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曾是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中最受欢迎和最活跃的两种商品。它们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水平。丝绸是在西汉时期由西域经西亚传至欧洲的；在陆运商业和内海贸易的中世纪，易碎的华瓷限制了由陆路大量外销的可能性，海路的运销也仅限于周邻海区，瓷器只是辗转而零散地传入欧洲。随着东方航路的开通、远洋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瓷器大量地销往欧洲，如同陆上丝绸外销而形成了“丝绸之路”，华瓷外销亦形成相对稳定的海上“瓷器之路”。
第一节 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
考察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有助于对中世纪以后东西方交通史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估以华瓷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一
唐代以降，中国瓷器主要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西运，即经我国南部海域绕马来半岛穿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再经由这里，或沿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溯两河流域运销西亚，或径直西行入亚丁湾在阿拉伯半岛或红海西部的非洲沿岸乃至开罗附近的苏伊士湾卸货。9世纪出口的华瓷，多为玉绿色的青瓷（Celadon ware），在西亚、北非行销并流往东部地中海的广大地区。9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萨马拉，以及埃及的伏斯泰特（即旧开罗）遗址中都有唐代华瓷的残品出土。开罗曾是中国青瓷的收藏中心，其中一些后来被土耳其人运至其首都，使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殿形成1300多件青瓷的巨大藏量，成为世界上青瓷最杰出的收藏中心之一，有些藏品甚至中国都没有。冈珀茨1958年出版的《中国的青瓷器》一书对中国的出口青瓷有专题论述。14世纪，中国早期青花瓷器被大量地卖到中东，除托普卡普收藏中心瓷器品种增加以外，德黑兰的阿得比尔博物馆更多地收藏了这一阶段的出口华瓷。中世纪西亚的商人、旅行家和作家，从9世纪的苏莱曼·塔吉尔到14世纪的伊本·伯图泰留下的对中国瓷器不同角度的描述，提供了西亚人认识华瓷即从青瓷到青花瓷器逐渐演变的珍贵资料。
11世纪以前，华瓷还多滞留于西亚、北非一带，欧洲对华瓷的初步认识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东侵的欧洲十字军在近东地区见到了中国瓷器，将其作为珍贵的战利品运回欧洲，其中的几件保留迄今。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傲慢矜夸的君主，还是蛮悍凶顽的武夫，无论是清心寡欲的僧人，还是老于世故的商贾，没有不被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打动的。13世纪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不顾千里迢迢贩运之繁难，带回华瓷。意大利圣·马克陈列的一个中国瓷瓶和一座香炉，据称就是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可见，华瓷备受当时欧人的珍视。欧洲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商人利用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对少量流往欧洲华瓷的追捧逐利远近。“13世纪以后，从热那亚和威尼斯来的商人已有瓷器销售”，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也出现了瓷器的修补行业。16世纪的传记作家G.瓦萨里在他修编的《意大利绘画、雕刻和建筑名家列传》中提到13世纪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契马布埃曾在该市的瓷器修补店作过壁画。14世纪以前，某些负笈远游、到过西亚、印度以远的欧人业已确信：中国是造瓷业的故乡，最美丽的瓷器出自中国。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商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中国瓷器大量舶往欧洲。中国瓷器遂成为中世纪远洋贸易中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宽、影响最大的商品。
