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神剧中，年般会有一道必备的菜肴——女鬼子。不信你看，凡是近些年拍摄的神剧，总会有若干长得比女优还妖艳的女鬼子，她们或高高在上指挥众多皇军冲锋陷阵，或化装潜入用美人计弄得你神魂颠倒，这之中不仅有士兵，更多还有尉宫，有少佐大佐，甚至还有将军，全都腰挎武士战刀，佩戴着耀眼的军衔，身着笔挺的永远一尘不染的将校军服，足蹬永远铠亮的高腰战靴，化着任何战火硝烟也无法污损的艳抹浓妆，忽而卖萌，忽而使狠，如狐仙般贯穿于神脚始终，搅得你眼花缭乱，欲罢不能。简直这么说吧，要是没有这些女鬼子，这戏就不能演下去了，就好比没有狗肉就成不了席似的。
不过我得让人十分扫兴地说，所有这些神剧中的女鬼子，全是编导们的意淫而己，困为日本鬼子从建军到灭亡，压根就没有过女兵。
战时日本妇女很活跃，但没有直接带兵打仗的
二战时期的日本女人，并非全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甚军昆是侵略者。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性或由于自愿，或迫于形势，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另外还有什么“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等，后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会员最多时达到1000万人。她们组织妇女慰问出征将士、慰问阵亡者遗属，制作慰问袋、写慰问信，照顾伤病回国的士兵、形成了所谓的“镜后支援”，有成千上万的女性主动或被迫充当了“从军看护妇’、“从军慰安妇”、“女子挺身队”队员和“满蒙开拓团”团员。但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女人的所作所为，全是服务男人恪守妇德基础上的妇人的行为，比如倡导以嫁给前方的军人为荣、嫁给满蒙开拓团的团员为荣，倡导如何支持丈夫投身侵略战争，如何多生男孩为国家培育军国后代，如何看护受伤的士兵为他们接屎接尿，甚至如何自愿献身充当慰安妇等。“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因而就连该会的服装，也是象征着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白色图裙。即使是到了该会为支持侵略战争最疯狂的时期，即“军事援助”时期，其活动亦仍然仅限于“坚决发扬传统的日本妇德，同时对那些成为祖国肉弹的阵亡者和受伤的战士进行追悼慰问，对其家属予以援助”而已。在如此活跃的妇女组织中，有数不清的为丈夫出征而殉死和因没有生育出男孩而自杀的例子，制造产生了无数的“军国之母”、“军国之妻”、“军国少女”、“靖国之女”等，但绝对没有挥刀持枪上阵的女兵，更没有带兵打仗的女军官，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鬼子的武士道传统和男尊女卑的痛疾，根本不允许女人做出挑战男人的行为。这样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连女人最起码的公民权都不给予的国家、这样一个丈夫杀死妻子顶多只坐一年牢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出现与男人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男人之上的女大佐、女将军，那些神剧制造那么多盛气凌人的女鬼子，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战时的日本保留了大量有关包括“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内的妇女方面的文字资料与图片，在网上很容易搜到，如果到了日本，应该就更容易购得，可你找上一万遍，也甭想找到他们的女人像神剧中那样穿上军装拿起刀枪上战场的记载，因为它没有不是有时有有时没有，不是鲜有，是压根就没有，一个也没有。
侵华日军中有很多女性，但没有当兵的
平型关战役后，有记者采访当年的老兵和当地的老人，都说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日本鬼子女兵的尸体。下面摘取一段采访者与曾思玉将军的对话：
“赵：我插一句话，在这尸体中真有女兵吗？“曾真有女兵，她们都是日军中的医护人员。
“赵关于这个问题烹今还有争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依然是个谜团。我在当地的民间采访中有许多老百姓都说曾经见到过女兵的尸体，然而目前在日方或其他资料中一直否认这个事实您是平型关大捷的亲历者，面对这种争议，您应该站出来看以一种什么方式澄清事实。
“曾2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争议，如果有机会，我会说明事情真相的。”除与曾恩玉将军的对话外，采访者还列举了多位当地村民的证言，都言之凿凿地说他们目睹了鬼子尸体中的女性。
这应该不会有假，可为什么日；资料一直不承认这一事实，众多研究卢战的专家学者也坚决予以否认呢？
其实这一点不矛盾。因为不论是当年的老兵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说得不准确，即他们亲眼看到的那些被打死的日本女尸，并非女兵，而是侵华日军中的女护士。
