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鞋军”所指是哪支军队？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会让许多电视剧迷们意外和失落，“草鞋军”指的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央军。
为什么是“草鞋军”？
国民革命军在建军初期，官兵穿的普遍是草鞋而不是胶鞋更不是皮鞋，从北伐开始，一直到国共十年内战，长江以南的部队，多数配发有斗笠，全部穿的是草鞋。对此，官兵们曾引以为豪地说穿草鞋更能体现革命精神，而“草鞋军”便也成为那一时期内内外外对国民革命军的戏称。
为什么是这样呢？第一，是因为穷。国民革命军在建军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其经济状况并不似今天影视中所表现的那般阔绰，尤其是基层的官兵，吃的穿的都十分困难。对于这样长期处在穷困状态的国军官兵来说，穿不起布鞋，自然只能穿草鞋了。草鞋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可以随地取材自己动手来制作。第二，是习惯。草鞋本是南方农民普遍的穿着，最初的国军士兵，基本全由南方农民征召组成，穿草鞋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而实际上，对于遍布水网与山地的南方来说，对于从小在水田间耕作与行走的士兵们来说，草鞋可能真的比布鞋更方便。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国军穿草鞋那是远远多于穿布鞋的。
中央军将领刘安祺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忆述“那时候我们都穿草鞋（北伐刚出发的时候穿稻草鞋，过仙霞岭！）浙江才穿麻草鞋），一个月发一双布袜子，长途行军，袜子顶多只能穿一两个礼拜，所以太家都赤脚：公家发的草鞋也穿不了多久，所以有的也自己打。一直要到第一次江西罔剿，全军（包括陈辞公在内）才有布鞋穿，“民国”一十三年，官长才开始穿皮鞋。”这就是当年中央军的真实写照。
有一个镜头是今天的影视从来不捕捉的，那就是当时的国军士兵也和红军一样，只要一有空闲，便会自己动手打草鞋，这几乎成为士兵生活中的重要剪影。行军作战身上总要带两三双草鞋，预备在旧鞋穿破时替换。草鞋基本由稻草编成，若想再结实耐穿一点，有条件的也会在稻草中间杂以麻缕或布条，士兵们在打扫战场时，对于敌方士兵尸体上的不能穿的破军装甚至烂布条也要扒下来保存起来，留作以后打草鞋用。这是不是有点寒酸？是的，这的确与在影视的长期熏陶下建立起的国军形象不相符合，但历史却往往不以人们的喜好而改变，它就是那么个样子。
刘安祺说是到了第一次图剿红军时，才有布鞋穿，但此时的草鞋是否就不再有了呢？不是的，远远不是的。因为布鞋的供应问题，也因为习惯的原因，官兵在一年中多数的时间里仍然穿草鞋，布鞋只留在寒冷的冬季穿。即使到了抗战时，征战于南方的国军士兵和基层的军官，仍然是以草鞋为主的。1942年3月远征军200师同古安全撤退后，该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笼在总结经验时，便说到其中的一条，即“中国部队是6草鞋兵’，渡河时用不着脱皮鞋，行动迅速方便。”而实际上，从远征军当年的照片上，也可见其士兵穿草鞋的现象相当的普遍。远征军的装备与供给在国军中绝对是最棒的，他们尚且穿草鞋，足可推证出国军的其他部队的草鞋所占的比例如何了。
鞋子是如此，国军的军装也不是电影电视剧里表现的那个样子。郑洞国在回忆当年时，是这样说的“我的背包在淡水战斗中丢失了（那次由于教导二团在淡水城下度被敌人冲垮，许多官兵的背包都叫敌人掠走了），身边军毯、衣服皆元，幸好在战斗中缴得一件军大衣，臼天就披在身上抵御寒风，夜间则用它做铺盖。可是身上穿的军装，经过风吹雨淋和一连串的行军作战，早己破烂不堪，军裤自膝盖以下都撕成布条，几乎不能遮体，无奈我只好向老百姓买了一条便裤穿上其实类似这种情况的也并非只我一人，行军时人人都是衣衫槛楼。”郑何国是黄埔一期名将，郑所在的部队是正宗的中央军婿系，他所描述的和电影电视剧中的黄埔摘系部队的军容，也截然不同。