二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涉足远东的西方殖民者先驱，特别是葡萄牙人，1517年开始与中国通商，他们将香料带到中国，又从中国运走瓷器等物。1522年被驱逐之前，一直在广州购买瓷器，以后转道澳门等地，并于1557年窃居澳门，直到1578年在广州直接通商的恢复。葡萄牙人运回的华瓷主要在首都里斯本销售，也时常出现在欧洲一些大市场或定期集市上，法国的圣日耳曼和圣洛朗市场就曾出现过早期的葡萄牙人在那里出售从中国运回的瓷器。15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腓力二世决定关闭里斯本港对荷兰船只的通航。荷兰人无法从伊比利亚半岛得到包括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遂决定与中国直接通商。他们以招聘葡萄牙航海者的方式获得东方贸易航线的秘密。1600年以后，荷兰船初航中国成功，并很快建起了一条与东方贸易的海上通道。
荷兰人根据以往在欧洲经营华瓷的感觉和经验，一俟与中国建立联系，便十分重视瓷器的贩销。世界在近代化的初期，尚未摆脱交通不便、封闭自守的落后状态，仅凭距离就可以使某一种商品生出高额利润，更何况名冠天下的中国瓷器。17世纪上半期，即使在亚洲地区贩运华瓷，也时常获得成倍的赢利。1641年4月，澳门预订的一批瓷货运至苏拉特出售，利润达到100%；1643-1644年，北也门穆哈一份售出的商品目录披露，成本3738佛罗林的一船瓷器在这里卖了9700佛罗林，赢利更高。从一些商务档案的购销情况看，距离与收益似乎呈正比状态。将华瓷贩往欧洲虽成本提高、风险增大、周期延长，但销价明显高出亚洲市场，实际获利并不低于亚洲国家之间的贩销。否则，庞坦纳斯不会在1614年发这样的感慨：“东印度贸易已将大量瓷器带到尼德兰。”沃尔克尔估计，早在新航路开辟之初，葡萄牙人将华瓷运销欧洲就可能与在亚洲销售同样利厚。沃尔克尔先生的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事实证明，华瓷在欧洲曾是牟利丰厚且久销不衰的商品，虽因影响购销的诸多因素或贩运的无计划性导致价格涨跌不定，悬殊颇大，但直到18世纪60年代，利润仍相当可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18世纪直接运往荷兰的瓷器购销价格统计表明：60年代以前（含60年代），每年贩销的毛利平均高达121%。
继荷兰之后，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等国也先后趋利而至，到东方营运和贩销华瓷，造成世界历史上华瓷西运空前的声势。
为了垄断华瓷贸易，最初，荷兰在通往东方的“瓷器之路”上遍设据点，封锁航线，掳获西、葡等国偷运船只，不让其染指。1602年，荷兰截获一艘返航西班牙的帆船，将船上瓷器运至阿姆斯特丹拍卖，获纯利500万盾以上。同年秋，另一艘被截获的葡萄牙大帆船“圣亚哥”号上的华瓷连同其他中国商品在米德尔堡出售亦牟暴利。1604年，“圣凯特里拉”号又被截获，据说约60吨各种类型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人们从西欧各地纷至沓来，争相购置，英王也在购买者之列。尽管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在东方势力范围的划定、各东印度公司的先后成立以及与中国通商权益的取得，荷兰垄断航路的海盗式贸易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但是，欧洲对瓷器的大量需求和丰厚的收益强烈地刺激了荷兰人加速发展远洋航运业的欲望，并把贩运瓷器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有效手段。T.沃尔克尔研究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开始的80年历史，指出1682年以前，瓷器一直被该公司列入贩运的众商品之首。A.乔格先生又考察了1730年以后的60年历史，认为与前80年相比，数量成倍扩大。事实上，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荷兰人始终操执全欧的华瓷贩销之牛耳。虽然英国海上力量发展起来之后，一度遭到伦敦公司的竞争，终由荷兰人以不时在中国定做新图样和品种的瓷器而赢得稳定的欧洲市场。当18世纪后期英国取代荷兰已成定局之时，日趋利薄的华瓷贩运已无关宏旨了。至于其他西方国家诸如法国、丹麦等，直到17世纪末也只配备了临时船只，做一些七零八碎的运销而已。
三
