当这些口述史料被教育工作者采用，变成爱国主义的教材时；特别是被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刊登、播放后，一些受害者、参与者都会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和祝贺，这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都会感到一点欣慰。尽管为这一课题，尝尽了苦辣酸甜，但我和家人都无怨无悔。
为了完成集中营这一课题，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课题组在四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查阅档案。到国内十二个省市的四十六个档案馆、党史、文史、地方志等部门，查阅、复印、收集档案图书文献资料一千多万字。二是实地考察。在华北各地寻找考察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二十余处。到原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考察战俘劳工就劳地二十余处。三是走访征集。先后召集战俘劳工代表大会三次，地区性战俘劳工座谈会十余次，走访征集战俘劳工口述资料一千多人（件），整理访谈资料四百万字，为四百多位战俘劳工录制了音像资料，并刻录了光盘。四是理论探索。十年来，我先后参加了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三十多次，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了广泛探讨。
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我们同旅美华人团体合作，从新征的一千多位战俘劳工口述史料中，选编了六百一十一人的史料，主编了《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五卷本）约二百三十万字，由齐鲁书社出版；同时我还参与了由中央档案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社科院三家合作编辑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十卷本）约三百万字编纂工作，我担任副总主编，并完成了其中的两卷书稿，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同课题组成员合作出版了《日军侵略华北罪行史稿》《强制劳动》《地狱证言》等著作。另外，由我执笔撰稿，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合作，拍摄了《不应忘却的历史——日军虐杀中国战俘罪行录》十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2005年9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时，同来访的旅美华侨协商进一步合作的计划，当时准备再用十年时间，把日本在华的集中营做一次全面调查，并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编写一套《日军侵华集中营纪实丛书》。一些专家学者听说后，觉得这个计划很好，但时间太长，希望能尽快拿出一本全面介绍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书。于是我们决定在纪念卢沟桥事变爆发七十周年时，先写出一本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书，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二战期间，日军在亚洲的中国、朝鲜、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亚、爪哇等地及日本本土建立了大批战俘劳工集中营。仅在中国的集中营就有成百个，而一些较大规模的集中营都有战俘劳工数万人；每个集中营都充满了血与火的较量，每个战俘劳工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每个集中营都能写一部长长的日军残害战俘劳工的罪恶史，每个战俘劳工都能写一本厚厚的战俘生涯的苦难史。区区一本小册子要把日军在亚洲的集中营和全体战俘劳工的苦难生活及斗争经历都介绍出来，根本不可能。所以本书只是揭秘性质的，而主要揭秘日本在中国的集中营，让世人知道亚洲有“奥斯威辛”，中国有“奥斯威辛”，使人们对日本在中国设置的集中营有个基本的了解，对各集中营的基本情况有个初步的印象。所以，每个集中营都不能从头到尾地详细记述，一些故事也不能展开描写，希望当事人和广大读者谅解。加之，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销毁档案和封存史料，加害者不肯承认自己在集中营的罪恶活动，受害者又大部分被折磨至死，幸存者也因时间太久、记忆不清，所以，各集中营都有一些重大事件，至今无法查清，有时同一事件的当事人却有不同的回忆。加之，本人水平有限，文中可能出现许多差错，希望当事人、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批评补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抗战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何天义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