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队的“武工”两个字，极易与“武功”联想到块去，因而给这－组织增添一层神秘的武侠色彩，而武工队的成员也的确是由当时各部队中精挑细选，多是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连排级干部才能入图，普遍有着独身孤胆在敌占区活动的丰富经验，以及远比一般武装人员更精练的枪法与格斗本领，并非随便一名普通的战士便可加入，也给这一联想制造了理由。还有人则根据它的某些特点，将其比作西方的特种部队。有的影视文化人便曾说过要像打造《加里森敢死队》那样打造武工队而实际上昵，这三十多年间根据冯志的小说《敌后武工队》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大概有五六部了，也都是按照这一崽路去打造的，其结果却是越来越离谱，越来越不像是抗战这个大背景下由中共领导的武工队了。
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就是带有武装的工作队，工作队，才是它最本质的部分，而武装，则是为了在敌占区达成工作任务的掩护而已是中共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牛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像今天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影视编导们肆意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所以这里便只说抗战最艰苦阶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队，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
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武工队的队长副队长等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的政治处主任，冀甫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国政治处的民运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主队的领导由非政主干部担任的极其罕见。冯志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便是由指导员调伍，这是与当时的情况相一致的。但可惜的是，在今天的影视编导们这里，全给改了。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编版本的《敌后武工队》，里面的一号人物魏强全无例外的改成了连长。本来与史实极其吻合的形象却根据编导们的个人好恶而改变。你说他歪曲吧，他说是艺术的需要，让人说不出的滋味。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也是武工队区别于其他特种小分队的特色之一，是和编导们的想象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第二个不同，是任务的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任务则完全不同。综合八路军总部以及冀中、冀南、晋绥、山东等根据地对武工队工作的指示，其总的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政治进攻，逐步恢复或开辟游击根据地。具体地说呢，则有以下儿项（一）宣传战；（二）打击与改造伪政权（三）建立秘密关系。现在一条条对比武工队的首要任务，是宣传战。而这所谓的宣传战，用今天时髦点的词来说，就是心战。至于其开展心战的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做法，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比如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恐吓信，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屑的家中给全家人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动员某个伪军的亲属往据点里为我做劝说工作，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等。这些做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恢复和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最主要的心战方式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打击与改造伪政权。西方特种作战，从大的战略上讲，兴许也有这样的内容，但那基本是对国家政权的改造与扶持，而对于一二十人组成的特种小分队来说，则基本不会有这样的任务。武工队则不然，铲除伪政权中不听我警告的叛徒汉奸，或将伪政权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是武工队一以贯之的任务。在这方面，武工队是极具威力的，相对于西方枪战太片，也是更加惊险剌激的，比如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对其实施刺杀或警告：比如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比如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入头：比如张贴布告写明对仍在敌垒中的某汉奸五日之内执行死刑，则绝对不使其活到第六天，等等，所有这些，对敌占区的伪官伪政权都造成相当的恐怖，从而打击其嚣张气焰，促其向两面政权转变。这些做法，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中发现，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太片中看到。
至于其第三个任务，在敌伪中建立各种秘密关系，武工队的做法就更是绝对的中国特色。敌占区的伪宫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混饭吃而己。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上有老下有小又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要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叔四舅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图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这么多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得清清楚楚，甚罕呆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当时各敌后，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妥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的哨卡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棠，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这些做法，对于作战地区主妥是异国他乡的、以快打快出为主要行动方式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并不主要依靠地方组织。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与地方党往往是含而一体的，有些军区或军分区则规定必须要有地方政权的领导参加。对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15师、129师等对武工队工作的指不中，都有强调。刘伯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就曾说：“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么在组织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员如何加强…五分区的武工队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参加领导，以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和军民的血肉结合……武工队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当地生根，在政治上与群众结合，也要在组织上结合”罗瑞卿也曾说过，“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干部，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参加武工队，太行区的武工队在这方面是很差的，必须改造。如分区五个武工队。全是军队的连排干部，没有吸收地方干部参加。由于他们缺乏地方性，与群众没有联系，所以工作也难于开展。”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第一小队的指导员是由区委的委员刘文彬担任，这是十分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他们的隐藏地点，必须也只能是当地的堡垒户，他们的情报收集，更多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随时密告，他们吃的穿的以及化装时所用的，全靠各村秘密支部的供给。武工队的成员与当地群众完全地打成一片，也是一头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脚的泥巴，也和群众睡同一个土炕，一样的糠菜窝头，也经常与群众一起担粪锄草，一起拉犁耕种。他们所办的，往往是群众最需要的事，他们所杀的，往往是群众最恨的人。就因为这样，使得他们与当地的群众从感情上到组织上都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够在敌人搜捕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宁可丢掉羞躁，也敢在敌人的剃刀面前将武工队员认作儿子、认作丈夫。这是西方样式的敢死队所无法做到甚至无法理解的。可以这么说吧，武工队在远离根据地和大部队的敌占区活动，没有人民群众的配合，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他们连一天也休想坚持下去。这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官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苦苦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1943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1943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像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而我之组织则全部被破坏。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像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其组织的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起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米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炼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连排长中精挑细选的，按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中的妥求2“所有人员，均须有较高的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考虑到敌后工作的环境，每支武工队的人数都极有限，多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开展活动时则以三至五人一组，绝少全队集中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说到政策二字，大概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最不愿意接受的，以为这政策是属于政治层面上的东西，是与打仗完全不相干的。如果谁这样认识，那绝对是百分百地错了。中共领导下的武工队，它最最犀利的武器，就是能够准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与策略，没有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党的队伍了。对于远离根据地独立在敌占区活动的武工队员来说，准确地掌握政策，会做敌伪军工作，会做群众工作，会写标语传单，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比使用二十响更看重的武艺。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剌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彭德怀、刘伯承等都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
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所配备的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当时最牛的盒子炮，长枪则既有相对短小便于隐蔽携带的卡宾枪，也有抗战时比较罕见的神锋枪。武工队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帖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象养的走狗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绑你杀你吗。所以，武工队的家伙，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
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武工队的斗争是文戏而非武戏呢？却不是的。虽然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但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所担负的使命，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却是比般的游击队更频繁也更惊险的，神出鬼没的锄好行动，也是比般的军事行动更紧张更富传奇色彩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会像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打仗，不会硬碰硬地对打，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米说，从1942年秋组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整整三年都是活动在日伪统治非常严密的地区，先后捣毁炮楼二十多个，毙伤俘日伪军五百多人，缴枪四百多支，截粮一百多车，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足见其斗争策略的得当。要是像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周不了十天，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第二，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基层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层。“文革”前有关抗战题材的小说、电影中表现的对手，往往是鬼子中队长、小队长、伪警长、伪保长什么的，这与史实是相一致的，因为日军战斗力强而兵力薄弱，鬼子兵如果一个中队集中驻在一处，对我来说便已经算是重兵集结，就已经很难对付了，武工队不可能对付比这更集中的鬼子人马。可今天的电影电视剧里，整个变了样，荧屏上银幕上处处可见旅团民师团民市长省氏，处处表现的是那些个公馆、宴会、洋车、洋楼的奢侈豪华，表现的是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娘子戏子们的浪声嗲气。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垄里在地道虫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粱花子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七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中其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得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其二，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厉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蒙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民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李达、徐英、张梓械等抗战将领都有专门文章，已经回答得一清二楚，冯志原著小说中，也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得明明白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适而独独不懂得尊重历史的编导们给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