控制了长江财富之区后，蒋记中央军的少数部队的服装鞋袜供应有所改善，中原大战时任教导师排长的吕雅堂曾回忆该师“官兵穿的是昵子，士兵则是黄卡矶布军服，与其他部队大不相同”但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所占连国军的二十分之一也达不到，而且随着抗战开始后的损失，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大概有的电视剧迷会认为，国军士兵的服装上可能不洋气，但国军军官的穿着肯定是洋气十足的。我看也未必，前边说的刘安祺、郑涧国，便都是黄埔毕业的中央军的军官，从他们的回忆中，你能找到今天影视中表现的那个形象吗？当然，后来条件好些了，不至于像郑洞国说的那样膝盖以下军裤全成布条了，但条件的改善，未必体现在穿着上，因为简约低调，是中国人的传统。我不否认国军将领有太多太多贪婪成性，纸醉金迷，喝兵血并骄奢淫逸者，比如有的当了几年连长就买房子买地成为地主，有的师长旅长战败下舍后有半座城的房产，千亩的良田，这些都是相当多地存在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军官都是那么千篇一律，而且有道是包子有肉不在槽上，有些人即使腰缠万贯却仍然布衣布鞋，粗茶淡饭。在国军中，的确有像商震、上官云相那样对军装特别讲究、生活起居特别讲排场的军官，但相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刘珍年称霸胶东时，就推崇节俭，并带头执行。他手下的师长旅长们，为讨他欢喜，也就故意地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和打了包头的布鞋。韩复矩统治山东时，全身上下也总是布衣布鞋布军装布绑腿，其下的军民长官谁也不敢在他面前穿呢子制服。傅作义坐镇华北统率数十万大军时，其衣服鞋袜，始终和士兵全无任何差别。
跟随他几十年的部下甚至有许多都从没看到过他穿将校呢军服的西北王胡宗商，除极个别的晋见蒋介石等特别重要的场合外，不论走到哪里，永远都是一身大兵服装，甚至连军衔都很少佩戴。其部下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连排长，也全与士兵穿的军装一模一样。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的薛岳，一年到头布军装布绑腿，住的是光板木床军用被，枕的是用布包裹着的几件换洗的旧军装，生活起居穿的戴的全看不出是个高级将领。陈诚的节俭就更是了名的，困他的影响，士水系军官布衣布鞋的现象十分的普遍，就连其夫人谭女士，亦绝少珠光宝气，多数场合，也是布衣布裙。其他如东北的张作相、广东的陈济棠等，吃的穿的也相当的节俭。我可不是说穿的与士兵一样就一定都是好人，我只是想说民国时期的旧军官穿衣戴帽饮食起居并不都像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样子，至少不都是那个样子，仅此而已。
战场上的国军军官，从穿着上，与士兵就更没什么差别，也都是一身中式的臆肿的二尺五。西北军、晋绥军是如此，中央军也是如此，谁也不会像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仍然穿着与士兵军装反差极强烈的将校昵，谁也不会再故意炫耀自己金光闪烁的将星。因为什么？因为谁也不想成为敌方祖击手的目标。
正是因为有“草鞋军”这美誉，所以你要画北伐到抗战时国民革命军的漫画的话，就必须得画两样东西，一个是背后的斗笠，一个是脚下的草鞋。因为那是国民革命军的标志性符号，如果你的漫画里没有这两样东西，就不是国民革命军了。这就像你要画赵本山的漫画必须得画他那茸拉着帽檐的帽子一样，就像你要画陈佩斯的漫画必须得画他那光头一样。可在今天铺天盖地的电影电视剧中，草鞋军却像被一个超级魔术大师施了魔法一般，颠覆性地变了样子，一个个像是穿越了时空般，头上是最先进的头盔，脚下是最时髦的战靴，手里是战后多年才研发的兵器，满口是二十一世纪的新潮词汇……艺术的魔力真的太神奇了。
民国将领的言行并非全是一个程式。
“文革”时的电影，是我军干部高大全，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百分百革命的脸谱，让你无法分出他们谁是谁来，让你感受不到他们还有侧面的形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脸谱式的表现法轮给民国旧军官了。
不信你看，随便找几部近二十年拍摄的影视作品，那里面的国军军官，全部一个模样，全都是嘴角紧紧闭着，眉头紧紧锁着，只要一张嘴，除了那驴唇不对马嘴的军语和那动不动就大声地咆哮，还有那从翻译片中学来的倒着说的句子，似乎根本就不懂中国话该怎么说，就像东施效肇一样的学着西洋军事片中某些将领的做派装腔作势。
