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端女儿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又叫李一超。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她率领军民多次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一次浴血奋战中，不幸被日寇俘虏。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慷慨就义，为国捐躯。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后人称她为抗日民族英雄，中国人民的好女儿。
赵一曼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县徐家乡白杨嘴的一个地主家庭。她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在家中她排行第六，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乳名叫端女儿。赵一曼从小聪明伶俐，因此也深得父母的宠爱。但她也很倔强、任性，只要家里来了客人，都得由她递烟倒茶。如果弟弟抢着给客人端茶递烟，她会当着客人的面在地上打滚。客人送来的礼物，也要由她收藏和分配，不然的话，她会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
赵一曼八岁那年，父亲在家里设立了私学，以便让孩子们读书学习。她的启蒙读物也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有一年，乱兵闯到了乡下，他们到处烧杀抢掠。父亲为了避祸，带着一家人逃到了荣县五宝镇的外婆家。在外婆家里，人们都说大姐夫郑佑之是个怪人，可是，赵一曼却喜欢这个大姐夫。大姐夫去过好多地方，当过兵，会讲许多有趣的故事。当赵一曼和弟弟在外婆家继续开读书时，老师就是大姐夫郑佑之。一起上学的还有村子里的几个孩子，上课的内容也不再是什么《三字经》、《百家姓》。
大姐夫从城里带回来的课本有国文，有数学。赵一曼虽然读过两年书，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觉得这些书要比她原来读的书明白得多，有趣得多。自此，赵一曼专心地学习，她要把老师教的知识熟记在心，像老师说的那样，将来长大了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秋天，刚收获完，一个团总派人挑走了他家的十石谷子，大姐夫进城去和他们打官司。可是，那个团总的哥哥是个县参议员，他们买通了衙门，给赵一曼的大姐夫加了个“诬告”罪名，关了起来。家里人得知消息后，又是托人，又是送礼，又花了十石谷子，才总算把大姐夫保释出来。这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大姐夫突然扔掉火钳，大吼了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小小的赵一曼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觉得屋子里真的是很暗，她怯生生地问：“要不要再加一根灯草？”大姐夫知道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马上又解释说：“小妹，你不懂。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国家打了胜仗还要割地赔款；无罪的人却要坐牢；这些欺压百姓的反动政府，应该把他们都铲除掉！你明白吗？”
赵一曼还是似懂非懂，她睁大眼睛望着大姐夫，见他还是那样自信的样子。于是她也像大人一样点了点头。
二 做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夏天来了，兵祸也平息了。赵一曼全家又搬回了白杨嘴。这年，13岁的赵一曼第一次经受了人生的不幸，父亲去世了。办完了父亲的后事，赵一曼依旧跟大姐夫读书。这一段时间，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她不再天真，学会了思考问题，她觉得这世间的事情太复杂了。
有一次大姐夫问她：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赵一曼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今后究竟做什么样的人呢？像妈妈那样吗？妈妈一双小脚，路都走不稳，到山后菜园拔棵青菜都得爬着去。像姐姐们那样吗？大姐、二姐都是因为受公婆虐待，跟丈夫逃了出去；三姐嫁出去不到一年，就抑郁而死；四姐更是不幸，嫁了个不知人事的疯子！这难道就是自己将来的命运？她越想越觉得可怕，自己今后的命运将会由谁来安排呢？
这一夜，赵一曼烦躁得不能入睡。天亮时，她终于想明白了：“从现在起要发奋读书，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当赵一曼立下决心要好好读书的时候，她却不能再读书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习俗，女孩子长到10岁左右就得把头发蓄起来，缠足、穿耳眼儿，表示她已经成年了。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赵一曼的头上。那年春天，妈妈给她剪了刘海，然后拿来一条长长的白布条，逼着赵一曼裹脚。说是女孩子，只有把脚缠得像三寸的金莲一样才好看。裹好了脚，赵一曼刚一下地就摔倒了。“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给人好看的。”赵一曼躺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嚷。她撕碎了裹脚布，用斧头把鞋子砍成两截，大声地说：“你们拿来多少鞋子我就砍多少。”家里人没有办法，只好由着她去。
这时，大姐夫在柳嘉高等小学当校长，弟弟和侄儿们都跟他上学去了。赵一曼也很想和他们一样出去读书。一天晚上，她没有告诉妈妈，跑到大哥房里。因为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家就由大哥来掌管了。“大哥，我要出门读书！”赵一曼说。大哥歪在床上，点着了烟灯。“你有本事就去上吧，反正我没有钱。”赵一曼说：“你说没钱？你怎么有钱嫖赌、抽大烟，就没有钱供我读书？”
这一棒正打中大哥的痛处，他猛地跳了起来，把烟灯也打翻了，攥着拳头，在赵一曼面前晃了一下：“贱婢子，不讨高贵！”说罢抽身走了。赵一曼气得大病了一场。
1921年冬天，大姐夫郑佑之来到赵一曼的家里，他向赵一曼讲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五四运动，临走时给她留下了全套的教科书，还有一本字典。
赵一曼如获至宝，每个星期，她都会把习题、作文、日记托人交给大姐夫批改。她看不懂的，就写信去问，再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等假期弟弟回来问。
1922年初，大姐夫又给她寄来一批书报，有《中国共产党宣言》、《新青年》、《觉悟》、《妇女周报》，还有一些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小册子。赵一曼从这当中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1923年，赵一曼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培养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结束了她多年的苦闷和彷徨。
