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前，北洋军阀乃个整体，并无直皖之分，后来分属于直系皖系的北洋各师，都是在同一个母体中培育，在同一个家族中成长，各师骨干交叉使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北猝军的家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才逐渐分裂成直系皖系，先是暗斗，后是明争，不数年间，竟演成兵戎相见。现就试将直皖战争之前双实力分几个方面做一对比。
双方地盘的对比
所谓双方地盘，说的就是亲近直系或皖系之督军所控制的省区直皖战争前，中国共有22个省和3个特别区，但南方之粤、桂、滇、川、湘、黔等六省基本不受北洋政府的控制，故所余16个省和3个特别区即为直皖两系所瓜分。其中的奉、吉、黑、直、豫、苏、鄂、赣等八省及察、绥两个特别区属于直系，而鲁、晋、陕、甘、皖、浙、闽、新等八省及热河特别区属于皖系。南方诸省困与北洋也有微妙关系，放在亲近程度上也有区分，其中粤、桂更接近直系，滨、黔更接近皖系，湘二省则由于北洋势力的渗透，正处于南北各方极力拉拢之中，说到瓜分，其实有些省区也没那么绝对。这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巩固的、铁了，：的追随者控制的地盘；另一种则只是倾向于该系的依附者所掌控的地盘。后者中的许多其实并未介入直皖之争，而只是聊以应付，或遥作声援而已。
一个亲近程度的远近，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劣，从这两项标准便可做出两系地盘的对比了我们先看皖系所控制的各省，陕甘新热四省区，地处偏远，既非直皖中原之争的热点，新疆杨增新不是段的亲信，也不愿加入中原之争，热河、甘肃经济、军事能力都有限，欲争也无力，陕督陈树藩被省内蜂起之群雄纠缠，能够尽量保持省内其他力量不入中原捣乱，也就是对皖系最大的贡献了。这四个省区对皖系来说并不具很大的价值。
山西地处直隶之侧背，居高临下，如果运用得当，能对其构成相当威胁，位置是足够重要的，但山西王阎锡山也非皖系亲信，其在政治上八面玲珑，经济上闭关自守，能够在直皖战中不被直系利用已经不错，其他则不可奢求。
东的地理位置绝对是一流的，不仅有出海口，还有津浦铁路从省内穿过，且山东历来为兵源大省，可以为战争提供大量壮丁，但此时的鲁督田中玉首鼠两端，依皖而并未倒直，加之国内省内各派势力矛盾重重，便使得这绝好的地盘失去了对皖系应有的作用。
福建对于皖系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尽管闽督李厚基在闽之根基并不雄厚，受粤军及本省土著的牵制，自身已经难保，但皖系与南方此时的关系十分的紧张，有福建做一个前哨或者一个缓冲，对于江浙地盘之争无疑是有利的。
真正铁了心与直系抗争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安徽与浙沪两地。安徽地当南北妥神，扼津浦铁路，如果能与山东联合抗直，则直军从这一线南下北上都成大碍，且安徽附江苏之背，至少能对其起到监视的作用。安徽督军倪嗣冲乃段的老袍泽老乡亲，也是铁杆拥段者，其反直旗帜十分鲜明，这从倪以下犯上横阻冯国璋南和屡屡召集反直会议于蚌埠等事中，便可得到充分证明。
至于浙沪，更是皖系做下的最最重要的另一个也是直皖相争最激烈的地区。在当时，淤沪在行政上属于江苏而淤沪护军使一职则直隶中央，并不受江苏督军节制，倒是与浙江血脉相通，俨然一体，因而直系一直想将其划为己有。最初，此职由杨善德率第4师于二次革命时占据，第四师在直皖分家后属于皖系，而且是皖系的基本力量。后浙江内证，杨移师督浙，带去沪护军使一职空缺，冯国璋即欲乘机将其划归苏督统辖，但未能奏效，此职被皖系第10师卢永祥抢到子。后杨善德死于任上，卢接杨督浙，直系再一次欲使齐缀元领第6师占漱沪，无奈皖系又一次抢先任命了何丰林，为此差年点提前爆发了直皖战争（李卢战争），但最终仗没打起来，皖系仍旧牢牢地占住了这一宝地。于是浙沪与安徽，便一南一北将直系江苏夹在了当中，从而陷直军于不利，除以上各省外，湖南、四［也曾为皖系所窥视，段祺瑞先以亲信大将傅良佐督湘，又扶持亲皖之刘存厚督［，并派吴光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以作应援，意图将该两省占为己有，并牵制湖北玉占元直军。但因亲直之第8师、第20师与南军罢战求和，傅良佐手中无兵，只有弃职潜逃；后继之张敬尧在吴佩孚北撤后，也因无力与南军相抗，兵力大多溃散再后继之吴光新在直皖相争最激烈时做了王占元的俘虏：倾向皖系之四川督军刘存厚又很快失败。皖系在湖南与四川的地盘企图也就基本落空了。