民国时期的将领，他们当然也跋雇，当然也视杀人为常态，但与此并不矛盾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生长于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士壤里的中国人，他们表面上包装着的言语、行为、气质等更像中国人，而不像西洋电影中的巴顿或者蒙哥马利，也不像香港片中的黑老太许文强们举几个例子比如北洋第2师师长王占元，就曾经在战斗发展到艰难阶段，对着手下官兵礁头，要求大家为了团体的荣誉努力完成任务。给下属磕头，这似乎有悖常理，显得下贱，实际这是一种封建式的礼节，在旧中国并不鲜见，这就是西方军事片和港台警匪片中找不到的典型的中国特色：比如北洋第6师师长李纯，每与下级官兵谈话，总要问到家中疾苦，问到缺不缺钱，并留其在自家用餐，温文尔雅，全无丝毫高官派头到了解放战争时，国军第8军军长李弥也曾在作战间隙，分别将手下基层干部请到家中用餐，用以联络感情，掌握部队。这都是封建社会带兵人对下级官兵一种常见的笼络手段，也是从西方军事片中看不到的：比如汤恩伯任战区国长官时，每遇上级或友邻长官来访，对来访的客人，哪怕是长宫的随从，即使校尉级参谋副宫，也往往施以深鞠躬礼，谦恭到极致以中将级高宫，给校尉级参谋副官鞠躬，这同样只有民国时才可能有：比如陈诚任第1日军军长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当众训斥了一名有不同意见的团长，军长训斥团长，这在电影电视中是十分常见的，但影视中从不表现的是，会后陈感觉不妥，便主动打电话给这名团长，但该团长因受到委屈，竟称病不接电话，陈便又单人独骑连夜赶到这个团长的驻地，与其促膝交谈，当晚便化解了这名团长的不快。这说明国军中上下级的关系，也并非全靠权势来维持。以上这些例子，都并非极个别，在刚刚从封建社会走来的民国时期举不胜举。
旧军队阶级森严，部属见上峰往往诚惶诚恐。比如宋哲元，就是与下级交往中语言极少极严肃的典型，使其下属在其面前亦不敢多开一腔，甚至连喘气也不敢太声：再比如郭松龄、徐永昌、盛世才等，其言语表情亦严肃有余，一丝不苟。一般来说，旧军官中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见，但也有例外。比如川军范绍增的部队中，稍老一点的士兵都可以在平时称范的绰号“晗儿’气都可以到他的衣兜里抢烟抽军阀孙殿英部队中，一般士兵都可以称孙“麻子哥”，不客气的甚至可以称他“孙大麻子与西洋军人是不样的民国时代的军系与军系之间，往往差异奇大同样是北洋军阀，直系与奉系的军容风纪、作战样式、群众纪律、穿着打扮等就截然不同，同样是西北的马家军，青马与宁马的战斗作风、官兵关系、反共态度等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同是川军，刘湘与杨森、与刘文辉、与刘存厚、与范绍曾等，从编制装备到将领的构成到将帅的关系到战斗力的强弱等，也是不同的。
军系与军系之间既然不同，而即使是同一支军队中，不同的将领之间，其处事方式、性格气质，也是各具特色的。比如奉军将领，张作相宽厚和气，郭松龄严厉苛刻，杨宇霆纵横多谋，姜登选左右逢源，李景林沉稳少语，张宗昌豪放不羁，就谁和谁都不一样，比如马家军，即便兄弟之间，马鸿宾的行事作风就截然不同于马鸿淫，马步芳的言语风格与带兵方法也截然不同于马步青。其他军系中的将领也是同样，并不都是一个脸谱的。
换句话说，即便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若是千人一面也不好看。《三国演义》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关羽、张飞、赵云、自布、马超、许楠、夏侯惊等都不是一个模样：《水辩传》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李遥、武松、林冲、张顺、燕青、时迁、阮小二等都不是一个脾气，在塑造国军军宵这方面，“文革”前的老电影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电影《东进序曲》，那里面光是有名有姓的国军军官就有八个老谋深算又圆滑世故的刘司令：狂暴骄横又粗中有细的刘大麻子：面容丑陋、凶恶又无知的贺老五法西斯派头十足、狂妄不可世的石中柱：奸猾阴险、瘸腿的军人政客段处长：老成持重、含而不露的周明哲：高大英俊、年轻气盛的林副司令东北流亡学生出身、腼腆而又略带书生气的李副官八个人，不论外形还是气质，还是行为、言语，就哪个和哪个也不一样，至今仍然活灵活现地站立在我们眼前还比如《战上海》中两个军长刘义与邵壮、《红日》中的张灵甫、《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与李军长、《渡江侦察记》中的情报处长等，对比也都十分的鲜明，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塑造得十分成功。
可惜的是，老一代艺人那种对历史负责的创作态度，那种十几年几十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年拍摄的有关国军的电影电视剧中，那些个有名字没名字的国军军官一大堆，全都像是用标准化模具批量生产出来的一样。这也难怪，不是从历史中挖掘素材和吸取营养，而是从别人的影视中直接搬来，吃别人吃过消化过了的东西，一代又一代地照抄，这样近亲繁殖制造出的国军形象，怎么能不千人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