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世纪中期，纹章瓷的定制已相对容易了，更广泛的群体包括中上阶层和一些专业人士都能买得到和买得起。但总体来说，纹章瓷作为个性化设计的私瓷价格是明显高出一般瓷器的。有的精品纹章瓷价格不菲，譬如1740年左右利克和玛丽·奥凯奥弗定做的一套餐具其购价就令人震惊，这套由30个大圆盘和70个普通餐盘组成的餐具高达ā99.11.10，按通常的市场价格，这套纹章瓷是一般青花瓷器的10倍。这是迄今所知最昂贵的纹章瓷之一，这套瓷具制作之精细令奥凯奥弗非常满意，1743年他们又增订了部分品种。由此可知，纹章瓷的定制和贩运虽然量小而零碎，却因定制价格的保障盈亏的风险相对较小，使得18世纪中期以后每年有大量订购的纹章瓷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不列颠本土。瓷器定制的流程我们可以通过托维尔家族克里斯托弗或托马斯兄弟的一笔订单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托维尔家族的原始订单所幸至今保存完好，订单一面写着这份纹章瓷定制的要求，包括6件外饰的彩色纹章饮料碗和为一张木制茶桌配置的2套彩色器皿，背面则绘着定制瓷的纹章图案。这份订单由托维尔家族托付给商船船长和货物管理员，他们将订单带到广州，交给一位负责外销瓷器的订货商，这位被称为“刀仔”的人将定制的要求部分译成了中文，“刀仔”可能是熟谙西文同时在瓷器方面又有专门研究的商人。这份订单后来被送到了景德镇，并按纹章瓷的要求烧制瓷器，制作完成后再运送至广州交给“刀仔”，由“刀仔”交给商船船长，暂存放于商行仓储，待所载运的货物齐备以后，装船返回英国，由船长将定制瓷交给托维尔家族验收，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两年时间。图德·克雷格爵士在他的《18世纪的纹章瓷》中列举了1000件纹章瓷的实例，可见当时英国纹章瓷制作的规模。
三
最早在欧洲销售中国瓷器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运回的华瓷主要在首都里斯本销售，里斯本是早期华瓷的贸易之地，每每有中国瓷器运回，常会吸引来自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这些由葡萄牙人运回的中国瓷器，也时常出现在欧洲一些大市场或定期集市上。譬如：法国的圣日耳曼和圣洛朗市场，就曾出现过早期的葡萄牙人在那里出售从中国运回的瓷器。
中国瓷器在欧洲最重要的销售地是荷兰，运往欧洲的绝大部分华瓷都是在这里批发拍卖进行销售的，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鹿特丹、德尔夫特、霍恩、恩克霍伊曾等许多荷兰城市都拍卖过瓷器。荷兰的瓷器拍卖有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泽兰的《拍卖汇编》（共7卷），汇总了泽兰40多年时间里卖出的全部商品和每一批货物价格及买主情况，这是非常珍贵的荷兰国家档案。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阶段中国瓷器不同的经销商，获悉中国瓷器在荷兰的销售情况。根据档案披露，1724-1748年期间，比尤克拉（J.Beuklaar）是这一阶段无可非议的最大买主。在泽兰的拍卖中，经常一次买50000件，有时甚至买100000件以上。他遇到的竞争者是卡斯珀（Caspar）和保罗斯（Paulus）兄弟以及也大批量买进的鲍戴恩（A.Boudaen）、里鲍尔特（Ribault）等人。购买20000-40000件的商人是沃勒（H.Walle）、利维杰（I.Levij）、布瑟和格里迈尔（Boursse＆Grymalle）商行、埃尔斯特和戈瑟尔斯（V.Elst＆Goethals）商行以及穆尔（J.Moor）和休詹（J.Huijen）。在这一阶段的末期，罗兰特·利恩德（R.Leenders）成为重要人物。18世纪荷兰瓷器市场的贸易竞争十分激烈，商海沉浮大浪淘沙，有的商务做大了，有的则萎缩甚至退出了市场。在1755-1765年期间，我们发现只有里鲍尔特和鲍戴恩仍在最大购买者之列，瓷器批发的富商巨贾比尤克拉却不再出现，上面提及的其他买主，也只是购买小批量的了。他们的重要位置被塞卡里尔（P.H.Securier）、尼德维恩（J.Nederveen）、阿伯拉罕（Abraham）和史密特（J.Smit）兄弟以及舍夫特（L.Schoft）等人所取代，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商行是布瑟商行、萨珀韦勒和斯密斯（Superville＆Smith）商行。在1772-1777年的阶段中，斯密斯兄弟、鲍戴恩商行、布瑟商行仍是巨贾，一批新的瓷商又崛起，如黑兹博穆（Hazebomme）商行、西特斯和卡特奥（V.Citters＆Catteau）也大量地买进瓷品。这些瓷商将拍到的商品送到各自的瓷器零售商店，由瓷器商店定点分销。