再看直系所占的地盘，直系曾因共同利害挑头建立八省联盟。在这八个省中，奉吉黑三省远据关外，奉系军阀已经崛起，只是因反皖与直系有共同利害故而加盟，但真正倾力相助则根本谈不上，唯可助声威，并有京奉铁路可资利用，此对于直系是有利之处。
察绥两特别区，影响力有限，且察督王廷祯与绥督蔡成勋对加入直皖之争并不积极，只是因同属直系大的团体，故而给予声援，谈不上多大的分量。
联盟中，真正巩固的是直、苏、鄂、赣四省，而这四省加上河南，却是顶重要的战略妥地。直隶的地位白不用说，其乃北洋陆军的发祥地，北洋将领籍隶该省者占最多数，省内有著名的保定军校，可以为建军提供大量干部。省城环伺京城，扼京汉、津浦、京奉铁路进入北京的咽喉通道。河北平原一马平川，交通便利，一旦有战事，既可于指顾问直捣黄龙，又可以快速机动兵力阻击来犯者或者向囚方出击。直督曹银初为直皖都裙、争取的热悖悖，但最终却因与段的利益冲突而变为反皖领军。
长江中下游之湖北、江西、江苏三省，上下连成一片，居通衡，占水道，扼天险，进返可以自如，攻防有以凭借，汉阳、金陵两大兵工厂就在此区内，战争所需之枪炮弹药可以保障供给，三省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地位上都极重要，且三督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等都是直系基本武力，在反皖问题上态度一致而坚决，绝非那些顺风倒的墙头草可比。
唯一有些不稳的是河南。河南乃四战之地，京汉和部分通车的陇海铁路纵横全省，上连直隶，下接两湖，东可击皖，西能阻秦，但河南督军赵惆并非直系基本干部，而是中立派，一旦赵伺倒向皖系，则直隶的地盘将被割裂而受到皖系包图，这是直系所担忧的。好在老段太急，反倒帮了直系一个大忙。原因是皖系也看中河南，对赵伺非自己人也同样的担忧，于是欲命自己的亲信吴光新率军督豫，赵正恐慌间，直系四督及正欲率军经京汉线北上的吴佩孚等直军将领强烈反对，最终使1可南易督不成，保住了赵督军的宝座，于是赵视直军为救星而与皖系结仇，变而为反皖的急先锋。直系又多了一个同盟军，也稳住了个至关重要的地盘。
从上述分析看，直系所占的中心可靠地盘尽是交通与经济发达地区，且南北东西连成一片，极有利于兵力的战略机动皖系虽安插了许多亲信骨干于各省，但多分散于外厢，且被分割成儿块，互不相连，一旦遇有战事，其兵源兵器的补充明显不及直系，兵力的机动也极易为直系所阻而不能相顾。故总的来说，直系所占的地盘略强于皖系。
双方骨干将领的对比
从两军高层的内部凝聚力来说，是各有千秋。段祺瑞作为皖系家长，其核心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此时皖系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安福俱乐部的存在，己使皖军内部有了很明显的离心倾向。直系在冯国璋死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尽管曹银勉强算作直系第二代首领，但其核心地位则远没有形成，从这一点上说，直系不如皖系。但由于受到皖系压迫太甚，直军将领暂时还能够共患难，在反对皖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多少弥补了没有核心人物的缺陷。
