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阿瑟·韦尔斯利（1769年4月30日-1852年9月14日），生于一个成就显赫的家庭，排行第四，从小就读于伊顿公学，但成绩很差。母亲为了攒钱送他弟弟上学，让他中途退学。以后，他跟随一个律师学习。第一任威灵顿公爵，英国军事家、政治家、英国第25、27任首相。19世纪欧洲历史上最主要的政治家之一。
生平介绍
1787年入英军服役。1794-1795年参加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796-1805年在印度率英军进行了征服印度王公部队的战争。1808-1813年在伊比利亚半岛指挥英、西、葡联军同拿破仑-波拿巴一世军队作战，灵活地运用防御战术，多次主动撤退和适时进攻，抗击并打败了数量占优势的法军。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任英国驻巴黎大使。1815年指挥英荷联军对法作战，在滑铁卢会战中抗击了法军优势兵力的进攻，最后，在普军的配合下击败拿破仑·波拿巴一世，进军巴黎，统率盟国的驻法占领军。战后，多次参加反法联盟各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会议。1828年后，历任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不管部大臣，并长期任陆军总司令。曾反对“改革法案”，镇压1848年宪章运动。威灵顿对于建设具有较高战斗力的英国陆军作过一定贡献，发扬了英军擅长防卫作战的传统，培养了部队的勇敢坚定精神，但在政治上反对改革，在军事上也坚持旧的观点和制度，要求按门第选拔军官，并主张棍棒纪律。
战争经历
威灵顿是莫宁顿伯爵第五子。少年性格郁郁寡欢，喜欢孤独的散步，在伊顿公学就读没有什么好处，母亲为节约学费供他弟弟上学，便让他去学律师，结果一年时间他唯一干的事就是拉小提琴，其寡母的认为他“只能去当炮灰，做不了别的事”，便把他送往法国昂热军事学院学习。用他18岁即从军，给爱尔兰总督当副官。后袭他家代表特里姆的席位，1790-1797年任爱尔兰国会议员。24岁时威灵顿虽然欠债仍向凯瑟琳求婚，但遭拒绝。被告知混成一个大人物10年后再来找她，威灵顿为此烧掉了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终生未再拉一曲，集中精力从事自己的业务。他花钱在第33步兵团买了个中校军衔，1794-1795年在法兰德斯服役，从长官们的失误中汲取经验。由于求文职不得，1796年自愿被派往印度。
他在印度采取一种节制饮食和乐天知命的养生之道。由于长兄理查德前来当总督，他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指挥一个师去进攻迈索尔的提普苏丹，后任迈索尔总督（1799）和对马拉塔人作战的总司令。因为连连胜利，特别是1803年在阿瑟耶大捷，他率7000人奇袭击败了4万人的迈索尔军队（由法国人训练，装备100门大炮和骑兵），由他亲自谈判订立了和约。他认为这次战役对他个人来讲比滑铁卢战役更辉煌。他日后在欧洲各战场上所显示出来的一切取胜的特质都是在印度培养出来的，包括：能决断、有常识、注意细节；爱护士兵、注意给养；与老百姓保持良好关系。后来拿破仑笔下只把他说成是一个印度士兵将军，那是不智的。1805年威灵顿封爵士后返回英格兰。
威灵顿的新差事是令人失望的，他率驻哈斯丁斯的一个旅远征汉诺威，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是已经是公认的大人物了。1806年，当年拒绝他的凯瑟琳小姐的家人来想他提婚，当年小副官心中高不可攀美丽的女神13年后已经变成一个发胖的老姑娘了。他答应了婚约，只是低低的埋怨了一句“她变丑了”。同年进入国会以驳斥激进派对其兄在印度政绩的攻击。他以托利党首席秘书的身分在爱尔兰停留两年。在为期很短的对哥本哈根的军事远征（1807）中，打败丹麦军队。1808年葡萄牙人起来反对拿破仑时，威灵顿奉命前去支持。
威灵顿在国外的经历使他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党派政治人物。他虽然加入利物浦伯爵的托利党内阁担任军械总监，但不因此就反对此后的辉格党政府。他说：派系斗争大大损害国家的利益。当曼彻斯特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示威而发生彼得卢大屠杀以及出现企图谋杀内阁成员的加图街阴谋时，滑铁卢战役后的群众不满情绪已达到沸腾的地步，这时，威灵顿更加贴近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党。1822年颇孚众望的坎宁继卡斯尔雷子爵任外交大臣。尽管坎宁反对和会的体系，威灵顿却亲自驳回乔治四世对坎宁的个人反对意见，而相信时至今日，和会的体系已经稳如盘石不可动摇。当坎宁收回英国对欧洲的一切承诺时，威灵顿唯有痛苦地自责而已。1822年召开维罗纳会议时，他极力平息欧洲各盟国之间的争端未果，1826年在俄国又未完成外交使命，这两次失败更增加了他的苦恼。威灵顿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他不适合于执行坎宁的狡猾政策，但是国外却认为他为人诚实而敬重他。
