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说日本指导官岛田在一次喝醉酒后，先把主谋的三个人绑起来，又叫捆那三十个人。先问谁换药，于是带伤的人便争先跑出来想换药，但出来的人都被捆了起来。人们隔着玻璃看到这一切后，便不再出来。后来敌人便让警备班硬拉出来，不管有伤无伤，一齐拉，后来不知谁说“算了吧”，便不往外拉；据说拉走十三四个人（连三个“主谋”的），共砍了十六七个人。后来日本人叫干部班去洗人头，我没有去，也不知谁挂上了三个人头。赵教官又到办公室说，日本人叫写一张布告，屋里人谁也不应声，后来他指名叫我去写。我在办公室由石教官和赵教官给我提的词，我照着写，内容是“警告暴动”的。在被杀的十几人中，有定县的张脏儿，有高阳的王小喜。听干部班的人说，王小喜在被杀害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次暴动，在石家庄集中营讲，人数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上面几个目击者的回忆，虽然人名、人数，因记忆误差，不太一致，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从中可以看出战俘劳工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和日本侵略者草菅人命的罪恶。
还应提及的是战俘劳工的斗争并不只在石家庄集中营，他们被转送到塘沽和青岛集中营后又进行了暴动和斗争。被送到日本后，又在日本的九州、北海道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特别是木仓谷暴动和花冈暴动，在日本及世界都有一定影响，被世人誉为中国战俘劳工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典范。
13 从停尸房到万人坑
集中营对战俘劳工威胁最大的是疾病和瘟疫。几百人拥挤在一个屋子里，虱子、跳蚤、臭虫滚成蛋，脓包、疥疮蔓延着，可怕的传染病流行着，死亡的恐怖威胁着每个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健康人容易生病，有伤残和疾病的人只能加重。
集中营设立了病栋，后来又在集中营外设立了隔离病院。集中营木板营房最南边的一排是病栋，病栋共有三栋，体质好的病人放在一、二等病栋，传染病和老弱病重者放在三等病栋。所谓的病栋，也是木板通铺，传染病栋的地下还铺着厚厚的石灰。患了痢疾、伤寒、霍乱、猩红热的病人被隔离在这里，因为缺医少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得不到治疗，只能听其自然。有的重病人没人管理，不得不自己从石灰地上爬出来，找水喝、找饭吃。有的病人尚能呼吸，还有救治希望，就被抬到停尸房。每天都有一些人从病栋和隔离室被抬出去。严寒的冬天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战俘因病冻死在病栋里，耳朵、鼻子、睾丸被老鼠咬掉，情景十分凄惨。
病栋的西头有两间坐西朝东的木房，是集中营的停尸房，每天死的人都抬到这里，由休门镇的拉尸队往外拉。开始死的人用棺材往外装。所谓棺材，也只不过是用一寸厚的木板钉成的长木盒子。后来死的人太多，日本人不让再埋棺材，而是把尸体倒出来埋了，把空棺材拉回来反复使用。空棺材不够用，日本人就让用席子卷，一张席子卷一个尸体，用绳子捆一下，装车拉走。再后来，席子不够用，就把赤裸的尸体像码秫秸垛一样，码在大车上，用席子在上面一盖，用绳子简单捆一下拉出去。每天傍晚，拉尸队进集中营，经过集中营日军医兵验尸，门岗验证，把尸体拉到“万人坑”里掩埋。
万人坑在今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西侧，东风西路北侧，原石家庄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院内。当时称其为休门义地，专门埋葬集中营死难人员。开始只买了四亩地，因为死人太多埋不下，后来又买了四亩地，一共八亩地，还是不够用。
义地中间有三间北房，房前有两个烧煤的炼人炉。据说建成后，烧过几具尸体，因烧煤炉温低，尸体烧不化，后来就废弃了。拉尸队埋人时，事前挖出两米宽、两米深，长宽不等的大坑；把尸体拉来后，平搬进去，每层放十几具、几十具不等；然后埋一层土，下次拉来尸体，再摆上一层，然后再埋二、三层。有的地方是埋了挖，挖了埋，经常可以看到乌鸦和野狗在叼食死难者的尸体。
1944年日军在洛阳作战，短期内往石家庄集中营送来一万多名国民党战俘。由于路途较远，有时步行，有时坐汽车，有时乘火车，走走停停。战场上下来的伤病战俘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关在闷罐车里好几天，到石家庄没下火车，就死了一大批。送到集中营后，因“人满为患”，条件恶劣，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死了二百九十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敌人就用汽车往外拉。
休门义地的看坟人李小可夫妇，1951年曾对记者讲：“鬼子杀我们的人海（多）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天不死几十口。那年冬天下大雪，活活冻死好些人，平常都是太阳落了往地里拉，这回太阳老高就拉了，一车装三十个，四个人拉，拉了三趟，咕咚、咕咚地扔在一个坑里。那些人呀，都是光着屁股，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到夏天，脸肿多高，瞪着两只大眼，浑身是伤，是血，是粪，有的从车上往下一搬，就烂成截了，后来没地方埋，就把原来埋的地方再刨刨填进去。我们看坟两年多，估摸着最少埋了两万人。”
从1938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七年间，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的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五万人。其中，约三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约两万人在集中营被折磨而死。
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纪念受难的抗日同胞，歌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共石家庄市委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决定在集中营遗址、现平安公园内，修建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1995年8月16日，举行了奠基仪式。1997年8月15日，纪念碑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石家庄各届代表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这是抗战胜利五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为蒙难于日军集中营的中国战俘劳工建立的纪念碑。
纪念碑根据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思想，采用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手法构思设计。纪念碑坐东面西，主碑碑体南北长二十米，碑高五米。主碑由三个板块拼成，中间一块碑体最高，在大理石贴面的碑基上方镶嵌着“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十三个闪闪发光的镏金大字。左右两侧均为铜铸浮雕，左侧板块的上方镶嵌着镏金数字“1938”，表示集中营建于1938年，下面的五组浮雕用写实的手法，具体地反映战俘劳工在人间地狱中所过的非人生活，从事着繁重劳役，经受着残酷刑罚和瘟疫的摧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苦难情景。右侧板块的下方镶嵌着镏金数字“1945”，表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面的四组铜铸浮雕反映战俘劳工不甘屈服，不怕牺牲，团结战斗，前赴后继，冲破牢笼的斗争情景。浮雕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恶，歌颂了中华儿女的反抗斗争。深色的青铜，金属的质地，烘托了集中营生活斗争的深沉和悲壮。
主碑前面是纪念碑的主雕，主雕的碑座上卧放着一块长近四米、高约两米，重约十三吨的天然万年青巨石，巨石的两头缠绕着几根被挣断的锁链，中间雕刻着碑文“石家庄集中营纪略”，主雕用高度抽象的手法，反映了深刻的历史含义。天然巨石既寓意着被束缚、被奴役的战俘劳工不甘屈服的团结和力量，也寓意着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像几根被挣断的锁链，对于一个拥有亿万人民的伟大国家，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它告诫人们，军国主义必然失败，伟大中国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