中国瓷器拍卖仅次于荷兰的是英国，18世纪以后的英国，也是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主要销售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远东运回的瓷器通常是在伦敦拍卖，但也有在其他地方和城市出售的，通过公报通知，犹太人或荷兰人常常专事这些输入品的经销，他们被称为“瓷商”（chinamen），1774年，仅伦敦就有52人。也有一些特殊要求的瓷器需要二次加工，即在从中国运回的白瓷上用彩料绘画进行装饰，根据需要作五彩、粉彩、珐琅彩、墨彩等等，然后放到瓷窑中用750℃——900℃左右的炉温烧烤，烧成用手扪有凸起感觉的釉上彩。诚如清代朱琰对这类瓷器加工的叙述：“白器烧成，始施彩画。画后复烧，使颜色入器。”英国有一批装饰中国瓷器的艺术家，其中有彩瓷工匠詹姆斯·贾尔斯、彩饰画家奥尼尔等人。不管怎样，对这种舶来品的彩绘体验为18世纪晚期乔赛亚·韦奇伍德对瓷器做的新古典设计开辟了一条路子。18世纪的伦敦是远洋航运的中心之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运回的瓷器，也有通过伦敦中转再运往他地的。不仅输往“西方”如爱尔兰、美国和加勒比地区，也输往德国或意大利，有时也在荷兰卸货，这一点不仅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而且从《欧洲的墨丘利》（the Europeesche Mercurius）和《阿姆斯特丹新闻报》（the Amsterdamse Courant）这类报刊登出的通告中看得很清楚。在这些刊物上，满载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的英国商船抵达阿姆斯特丹是要广而告之的。
法国和奥斯坦德的商人也将中国的瓷器运到欧洲，其中，也有非组织的个人在巴达维亚购买瓷器，由平底中国帆船或多或少地运往荷兰。
欧洲各东印度公司运回的瓷器和拍卖销售地并非一成不变，亦有因商业信息的把握或其他原因驶往异国拍卖的。如葡萄牙人在法国，英国人在荷兰，荷兰商船接到指令在伦敦和巴黎拍卖的。
究竟有多少中国瓷器运抵欧洲销售因资料零碎已无从稽考，总之，中国瓷器大量外销欧洲主要是在清代，荷兰扮演了华瓷运销欧洲“海上马车夫”的角色，而荷兰有关瓷器销售的国家档案相对比较完善。T.沃尔克尔和A.乔格先生分别就不同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并拍卖的瓷器作过统计。1619-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1000多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1730-1789年，装运并拍卖的瓷器约4250万件。迄至18世纪80年代末，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瓷器已在6000万件以上。按通常的比例，除去约1/4的日本瓷、北部湾瓷等，中国瓷器应不少于4500万件。
大量销往欧洲的华瓷在欧洲近代社会掀起了一股对华瓷的收藏、陈列和仿制的热潮，并且使欧洲文学、艺术领域对华瓷的描述与赞美具有持久不衰的兴趣。早在17世纪中国瓷器就经常出现在荷兰艺术家静物画中，N.奥特马提供了17世纪描绘中国瓷器的荷兰北部和南部画家概览的细节。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被称为“china”，这种“瓷文化现象”直接导致了欧洲人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以及引领一代风习的欧洲罗科科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第三节 清代华瓷在欧洲市场的变故和国内的伪制之风
18世纪中期以后，通过西欧各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运销欧洲的华瓷在欧洲市场逐渐遭到了本地瓷器的排斥，加之购置成本的提高使之至80年代出现了华瓷贩销的严重亏损，华瓷运销遂大幅削减，国内造瓷业迅速萎缩。道光以后，为满足欧人对古旧瓷器的追逐，瓷器的伪制愈演愈烈，中国造瓷业就在这种不良的世风中衰落。
华瓷在欧洲曾是最受追捧的畅销商品，在新航路开辟以后将近3个世纪里，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抓住商机先后将大量的中国瓷器运销欧洲求得厚利。欧洲瓷商运销的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利润的明显下降是在18世纪的60年代末。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1768年中国瓷器运销欧洲的毛利率为125%，1769年降到了85%；60年代每年毛利率的平均值为145%，70年代骤降到了71%，80年代只有53%了，20年间利润急剧衰减。其原因除了一些中国瓷器的进货价格不断上升以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欧洲造瓷业迅猛发展起来以后开始排斥华瓷对欧洲市场的占有。中国外销瓷的锐减和欧人对旧瓷的收藏，导致了国内造瓷业的萎缩和伪制之风的盛行。
