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掌上明珠雅致汝璧
石评梅（1902~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爱慕梅花自取笔名石评梅。1920年，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来到古都北京，报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她曾经在《语丝》、《文学旬刊》以及她与陆晶清等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众多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游记、小说和剧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民国四才女”之一。1928年9月病逝。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她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她与高君宇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作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们用生命谱成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被誉为“千古绝唱”。
1902年，石评梅出生在山西平定县姑姑寺8号。父亲石铭，字鼎丞，是清末举人。他学识渊博，曾经先后任山西文水、赵城县儒学教官，省立图书馆馆员，并在太原几所中学任国文教员。石评梅出生后，父母视其为掌上明珠，因此，亲昵地称呼她为“心珠”，父亲更是翻遍了各种词典，为女儿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汝璧”。而石评梅自幼就酷爱梅花，稍大一点便自号评梅。此外，用过的笔名还有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等。石评梅的母亲，是父亲的续弦。石评梅自幼得到家学滋养，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她两岁跟着父亲认字，4岁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之后，五言七绝、四书五经、诸子集成，兴之所至，无不涉猎，但尤其酷爱文学。
山西平定，历史上文风极盛，仅一个小小的平定城，就出过130名进士，680个举人，可谓文献名邦，三晋驰名。然而，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也是难以挣脱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理念，还是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但是石评梅的父亲不迂腐、不守旧，他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石评梅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把她送到省城上学。她在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才华，被公认为是一个才女。石评梅小学毕业，直接升入太原女师。由于成绩优秀，考取了公费生，由校方提供食宿和学习费用，并搬入校内的集团宿舍居住。在太原女师，石评梅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进步报刊，关心国家大事。
二 求学北平初显才华
1920年，18岁的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离开家乡，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她考取了当时北平女子最高学府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是该校由于当年不招国文系的学生，她改考了体育系，并且被录取为学校第一班的体育科的学生。在此读书期间，她结识了冯沅君、苏雪林等，并同庐隐、陆晶清等结为至交。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一起“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1921年12月10日，石评梅在《新共和》上发表了自由体新诗《夜行》，表达了奋勇前进、追求光明的心愿。1922年4月，石评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剧作《这是谁得罪》，描写了一对回国留学生的爱情悲剧，显示了她对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此后，石评梅继续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其中尤以诗歌见长。由此，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被誉为“北京著名女诗人”。20岁的才女，已经闻名京城。她的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
1923年6月，石评梅毕业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经校长推荐，她被聘为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学级主任兼体育教员。住处也迁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员宿舍。这是一个废弃的古庙，她住在前院东厢的两间房子里。石评梅为自己的住处取名“梅窠”，并在一张印有淡红色梅花的诗笺上用隶书写了“梅窠”两个字，贴在窗纸上。好友庐隐和陆晶清是她这里的常客，她们谈古论今，说诗唱赋，无所不谈，驱走了很多寂寞的时光。
石评梅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是从1921年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的，这在当时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背景下，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大事。如何管理、如何施教这都是新的问题。石评梅在担任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新规则的约束。她在教育管理上，浸透一个“爱”字。她曾说过：“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着一本小说，叫作《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从前的错误。”所以在教学上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们学有所获，生活上又时时关心着她们，使她们感受温暖。她平时担任的教学课时很多，但是无论怎样忙碌，她从来没有对学生的课程敷衍过。她常常为学生批改作业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准时到学校上课。她的敬业精神，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仁的尊敬。她用自己的学识和人格感召学生们奋发图强。因此，她的教学活动受到很高评价，师大附中的汪震先生曾经撰写了《评梅的女子教育》一文，肯定了石评梅在教育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卓越思想和突出成绩。
1924年4月28日下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到北平城南公园雩坛，会见北平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活动结束后，石评梅刚回到住处，就接到父亲的来信，说她少年时代的好友吟梅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石评梅极其悲痛，她开始头痛吐血，满身出现红斑。随着病情的加重，她昏迷了三天三夜。后来，大家为她请来了一位德国大夫，诊断后确诊是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猩红热。大病初愈之后，校长林砺儒觉得她的居住条件太差，坚持让她搬到自己家里去住。盛情难却的石评梅搬到了校长家——西城西四石头胡同13号。她平日除了备课、讲课，就是抓紧时间写稿子，以还清许多报纸、杂志社的约稿。同时，她把新创作的100多首诗汇成一卷，交给朋友孙席珍。孙席珍为她的诗集加了个“百花诗选”的题目，在《文学旬刊》上发表。
