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西方将帅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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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克劳塞维茨

人物简介

克劳塞维茨,全名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其家世勉强可以算是普鲁士小贵族阶级,甚至于不无冒牌之嫌。克劳塞维茨的祖先都是文人,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不过其父曾参加七年战争并以尉官退役。克劳塞维茨为家中幼子,性情内向孤僻,好学不倦,严格说来,就家世和个性而言,他应该是文人而非军人。

生平介绍

克劳塞维茨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95年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著有《战争论》一书。1803年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副官。1806年10月随亲王参加奥尔施泰特会战时,被法军俘虏,翌年底获释。1809年初调普军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协助沙恩霍斯特从事军事改革。1810年秋任军校教官,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春,主张联合俄国抗击法国,因不满普鲁士国王同拿破仑一世结盟而辞职,转到俄军,在骑兵军和步兵军司令部中任职。1814年回归普军。翌年任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参加利尼会战。1818年5月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月晋升为少将。任校长职12年,潜心研究战史和从事军事理论著述。1830年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1831年5月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同年11月卒于布雷斯劳。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妻子于1832-1837年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1-3卷为《战争论》,其余为战史著作。

战争经历

12岁的克劳塞维茨在1792年进入陆军成为步兵士官。从1793年到1795年,他参加对抗法国革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在以后六年的和平阶段中,这位年轻的尉官都一直驻防在一个名为新鲁平的小镇中。那里有菲特烈大王之弟亨利亲王所创设的图书馆,藏书极丰,使这位好学的青年获益匪浅。克劳塞维茨对于学问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不仅限于其本行(军事),更把哲学、政治、艺术、教育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所以其学术基础相当宽广。直到1801年他才离开这个小镇,因为他获准到柏林进入新开办的“战争学院”进修。

这是一所由沙恩霍斯特所主持的学校,克劳塞维茨此时19岁,进入该校,实为其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沙恩霍斯特在德意志建国史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把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人的三种优异成就汇集于一身。他对于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和培养了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培育之下过了三年学校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受益无穷。他和沙恩霍斯特建立了极亲密的师生关系,吸收其思想,并且也变成其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同时,克劳塞维茨的学识也变得更渊博,眼界也变得更开阔。在180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他就开始踏上走向军事和政治核心的旅途。对未来抱着满怀希望的克劳塞维茨,真是雄姿英发,哪知造物弄人,其前途的坎坷出人意料。

1804年克劳塞维茨奉派为奥古斯特亲王的侍从官,由于此种关系遂认识布流尔伯爵的女公子玛丽,她是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女孩,深受路易王后的宠爱。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家世比不上女家,而他本人又受到职务的牵制,直到七年后始结婚。这一门亲事对于克劳塞维茨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他的著作都是由玛丽,在其身后为其出版,否则今天我们也许就无法得知其思想的全貌。此外,在他们别离的阶段中,克劳塞维茨写给她的信不仅成为写其传记时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某些理论观念也只有从这些信件中才能找到其如何形成或发展的线索。

从1803年到1805年,克劳塞维茨在柏林与沙恩霍斯特过从甚密,他已成军事改革集团中核心人物之一,并且也认识了许多精英分子,其中有一人就是赖希劳,克劳塞维茨一生中与他的关系也极为重要,也许只仅次于沙恩霍斯特。沙恩霍斯特又把克劳塞维茨介绍给著名的军事期刊主编,使其第一篇文章在1805年得以刊出。文章以批评毕罗的战略理论为主题。虽然克劳塞维茨一向喜欢舞文弄墨,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自己的著作。

当时毕罗是大名鼎鼎的军事学家,但克劳塞维茨却表现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毫不客气地批评毕罗在思想上的混乱和错误。他在其论文中提出三点主要批评:(1)毕罗的治学方法有瑕疵,其对战略和战术所作的界定都不适当;(2)毕罗的战争观念缺乏现实感,其分析仅以地理和数学为基础,而忽视敌方的行动和心理因素;(3)毕罗的理论并未能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包括在内,凡不能利用数学分析来处理的因素,例如部队的士气、将帅的决心,都一律避而不谈。此文发表后,克劳塞维茨的声名也随之而大噪,他这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这固然表示他已学有所成,但仍应感谢沙恩霍斯特提携之力。此外,这篇文章的论点和风格上也暗示出克劳塞维茨在其以后著作中所将采取的途径。

1806年在普鲁士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委曲求全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又起。克劳塞维茨像其他青年军官一样,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走向战场,但一切都不理想,战争并未能替他带来好运和荣誉。他以上尉官阶陪同他的营长(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奥斯特德会战。在普军惨败之后,他与他的营长同时为法军所俘。他们被送往法国收容,虽备受礼遇,但直到1807年底才被释放回国,所以克劳塞维茨也就来不及和沙恩霍斯特同享普军在艾劳战役中获胜的喜悦。这一次耻辱的经验使他终身难忘,并强化了他对于一切与法国有关事物的仇恨心理。