从双方将领的战斗意志来说，差别也大。段系“四大金刚”之一的徐树铮是直皖战争的纵火者，反直态度自然强烈，但其参与安福俱乐部的行为，招来了包括皖军同僚在内的全国军民的一致恶感，直军抓住皖军这一弱点，在“通电战”阶段，将攻击的矛头专指小徐和安福而不牵及其他，起到了很好的分化效果。就拿另外“三大金刚”的态度来说，靳云鹏因表现出对直系的同情从而造成与小徐及安福部之间的激烈冲突，愤而辞去总理职务，成为直皖战争的一个导火索：傅良佐始终反对与直军打仗，就在直皖战争一触即发的当口，还最后一遍劝谏请段不要用兵与直军作战；曲同丰身为皖军西路总指挥、参战军第一师师长，只打了三天仗，便缴刀投降，盖“以段督办严令驱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而实际上曲根本就不想打。再比如张怀芝、姜桂题等，在直皖战前，也曾多次往返于北京与保定之间，以第三者的面貌调停战火。至于刘询，陈文运、魏宗瀚等，因与直军将领之间不是同窗便是同袍，并不存在太多恶感，更不愿为声名极臭的安福党和“万人嫌”小徐打仗了。
相比之下，尽管直军缺少象皖军那样的核心领袖，但迫于安福俱乐部与老段小徐的独裁专制，反倒加固了直系的大团结。战前电报战中，八省同盟异口同词，一致对准安福与小徐猛烈声讨，起到了壮大声势的极好作用。直军参战的前敌将领，清一色的曹吴摘系，同根同脉，处此关头，就更是同仇敌十气。曹吴等人，又正好是与安福系结怨最深而成为段必欲打击的对象，各将领利害相逼，故有非扪不可之心；因成功地运用了宣传战，将全国民众强烈的反内战义愤几乎全部引到了皖系一方，又有“师直为壮”，挺身而出之慨：加之得胜凯旋不久，此时杀气未消，求战心切，信心十足。这对于皖军内部那种四面楚歌、消极厌战的情况来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
从双方将领的实战水平来说，也很有一比民初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段冯二人一个参赞中枢，一个将兵在外，故导致二人所网罗之部将也有了如二人一样的特色，即段所亲信的将领多是军政机关的参谋型人才，而直系骨干将领却多是领兵打仗的带兵宫。若以两军带兵官相比，则直军带兵官打仗多，而皖军带兵官打仗少。
自直皖分立到皖系战败为止，参、陆两部任总长、次长中，属院系者先后达五人之多，而属直系者一个也没有。即如皖系“四大金刚”，也要么服务于中枢，要么任职于军校，更多从事建军练兵等军政工作，没有一个是在外带兵打仗的。
皖军带兵官也不少，如卢永祥、吴光新、张树元、陈乐山、马良、何丰林等，但打仗不多，打硬仗更几乎没有，到底能不能打也无从知道了。皖军唯一打仗多的要算张敬尧了，张在第6师团长任上参加征赣之役时曾创造过比较突出的战绩，任师长征川时也还差强人意，征湘时的表现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到是远在福建的非主力将领减致平、姚建屏、潘国刚等，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险恶与战争的频繁，磨炼了实战水平，不失为战将之远。
也许是出于巧合，或者是老段私心作祟，从护国战争开始后的历次对南军作战，多数都是由直军承担的。比如护国战争中北洋军参战各师属于直军者，有第3、第6、第8、第20等四个师，而属于皖军者仅个第7师。再比如第次攻湘作战，属于直军者，先后有第2、第3、第8、第11、第18、第20等六个师，属于皖军者，仍只有一个第7师，第二次攻湘作战中，直军在前六个师的基础上又多出了一个第12师和新扩编的暂编第1师，达8个师，皖军除仍由第7师参加外，又加派了一个山东暂编第1师，也才两个师。
不管是老段的偏心也好，或者是纯粹的巧合也好，反正是直军打仗多，皖军打仗少。如果真是老段的偏心，那他这样做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消耗直军，待直军打胜了也打疲了再由皖车来坐享其成，但其结果却是全国地锻炼直军部队，造就了如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王承斌、齐整整元、刘玉春、彭寿莘等那样一批能征善战的名将，而皖军将领却没能得到这样的锻炼。以参战双方的主耍将领来看，尽管徐树铮、曲同丰、陈文运等也都有着极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战的锻炼却使他们在临阵时远不及吴佩孚、王承斌、萧耀南那样运用自如，这不能不说是直胜而皖败的又一个必然。