一
荷兰是贩销中国瓷器的主要国家，在近代历史上荷兰人运销的中国瓷器比全部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18世纪的中荷贸易中，很多瓷器的贸易价格不降反升，如：一副青花饮料杯和杯托18世纪30年代初为13分，1735-1745年为14分，1746-1756年为15分，到1766-1794年涨到了18-19分，涨幅为38%-46%；青花牛奶罐1735-1745年为18分，1775-1783年陡涨为50分，涨幅为177%；珐琅彩奶罐也从1735-1745年的20分涨到1775-1783年的58分，涨幅甚至高达190%。而这些购置成本大幅提高的外销瓷是不能以抬高售价的方式来面对增加的成本，只能以摊薄利润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来应对，因为这些外销瓷同时面临着快速发展的欧洲各国瓷厂产品的竞争，特别是1708年德国麦森瓷厂成功烧制出硬质瓷器以后以及相继发展起来的英法等国瓷厂的许多精致产品。
麦森瓷厂早期在图案纹饰方面注重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瓷绘艺术的模仿，18世纪30年代，用高岭土制作的彩绘瓷器就得到了欧洲市场的认同，从而进入了瓷业发展的全盛期，并左右了当时欧洲瓷器的风格，J.G.霍罗特将1713-1740年的麦森瓷认定为它的瓷绘艺术阶段是有道理的。
1743-1744年英国在伦敦先后创建了切尔西瓷厂和博屋瓷厂，两座瓷厂尽管制作的都是软质瓷器，但前者在造型、式样、纹饰和色泽等方面多仿中、日瓷器风格，特别在胎质和色泽方面日臻完善。后者以仿广东新雅柔丽的粉彩和德化白瓷而享有盛名，被冠以“新广州”的美誉。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瓷厂，同时代的材料披露了1745-1760年在伦敦及其近郊一些瓷厂的经营情况。这些瓷厂的产品开始占领了原本为中国瓷器主导的英国瓷器市场。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陶瓷开始呈现出与中国瓷器的严重竞争，主要是乔赛亚·韦奇伍德创制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陶瓷成为欧洲陶瓷制作的一种新范式，满足了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对优质餐具的需求，而东印度公司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则归咎于这种新古风的兴起。加之，威廉·柯克沃提发现高岭土矿于1768年在普利茅斯建立起了英国的硬质瓷厂以后，竞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公众兴趣的改变和需求的缩减，无疑已影响了景德镇。
法国的瓷制工业18世纪中期以后也发展了起来，在鲁昂、圣克卢、里尔、索镇、阿拉斯、尚蒂伊、梅纳西、塞夫尔等地都先后建起了瓷厂，70年代初，仅巴黎一地就出现了一批小型的瓷器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迪维斯统计18世纪末就有27座之多。在法国各地的瓷厂中，尚蒂伊、梅纳西、塞夫尔瓷厂还颇有规模和影响。18世纪后期，相对廉价的中国瓷器而言，法国人还为皇家瓷厂的塞夫尔瓷器高昂的市场价格沾沾自喜。法国瓷器销售市场也开始逐渐为地方瓷厂所占据。
此外，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瓷器制造业在18世纪中期以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欧洲市场对华瓷的销售事实上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面对发展起来的欧洲造瓷业与外销瓷的激烈竞争，各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华瓷贩运中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在定制瓷的式样和纹饰图案方面发掘热点题材，或是尽可能多的消费层面都能接受的题材，瓷器式样的创新比较难，纹饰图案的变更却很容易。常见的主题，如启蒙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主题，航海主题，名人纪念主题，重大政治事件等等。另外，某些时下流行的名人画稿装饰的瓷器，在欧洲瓷器市场也很走俏。譬如：1777年，亨利十七送了“摘樱桃的人”等欧洲名画的图案模型，以这些图案装饰的瓷器在1779年到达了尼德兰，使整船瓷货保持了较高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