1825年威灵顿转向爱尔兰问题，归纳为这样一个左右为难但必须着手解决的基本矛盾：只有允许天主教徒参加国会的要求（即所谓的天主教解放）才能结束政治性的暴力行动，但必须保持新教作为国教的优越地位。他私下研究一种解决方案，认为罗马教宗（教皇）必须与英国君主订立协约，最低限度要保证不准天主教神职人员滋事，以此作为他们解放的先决条件。但是，当坎宁这位不合格的解放者于1827年4月出任首相的时候，威灵顿感觉到新教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和皮尔带领一大批人退出政府，他还辞去统率军队的职务。这一行动被解释为对国王选择他的对手当首相的不满。在否定这种议论的时候，威灵顿冲口说出：他是一个军人，如果认为自己适合当首相，那简直“比发疯还糟”。同年8月坎宁去世后，他重掌军务。不到5个月，坎宁的继任者戈德里奇子爵即挂冠而去，1828年1月9日英王召见威灵顿公爵。
这位公爵的目标是经由重新统一托利党以缔造一个强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愿地再次辞去总司令一职，邀请以赫斯基森为首的坎宁派出仕，而抛开托利党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温和政策不兼容。对于右翼如此敬而远之，左翼又开始发生矛盾。反对派要求大规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团表示同感。公爵明智地作出让步，首先是教会问题，他自动改革宣告非国教徒有罪的《宣誓条例》和《社团条例》；其次是《谷物法》（禁止输入外国贱价粮食）问题，他实行了比他本人和农业利益期望中更开明的改革。但不久以后他在国会改革问题上与赫斯基森派发生正面冲突，5月该派总辞。紧接着出现了另一场危机：在爱尔兰克莱尔的补缺选举期间，继赫斯基森的大臣职的维齐一费兹杰罗极力保持他在国会中的席位，却被爱尔兰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击败。维齐一费兹杰罗本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选给公爵敲下警钟：只要不给予解放，任何托利党人也休想在南爱尔兰获胜，大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1828年8月威灵顿遂承担起其戎马一生最费力的政治职责，劝说乔治四世、当时下院领袖皮尔以及大多托利党人同意天主教解放，这些人过去一直认为此项改革无异于革出教门。经过半年不屈不挠的秘室商谈，才取得国王的首肯。皮尔的立场也同样令人棘手。他是个公开声明的新教徒，因而坚持只有让他当后座议员才能支持“解放”。但是，威灵顿的耐性和皮尔的义气终于占上风，皮尔同意继续领导下议院。托利党的一些极端分子竟“向后转”，公然违抗威灵顿的最后命令，但是该党大多数人则表示服从。因此，1829年4月尽管托利党已经分裂，天主教解放变成了法律，这是公爵在政治上最大的胜利，附带一JLH闹剧：他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进行决斗。
有时，人们批评威灵顿没有定见。现在看起来，他只是秘而不宣，不愿意过早地公开他的想法。他要进行某种形式的解放的愿望可能在1825年左右已明白透露。
这位公爵虽然在野，继续反对格雷要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的企图。威灵顿的窗户两次被激进的暴捣毁，他的铁制百叶窗有助于塑造一位铁公爵的形象。巨大的斗争在1832年5月的危机时达到最高潮，眼看要产生法国七月革命那样的结局。国王拒绝册封足够的新贵族以战胜敌对的上议院议员，格雷辞职了，威灵顿拼凑一个轮替的政府班子没有成功。面对着混乱不堪的局面，威灵顿依然反对改革，然后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撤退，劝说他的追随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与他一同不出席国会。然而，在滑铁卢日他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
威灵顿弃权拯救了上议院，在领导上议院托利党期间他继续控制他们不与下议院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国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变方式解散辉格党，召请威灵顿组阁。但是，65岁的公爵回答应任皮尔为首相。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此种让贤的举动最罕见，因而受到一些称赞。他在皮尔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1834-1835）和不管部大臣（1841-1846）。他还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校长、伦敦塔总管、汉普夏治安长官和领港协会十三主持会员之一（后为会长）。另外，维多利亚女王尊之若父，他犯下的错误是在余生10年中一直担任军队总司令，因为他已不再实施后来迫切需要的各项改革。但是，当宪章派即将起事的时候，由于他的冷静处理，防止了任何骚乱行动。他在1848年显示的旧本领又重演了一番。由于他再一次命令上议院议员向后转（这回是就《谷物法》问题），他得以使皮尔将此法废除。1846年起威灵顿退出公职生活，但仍向各派提供咨询意见。海德公园街角的阿普斯莱府是他的城内公馆，人称伦敦门牌1号。作为五港同盟的总监，他在自己喜爱的住所沃尔默城堡因中风去世。死后举行盛大的国葬，这是英国最后一次显示各种纹章的葬礼。埋葬场所为圣保罗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