这就怪了，既然是军中的女护士，按中国的认定标准就该是女兵呀！怎么说不是女兵呢？这有一个对军籍的认可在不同国家的区别问题。出于对军人身份的看重与爱护，为抵制一些非战斗人员穿上本应该属于军人的服装占用军人的名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于军宵与士兵等名列军籍人员的认可是相当严格苛刻的，并不都像我军这样演戏的唱歌的都能穿上军装佩上军衔，甚至还能成为将军的。在他们看来，士兵的称呼，包括士兵的服装、军衔，只能属于那些忡锋陷阵的勇士（这点我极表赞同）。在旧中国，在以日本军队为样板建军的北洋军中，在以日、德、美等军队模式建军的国民革命军中，像今天我军那些做财务、军需、卫生等工作的，是不能佩戴军官的军衔的，旧军队中他们被称作“军佐”，佩戴“军佐”的专门符号，以区别于带兵打仗的军官，这有点像今天我翠的文职人员，而服务于军队从事一些文字、技术等工作的，则称作“军属”。这个“军属”，不是今天我们使用的军人家属的意思，而是军队副属人员的意思。“军属”与“军佐”又有不同，“军佐”是有军籍的，而“军屑”是没有军籍的。“军属”是军队中的非现役文职人员。当然，哪些人员属于“军佐”，哪些人员属于“军属＂，各国并不一律，但大同小异，在日本军队中，那些战时日军中的女护土，就是“军属”。
自日本明治以来，日军就有了征召随军护士的做法，但受传统的对女性歧视的影响，其数量并不太。“九一八事”变后，受日本军国主义蛊惑，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自愿加入到随军女护士的行列中来，有资料称，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红十字会的从军护士共计3.5万人，其中护士长（下士官待遇）2000人，战争中1120人死亡。而陆军护士1937年有3500人（二等兵待遇），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达2.05万人，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在6000人以上。
我们退一步说，即先甭管她们属于什么了，只要她们也穿军装，也佩戴军衔，也配备战刀冲锋陷阵，神剧中那样的表现就也没错。但遗憾的是，这些日本军队中的女护士，她们根本就没有军装。她们也有统一的制服，但这制服不是军服，而是与军服有着明显区别的专门的护士制服。既然不是军服，因而也就不可能会有像神剧中那样的将、佐、尉和士兵的军衔标志，当然也更不会有挥舞着战刀和肩扛着火箭筒上阵作战，因为战刀属于军官和士官阶级所有，女看护连兵都不是，自然没资格使用武士们才能使用的战刀。至于她们是如何用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生产的英式火箭筒的，呵呵！这个只有天才的导演才能给你做出解释了。
除了随军的女护士，日军中还有另外一种“军属”，即女子通信队员。1942年12月1日，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开始招募女子通信队员，队员为17至25岁的单身者。首批队员约180人，经过训练，于1943年3月开始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在情报室接听防空监视所的电话，将敌机来袭的情报输入情报台，传达到隔壁作战室的“地图板”上。日本投降时，共有370人左右的女子通信队员。
按中国的说法，这些女子通信队员，不就是典型的女通信兵吗？但在当时的日本，不是。在对士兵身份看得十分尊重，对士兵身份的给予十分吝啬的日本军队中，这些“女子通信队员”同样也不是女兵。她们也穿统一的制服，但那同样不是军服，自然同样也没有军衔这些女子通信队员，都只服务于日本国内，并没有来到侵华的战场。
总之一句话，侵华日军中没有女兵。日本军队中有不少女性，但那都是不穿军装也不佩军衔更不佩战刀的“军属”，不是女兵，到底有没有女扮男装当兵的，还需进一步考证1941年，时任我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姚苗在这年的元日发表的《太青山的骑兵游击战争》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现在绥远的日军，有一部分是幼年的儿童，还有一部分是女子。如今年增大敌军数辆汽车，完全是小孩：惹得群众到处谈论4日本不行了，连娃娃都出来当兵，这不是找八路军送死去？’另外，在蛮汉山大图攻时，敌军有半数竟是女人，她们到乡村中对妇女们说’我是日本女子，我们不能回日本去了，并且唯恐老百姓不信，还故意把衣扣解开，拿她们的乳房作证。
这是一件很让人新奇也纳闷儿的事儿。姚的记述文字只有这么多，姚将军早已故去，更多的细节也无法从他嘴里得知了。那么他的记述，应该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所说的这些女人，仍然是日本鬼子中的女护士。如果是随军的女护士，这就不奇怪，但不好解释的是：既然是随军的女护士，她们穿的都是女性特征十分明显的专门制服，用不着非要扒开衣服用乳房证明她们的性别呀？
如果第一种可能说不通，那么还有第二种可能，是鬼子征召女人入伍当兵，但又不愿意她们暴露女人的性别，而要其女扮男装。但这也不好解释。我们都已经知道，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军各师团中，曾从被其占领的朝鲜、我国台湾、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征兵，但在太平洋战争还没暴发之前的1940年，以日本极端歧视女人的传统，犯得着强迫日本的女人女扮男装来充当炮灰吗？
目前还没找到能够与姚的说法相印证的其他的记述，这还仅是孤证，仍然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即使真的存在女扮男装冒充男兵的鬼子女兵（可能性极微），那也是隐藏了女性特征以使人无法看出她们是女人的装扮，与神剧中那种穿着女兵制服的女鬼子不是一码事儿。而且这样女扮男装的女鬼子，只能是最下层的士兵，而绝对不可能有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