双方军队的对比
至战争爆发前夕，属于皖系的军队计有2中央陆军第4、第5、第7、第9、第10、第13、第15师，参战军第1、第2、第3师，倪嗣中安武军、姜楼题毅军、徐树铮西北边防军、吴光新长江上游司令部以及拥皖各省军等。属于直系的部队计有中央陆军第1、第2、第3、第6、第8、第11飞第12、第16、第四、第19、第20师及拥直各省军等。
这么一说，似乎当时的军队非属直即属皖，实际上有的很牵强，有的前后属性有改变，有的尚在摇摆中。就皖军来说，就有许多是临时依附或者仅仅在隶属关系上受其指挥的部队。第9、第13师都是京银卫戍部队，第15师则系原冯国璋的亲兵师，这3个师都只是因驻在北京，从隶属关系上受其节制而己，与段并没有太多的关系。驻山东之第5师原本是皖系基本部队，但此时的态度并不特别鲜明，实际上与中立差不了多少。张敬尧第7师和吴光新长江上游部队倒是老段的真心拥护者，但此时已经基本瓦解，有名无实了。至于陕西陈树藩和福建李厚基的省军，距主战场既远，实力又有限，自顾已经不暇，也根本算不上主力。倪嗣忡安武军、姜桂题毅军都是旧式军队，用于治安剿匪也许能行，与新式军队相抗则不是一个级别。这样算下来，则皖系基本部队就仅有驻于浙沪之陈乐山第4师、卢永祥第10师和参战军第1、第2、第3师等五个师以及徐树铮西北边防军若干混成旅了。
直系因没有控制中央政权，其所有部队并非因隶属关系强行列入，而是本着共同的反皖目标集合到一起的，是一个军队同盟。在这个同盟军中，依反皖积极性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又可以分成两类。直、苏、鄂、赣四省督军所辖之第2、第3、第6、第12、第18等五个师应是中坚、主力，其他则是反皖不太积极也不太稳定的，只能算作外国部队。值得重视的是上述四督所新编的省军，有的并不弱，特别是直隶省军的几个混成放，不论其反皖积极性，还是战斗力，都不逊于某些陆军师。
皖系基本部队中，以第4师成军最早，战斗力最强，该师（镇）乃清末著名的北洋六镇之一，在镇压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汉口进攻作战，1913年参加对蒙作战，同年二次革命时参加对上海、南京进攻作战，有相当多的实战经验。第10师次之，该师于护国战争时期进驻上海，但没打仗，只是以战斗行车的姿态进入，故没有实战经历，只是因处于漱沪那样复杂的环境之中，部队的训练应该不会差。参战军3个师和西北边防军4个混成旅装备精良，训练的也不错，但都是新成师旅，毫无实战经验。
直军主力5个师中，其中的第2、第3、第6师均为北洋六镇之属，从镇压辛亥革命的武昌战役，到二次革命征赣，到护国战争征[，到护法战争征湘，大凡北洋军与南军打仗，几乎无役不与，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锻炼了部队的顽强作风。特别是护法战争中第二次攻湘作战，吴佩孚率第3师及离军3个混成旅于羊楼司大败联军，成为近代战史之经典战例，更使第3师成为当时中国最能战斗的部队。第2师〔镇）征鄂之战、第6师征赣之战，也都打得相当出色。第12、第18师成军较晚，参战经历亦不多，应略逊色于第2、第3、第6师。
总的来看，两军基本部队的编制和装备大体是一致的，训练的程度也应该没什么差别，在装备上，参战军可能更强一些但除第4师以外，皖军另四个师的实战能力却远逊于直军各师。
再看直皖战争中双方参战部队的情况。皖军投入主战场的有参战军第1、第3师、中央陆军第9、第13、第15等五个师元1（2）个混成旅。直军投入主战场的有第3师1个师另3（4）个混成旅和1个新编旅。
单从参战部队番号上看，似乎皖军要远强于直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双方军队的实力＝先看皖军，曲同丰参战军第1师、陈文运参战军第3师，每师11000人，魏宗瀚第9师仅6000人，李进才第13师、刘询第16师都各是8000人，宋子扬混成旅8000人。再看直军，吴佩孚第3师11000人，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曹镜等直隶混成旅，每旅各8000人，彭寿莘新编旅6000人。从参战实力上看，双方基本对等。