当时，石评梅已经被文坛公认为“北平著名女诗人”，是新文化运动中创作新诗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这期间，她和鲁迅先生等新文化主将来往密切，文学上受到鲁迅很大的影响。此后，她应邀参加“蔷薇社”，编辑《妇女周刊》，并在《妇女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高潮，石评梅为《妇女周刊》写了《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沪汉惨屠，举国痛愤！国人等为救亡，为存种，曾发言宣誓，刊行特号，捐助款项，救济难民。兹复决定，多载关于沪汉问题之文字，以引起国人之注意。冀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做外交之后盾，为决战之先声。务使大白冤魂，一洗国耻后已。
1925年女师大学潮，石评梅沉痛万分，她流着泪说：“女师大是我的娘家！女儿嫁了，娘家的事情，决不能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她怀着难以平复的愤慨，在《妇女周刊》上发表了《女师大惨剧的经过》一文：“我们永久纪念这耻辱，我们当永久地奋斗！这次惨剧是我们女界的奇耻，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破产的先声！"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石评梅目睹了刘和珍、杨德群的牺牲，好友陆晶清也负了伤。第二天，石评梅赶往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她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为此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慨然接受鲁迅先生的嘱托，写了《痛哭和珍》的悼文。她写道：“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就的是我们的铁志。”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与好友陆晶清、袁君姗等编辑《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发表了大量进步文章。石评梅在师大附中任教的教学中，想到、做到的只有负责任，爱公共，而丝毫没有自私自利之心，遇事从不计较自己的利害关系，更不会猜疑别人。她的优秀品格和对教育工作的负责精神，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同事的赞扬，也赢得了林砺儒校长的极力挽留。这一时期的石评梅，也处在文学创作转折时期，以写诗歌、散文为主的她，开始写短篇小说了。五四以后，革命的进步青年对旧的制度越发不满，努力追求光明前景。作为文学女子的石评梅对无情的现实感受颇深。在那一时期，石评梅的短篇小说和大部分诗歌、散文都表现了这种苦闷和彷徨。恋爱的挫折，离开父母的心绪也在她的作品中反映了出来。
三 情路坎坷寄陶然
石评梅在认识高君宇之前，爱过一个名叫吴天放的人。当年，石评梅去北平考学时，父亲不放心石评梅独自前往，辗转托人，终于找到了同路进京的北京大学学生吴天放，请他一路照顾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儿。吴天放善于花言巧语，石评梅多情重义，又涉世不深，竟然爱上了伪君子吴天放，并且盲目地献上了一颗纯真圣洁的心，还承诺：“我们一旦相爱，不管今后彼此的命运如何，道路如何坎坷，我将终身不再爱第二个男人！"1921年1月的一天，石评梅偶然来到吴天放寄宿的公寓，才发现吴天放原来是一个早有妻室的人。更让朋友们始料不及的是，初恋的挫折，使石评梅的内心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自此，她关闭了自己心中爱情的大门。
在一次同乡会上，石评梅认识了高君宇。当时高君宇正在讲述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精英中，他有一种特立超群的领袖气质，让人钦佩折服。
石评梅早就听说过高君宇的名字。高君宇当年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时，才华出众，以“十八学士登瀛洲”的美名而享誉省城。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是邓中夏的战友和李大钊的学生。1920年9月，他当选为北平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平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并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1922年1月，高君宇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他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他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高君宇还是个有才华的诗人，他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石评梅和高君宇时常在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中交往，在交谈中得知，他与石评梅有同乡之谊，与她的父亲有师生之情，他们的父辈也早有交往。他乡遇故友，自然格外亲切，两人自此便建立起了非比寻常的友谊。他们经常通信，在信中谈思想、谈抱负。石评梅有什么心事也愿意向高君宇倾诉。早在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就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第二天就给石评梅去信，帮助她分析当时的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繁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在信中，高君宇还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他们在书信往来中相互了解，相互吸引和爱慕了。1924年高君宇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他从自己在北平的住所——腊库胡同16号化装脱险，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冒险来到石评梅的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晚上的情景时说：他要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她很佩服高君宇的这种不怕危险，不惧牺牲的精神。
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路并不顺畅。高君宇在18岁那年因为抗婚而愤然出走，后来考取北京大学英语系。他曾经向父亲表示，终身不承认这门亲事，以此向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挑战。他的父亲深知儿子宁折不弯的性格，对他也无可奈何。五四运动时期，高君宇是个风云人物，追求者众多，他却毫不为其所动。但是在遇到石评梅以后，他却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感情旋涡。他深深地爱着石评梅，他说：“我只要从繁忙的政治事务中走出来，就会想起你，想得很累，很苦。”他对石评梅说：“我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有你，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将连灵魂都是你永禁的俘虏；一个世界是没有你的，我只是历史使命的一个走卒。”可是此时的石评梅在和吴天放决裂以后，自嘲“已是情场逃囚”，抱定了独身主义的生活信条。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又是世俗的‘人言可畏’面前的弱者。”所以，当有理想、有才华的高君宇向她表示诚挚的爱情时，她却犹豫不决，在爱情的大门口前退却了。这使高君宇十分痛苦，但仍然写信以尊重的态度向石评梅表示：“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1923年10月，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高君宇采来红叶一片，在上面写道：“满山秋色管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他把题诗的红叶寄给城中的石评梅，以表达自己的爱意。而石评梅却为了自己独身的理念，在红叶背后写下：“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把红叶寄了回去。高君宇收到后，很困惑，也很痛苦。他说：“我愿用一生的爱来修补你的爱。”