返国之后,他立即与沙恩霍斯特恢复合作,在此后四年中,他都是沙恩霍斯特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推动军事改革的工作。1810年,他升任少校,并在新军校中充任教官,10月间又充任王世子的军事侍讲,其所用的讲义以后编印成书,即所谓《战争原则》。几个月之后,他又奉派参加草拟陆军新教范的编辑委员会。所以,这几年应该是他最忙碌和最得意的阶段。他的工作也使他对于战略领域获得全面的了解,包括教育、技术、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在内。

1812年,普王居然同意与法国缔结同盟,并派兵参加拿破仑征俄之役。这种政策使克劳塞维茨十分气愤,于是他与三十几位其他的军官一同辞去军职,前往俄国向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投效。克劳塞维茨虽不通俄语,但仍能以其所长在俄军大本营中从事于各种顾问性的任务。他曾参加布罗地诺会战,并曾亲眼看到法军在柏也及纳河上的撤退,而且非常巧合,约米尼也正在其对方参加这次撤退行动的指挥工作。1813年春季,普王终于背弃拿破仑,回到反法的阵线,于是克劳塞维茨也返回柏林,再行加入沙恩霍斯特的集团。

当1813年战役开始时,克劳塞维茨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指挥官的职务。但国王对于其投效俄国的行为始终不谅解,不肯恢复其军职。所以在莱比锡战役时,克劳塞维茨还是只好穿着俄国的军服,替普军总司令布吕歇尔元帅充当顾问。到1814年克劳塞维茨才终于被准许恢复普鲁士的军籍,但仍然受到歧视,被派驻防德国北部,与在法国的主战场完全隔离。直到1815年才被准许再加入普鲁士参谋本部,并奉派为第三军的参谋长,其军长为提尔曼将军。在最后阶段的战役中,第三军位置在联军战线的极左端,面对着法军的强大压力苦战到底,对联军的胜利颇有贡献。但从一般人眼中看来,胜利是由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所赢得。所以,克劳塞维茨感觉到他这一次又只好认命了。同时,他也无法参加对敌军的追击,因此,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的最后希望终于化为泡影。

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恩师早已逝世,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领袖由赖希劳继承,他现在也就成为克劳塞维茨的唯一靠山。战后普鲁士沿着莱茵河获得了一些领土,赖希劳奉派为在此地区中的驻军司令,克劳塞维茨就做了他的参谋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科布伦茨,相处甚欢。但这样的好景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在柏林的中央政府现在完全控制在保守派的手中,对于代表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所以赖希劳不久即被召回柏林。不过,克劳塞维茨仍在科布伦茨留任原职达两年之久。

1818年,克劳塞维茨38岁,奉调接任战争学院的院长,也就是沙恩霍斯特曾经担任的职务,并晋升少将。他对于此一新职并不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院长只管行政,对于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几乎毫无影响作用可言。他就职之始也曾提出改革的建议,但在未经获准之后,也就心安理得地墨守成规,不作任何非分之想。这样的冷板凳一坐就是12年之久,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历史却说“不”,因为还有《战争论》在。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克劳塞维茨从1816年起就开始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此后15年内几乎从未中断,其范围可以大致分为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确,若从著作数量上来衡量,则克劳塞维茨作为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作为理论家的成分,但他在此一学域中的成就却几乎已为人所遗忘。他从1819年起才开始写《战争论》,在此后8年之内完成了其所计划要写的8篇中的前6篇,并且也完成了最后两篇的初稿。此时已经是1827年,他突然感觉到他所写成的部分,对于其所持的两项基本观念未能作足够澄清的表达,于是决定要把已经完成的原稿从头到尾再作一次彻底的修改。不过,他并未立即开始工作,反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战史研究方面,这一方面的文稿已收容在其全集之中,全部达1500页之多。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想从历史中为其新理论架构寻求证明。结果使他对《战争论》只修改了少数几章,而他自认已经可以完全定稿者则更只有第一篇第一章而已。这样就到了1830年,克劳塞维茨也许是以为来日方长,所以,他似乎并不紧张,也不感到有时间压力的存在。

不料外在环境却开始发生改变,克劳塞维茨调任西里西亚炮兵总监新职迫使他必须暂时放下其修改《战争论》的工作。当他刚刚到差时,1830年的法国革命又带来另一项新变化。他的老友赖希劳奉命恢复现役,出任普鲁士所动员兵力的指挥官,于是赖希劳遂邀请克劳塞维茨再度充当他的参谋长。不久由于法国新政权采取谨慎温和的外交政策,而波兰又对俄国发动反抗行动,所以危机遂由西面移向东面,赖希劳军团的兵力也就开始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部署,以来防止波兰人的越界行动,以及东欧霍乱病疫的蔓延。第一个任务是很容易执行,但第二个任务却不是战略家所能解决。此种传染病继续流行,1831年8月,赖希劳变成其受害人之一。在克劳塞维茨回到其原职不久后,11月16日,他也不幸突然病逝在布里斯劳任所,享年仅51岁,其死因可能是由于轻微的霍乱感染而引起的心脏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