从双方参战部队战斗力来看，对比就悬殊了。皖军投入主战场的部队，参战军两个师都是新编的，战斗力是否形成还很难说，至于京能两个师，都是在京门脸子站岗做秀用的，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大概压根也没想到过打仗，也压根就没有打过仗，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了。第15师于成师之前的第5健成旅时期曾参加征宁之役，算是皖军参战5个师中唯一经过战火洗礼的部队，如果愿意打的话，大概还可以打一下。
直军投入主战场的第3师和省军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混成旅，却全是刚刚从湖南北撤归来又都是在羊楼司大捷中打出了威风的百战雄师，其战斗力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流的。唯一的例外是负责东线作战的曹筷第4混成旅该旅乃曹家子弟兵，许多军官妥么是大帅的亲戚子侄，要么是七爷的媒友赌友，有“茶壶队”之称，部队的作风、纪律、战斗力等都异于直军其他部队，是直军中的另类，也是战斗力很弱的一支。
从双：军队的土气来看，对比也十分明显。皖军参战之第9、第13、第15等师既不是皖军摘系，自然不愿意为安福打仗，这是很明显的。参战军两个师是段一手缔造，按理说应该为段效命，但该军官兵对于这种内战却并不想打，尤其不愿意跟直军打。徐树铮也知道官兵这种心理，所以一直到开战在即了，仍对作战的对象与任务秘而不宣，这便与直军积极的思想发动与战斗动员相差了许多，其对于官兵士气的影响显然是十年分不利的。
直军的情况大异于皖军，其参战的几个混成旅都是第3师所繁殖，没有丝毫杂色，可保军令贯彻无虞。官兵久离故乡为安福系于仗，本来就有怨气，而历尽艰辛打下的地盘却先一个搏良佐再一个张敬尧再一个吴光新，全让皖系的人给占了，付出那么多的流血牺牲却一点好处也没捞着，于是都对安福系怀着满腔的愤恨，是为哀军。加之此时又是得胜还乡，乘战胜余威，故而官兵斗志昂扬，士气十分高涨。
对比双方投入的军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直军投入的可算是最能打也最想打的部队，而皖军投入的却是最不能打也根本不愿打的部队。
双方政治态势的对比
在当时，皖系当朝，直系在野，当朝者背负了太多的包袱，而在野者却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0在许多政治问题上，直皖都大唱反调。皖系仇视西南势力，主张武力统一，直系则与西南方面多有接触，主张和平统一，故而西南政治军事势力对直皖两系的态度十分鲜明，在全国都在企望和平的背景下，给皖系造成相当的被动而对直系则有很大助益。在对待“五四”运动的问题上，皖系力主镇压，直系则给予支持。特别是在湖南，两系形成的反差最大。张敬尧第7师对游行请愿的学生使用的是刺刀和马鞭，而同驻湖南的吴佩孚第3师对学生却采取了礼让和欢迎的态度，对请愿的学生管吃管住，吴还亲身接待请愿学生，发表与学生的立场完全相同的演讲，赢得“爱国将军”美誉对比之下，双方在舆论上所获得的支持与反对也就不言而喻了。还有东问题和西原借款问题，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都给皖系引来全国一致声讨，直系则抓住这些猛烈攻击，又正好迎合了全国民众的呼声。所有这切，都让直系在政治七占了绝对的风而置皖系于被动，给双方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败，这就是开战之前直军、皖军的对比。用事后诸葛亮来看直皖的三天战争，则仗还没打，胜负实际上便己见了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