其实在拒绝高君宇的同时，石评梅也陷入了如焚的烦闷之中。高君宇尊重石评梅的选择，但他为了彻底冲破封建婚姻的羁绊，向父母提出要解除与前妻婚姻。石评梅曾写信进行劝阻，表示：“宁愿牺牲个人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幸福。”她虽然视高君宇为自己“唯一知己的朋友”，但只愿与他保持“冰雪友谊”。高君宇深爱石评梅，也很理解她的做法，他也希望石评梅能理解他的革命事业。1924年夏天，高君宇受李大钊的委托回山西进行革命活动，顺便办理了和前妻的离婚手续。为了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地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戴在自己手上，另一枚连同在平定商团叛乱时留下的一枚子弹壳一起寄到北平，给石评梅做生日留念。这次，石评梅没有再把戒指寄回去，她戴上了这枚象牙戒指，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摘下来，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北京的陶然亭是高君宇和石评梅经常散步谈心的地方。有一次，高君宇指着陶然亭畔葛母墓旁边一块土山空地，对石评梅说：“我是生也孤零，死也孤零！我死后，只独葬荒丘！”
四 死与高君并葬荒丘
1924年10月，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在北平因肺病住进一家德国医院治疗。1925年1月他还抱病参加了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1日的国民会议。1925年3月4日，国民会议刚刚开过三天，石评梅突然接到电话说高君宇病了，希望她马上去。见到高君宇的时候，石评梅大吃一惊，只见高君宇枯瘦如柴，如同尸骸一般，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的两眼深陷，脸色苍白得怕人，就像他手上的象牙戒指。3月5日，高君宇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29岁。
石评梅痛悔交加，“数年来冰雪友谊，到如今只博得饮恨千古，抚棺哀哭！”压抑许久的对高君宇的爱终于奔泻而出。肝胆相照的诚挚爱情，失之交臂的悲剧结局，使得石评梅痛不欲生。石评梅说：“君宇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而这个遗憾是我造成的。我将用我的余生去忏悔我犯下的错。”她发誓今生只爱高君宇一人，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个月后石评梅把高君宇的骸骨送到陶然亭，葬在高君宇生前选定的锦秋墩下，用白石砌成长方形墓，正中竖立了一座尖锥形的四角墓碑。石碑上题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题在相片上的几句话，死后石评梅手书刻在了墓碑上。石评梅还写了一首《墓畔哀歌》，以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
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
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
……
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
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
……
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高君宇的死，使石评梅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痛不欲生，真正认识到：高君宇是一个伟大而多情的英雄，只有他的爱才是最真挚的爱；只有高君宇才是她最忠诚的情人，是她灵魂的保护者！她决心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死去的君宇。她每个星期天和清明节都要到陶然亭畔君宇的墓前，挥泪祭洒，悼亡追悔。她的泪水浇绿了她亲手种在墓碑旁的青松翠柏。高君宇的去世，在带给她无限悲痛的同时，也促使石评梅进一步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社会和人生。她把高君宇的精神和对他的爱情化为鼓舞自己奋进前行的力量。高君宇的生命和爱情，在她的心中获得了永生。1926年，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的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她向朋友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她把行装都整理好了，只因北京教育界同人的劝阻，加之母亲不同意，最终未能成行。此后，石评梅在创作诗歌、散文外，还写出了《红鬃马》等十余部小说。她的这些作品，完全以追求真理、光明和爱情为主题，感伤色彩浓重，具有历史的苍凉感，成为石评梅文学创作中珍贵一部分。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发病。开始是剧烈的头痛，她以为身体不舒服还是和以前一样是常有的事，所以并没在意，还是照常去学校教书。但她的病情日益加重，大家赶快将石评梅送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但石评梅的病情不见好转，不久就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最后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在北京协和医院，与高君宇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病室、几乎是同一个时辰病逝，终年27岁。
石评梅的逝去，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她的作品才情并茂，文采出众，极有见地。她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她全面的修养和综合的审美眼光激发了她的艺术创造力，使其作品更有厚度，品位更高，达到了更浓郁的效果。
第二年的10月2日，石评梅的朋友陆晶清、庐隐等人，根据她生前的遗愿，把她和高君宇并葬在一起。石评梅和高君宇两墓并排，两碑并立，终于完成了她生前的嘱托：与君宇并葬荒丘！
石评梅和高君宇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作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他们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传为千古佳话。他们用生命谱成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当时在古老的北京城，街谈巷议，相互传颂，经年不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君宇的生前好友周恩来总理特意去陶然亭，在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前凭吊，表达对亡魂的怀念。原来高君宇还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媒人。面对眼前的一对墓碑，周恩来对身边的人动情地说：“革命与爱情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