西方主要殖民国家贩运华瓷，不同时期各有相对稳定的发货地、中转地以及往返航线。贩运的方式大抵为：一、直接贩运。即在中国的澳门、台湾、广州、厦门等地装船，“各东印度公司的绝大部分瓷器都直接从中国贩运”。澳门和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葡萄牙和荷兰的基地。二、间接贩运。由中国船或其他从事亚洲居间贸易的船只将华瓷运至马尼拉、巴达维亚、巨港、万丹等南中国海以外的亚洲主要集散地。西班牙利用马尼拉殖民地东运西属美洲，经由那里转运欧洲。葡、荷、英、法等国则利用巴达维亚等其他集散地装运到印度。苏拉特、科罗曼德尔、卡利卡特、果阿等若干南亚港市是西方远洋船只停泊和转运之地。远洋航海与殖民时代，印度半岛在欧洲和远东贸易中的地位，恰如内海与河道贸易时代威尼斯在欧亚贸易圈中扮演的角色。原因在于明代以后，随着中国船队的多次下西洋，中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中国的外销商品在南亚可谓一应俱全，吸引了西亚和非洲以远的客商前来采买。加上印度又位居欧洲和中国远洋贸易航线的中部，中转站的地位尤其突出。印度的沿海港市中，苏拉特和科罗曼德尔是中国瓷器西传的两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华瓷经由这里分转波斯、穆哈等地，或西行绕经好望角运抵欧洲，或按传统的途径运销印度腹地。16世纪，德国迪林根刊行的教会布道信札曾提到，中国制造的宝山堂（Pozzotan）瓷器，行销印度全境。同一时期，羁旅印度6年之久的荷兰旅行家简·范·林索登在其《旅行日记》（Itinerario）中也说，每年都有华瓷输出到印度。印度的果阿有一条街，充塞着本地印度人，他们出售从中国运来的瓷器珍品。印度存有大量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成为先期殖民者争相寻捕的猎物。
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利用率先开通到达印度的航路就从这里运回了不少中国瓷器。1522年，葡萄牙国王宣布从印度回来的船可以携带占总船货1/3的瓷器。16世纪后半期，香料和华瓷成为葡萄牙人在印度贩运的大宗商品，以至于16世纪中期欧洲形成这样的观念：“瓷器来自印度，但由中国制造。”很快，英国人也将印度纳入其殖民范围。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独占了好望角以东到达印度的贸易航线。英国的海外冒险家纷纷涌向印度淘金，沃尔特·科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怀着这种热望实现了印度航程，收集的物品中就有中国瓷器。
此外，欧洲一些殖民国家也从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中零散地获取中国瓷器。如英王伊丽莎白的首席顾问威廉·塞西尔（1571年后的伯利领主），于1579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领事馆，作为英国与奥斯曼帝国重要贸易的开始，以后，他得到一些中国青花瓷器。
可见，追逐华瓷已构成西方早期殖民国家海外殖民掠夺的重要内容，这些国家纷纷利用本国在海外的各种优势，各展其能，各出其招，以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中国或华瓷广布的亚洲各地，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瓷器运回欧洲。
四
西方各东印度公司运回的瓷器，多在本国主要港埠卸货和拍卖，如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米德尔堡、鹿特丹、阿姆斯特丹、霍恩，法国的南特，英国的伦敦等。由于荷兰远洋航船多，贩运规模大，加之国际商港不少，富商巨贾云集，因此，这里自然成为华瓷销往欧洲腹地的转运中心。除荷兰本国船只以外，欧洲其他国家的货船也常在这里卸货，当时欧洲著名的报刊《欧洲贸易》和《阿姆斯特丹报》就经常刊登满载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的英国船抵达阿姆斯特丹的通告。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鹿特丹、德尔夫特、霍恩、恩克霍伊曾等许多荷兰城市都拍卖过瓷器。荷兰的瓷器拍卖有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泽兰议院的《拍卖汇编》（共7卷），汇总了泽兰40多年时间里卖出的全部商品和每一批货物价格及买主情况。18世纪20年代以后，每次拍卖都有30名甚至更多的买主在这里竞拍和成交。登录在册的大瓷商或商行先后有比尤克拉、卡斯珀、保罗斯兄弟、鲍戴恩、里鲍特、塞柯里尔、内德文、阿布拉罕、斯密特兄弟、斯柯夫特、布尔西商行、萨珀维莱和史密斯商行、黑兹博梅商行以及西特斯和卡托商行等，他们一次性成交的瓷器均达数万件，有时甚至在10万件以上。T.沃尔克尔和A.乔格先生分别就不同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并拍卖的瓷器作过统计。1619-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1000多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1730-1789年，装运并拍卖的瓷器约4250万件。迄至18世纪80年代末，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瓷器已在6000万件以上。按通常的比例，除去约1/4的日本瓷、北部湾瓷等，华瓷应不少于4500万件；加上缺乏材料、无可稽考的活动和年代，数字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