为了能出门去读书，赵一曼努力讨好哥嫂，她帮嫂嫂带孩子，帮大哥的油坊记账。可是，只要一提起出门读书，哥哥李席儒就翻脸。先说是钱紧，后来又说要族里长辈同意才行。赵一曼去恳求住在同院的两个叔叔。谁知，两个叔叔当面满口答应，背后却说，女子出门读书是辱没祖宗，要赵一曼的大哥严加管教。
这时候，天津女星社正以《女星》、《妇女日报》为阵地，向压迫妇女的封建势力展开猛烈进攻。1924年6月，赵一曼写了一篇自述文章《请看我的家庭》，寄给《女星》和上海的《妇女周报》，她在文章中写道：“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就把我关在那铁篱城里，受那黑暗之苦。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到这个时期，已经觉悟了。……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做主呀！……”。
文章被刊登在当年8月11日出版的第51期《女星》上，报刊以《在家长似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发表了赵一曼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希望读者能帮助赵一曼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赵一曼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端女儿目无祖宗，简直是反了！”赵一曼的大哥气得暴跳如雷。但是，赵一曼却得到了社会舆论和朋友们的支持。大姐夫郑佑之也复信支持鼓励她，并告诉她：“你们可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这个会我与你们取名为‘妇女解放同盟会’，简章我已拟好了……"1925年4月，白杨嘴妇女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了，由李坤杰为会长，赵一曼任文书，负责内外联络，以及处理日常事务。她以《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女子解放的十三条奋斗目标，提倡废除一切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要求社交公开，女子有通信、蓄发、剪发、择业、结婚、离婚等绝对自由。这篇文章在《妇女周报》上发表后，在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赵一曼鼓动妇女们“要做人，不做任人宰割的羊羔！”这引起了豪绅、地主们的不安，他们指使流氓、地痞跟妇女们作对，明里暗里搞破坏活动。他们还向妇女解放同盟会的门前扔垃圾、泼粪便。有一次，赵一曼和几个女伴开完会回家，几个流氓跟在她们后面嘲笑说：“嘻嘻，是个大脚丫！还没穿耳朵！”
赵一曼和同伴们一起跑到路边，每人拣起一块石头，愤怒地对流氓说：“你们哪个敢再说一句，敢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砸烂他的脑壳！”流氓们吓得转身逃跑了。
赵一曼还向成渝两地和宜宾各进步团体发出呼吁，很快得到了这些进步团体的支持，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声援。妇女解放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胡丹楹等为首的当地封建势力，也被迫收敛了他们对妇女解放同盟会的破坏行为。
三 走向新生活
1926年2月，是赵一曼生命旅程中又一个光辉的起点。她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还终于取得母亲同意，去县城读书。
起程那天，为了避开哥哥的阻拦，弟弟按计划邀约大哥出外玩耍。赵一曼在二姐和二姐夫陪送下，踏上了去县城的大路。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赤岩山，大姐夫郑佑之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住处。自此，赵一曼进了宜宾女子中学读书，她长久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学校里，赵一曼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她根据团县委指示，动员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带头唱歌、演戏，组织时事讨论。督学很是看不惯赵一曼的所作所为，在暗地里骂赵一曼是“疯丫头”。
不久，县教育局命令各校整顿校风，规定女学生们一律绾髻。赵一曼对这一规定很是反感，她向同学们说：“剪发辫才是对的，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符合卫生要求，节约时间，方便学习。更重要的是，减少社会上歧视妇女的心理。”大家都十分赞同，纷纷表示坚决不绾髻。
第二天，赵一曼领着几个同学来到督学的办公室，十分礼貌地说：“督学先生，我们都不会绾髻，你来帮我们梳头、绾髻吧。”
“我也不会，这是女子的事。”督学回拒她们说。
“哎呀！同学们，这有什么办法呢？连督学都不会，我们也只好不绾髻了。”
同学们一齐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剪刀，当着督学的面把发辫都剪掉了。她们一路嘻嘻哈哈地笑着回到教室，从此，谁也不绾髻了。
在中共宜宾特支的领导下，宜宾女中成立了学生会，赵一曼被选为交际干事，同时担负宜宾学联的宣传工作。她还在县党部负责妇女工作。
赵一曼更加活跃了。她时常带领同学上街宣传，和男校的同学举行联欢活动等，人称“疯丫头”，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仇视和抵制洋货的热潮。1926年6月10日，英轮“川北”号又载满煤油到宜宾。宜宾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在宜宾特支领导下，各爱国团体沿街宣传，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学联通知各校学生会，立即率队伍到江岸堵截，不让货轮靠岸、卸货。学生和群众一齐动手，石头、砖块一起向货轮飞去。10多个青年学生划船到河心驳船上，把油桶掀进大江，顿时江面上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浮油。城防司令部立刻派出一排士兵，抓捕甩油桶的师生，又派出两个排士兵驱逐江边的学生。并将11名甩仇油的革命师生和前去参加谈判的3名学联代表逮捕关押了。
宜宾特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革命团体同驻军斗争，一面要求释放代表和学生，一面通电全国呼吁援助。赵一曼带着女中宣传队，走街串巷，讲演、宣传，将标语密密麻麻地贴在奸商的大门和墙上……
宜宾全城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店罢市。成都学生包围了督军府，要求释放学生。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全国各地也纷纷发来电报，声援宜宾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驻军被迫撤换了宜宾城防司令，无条件地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代表和革命师生。
赵一曼夹杂在欢庆胜利的人流中，望着奸商公开贴出的“按标价七折出售仇油”、“保证以后不再贩运仇货”的《检讨书》，眼里浸出了激动而兴奋的泪花。这便是著名的“606”事件。
1926年盛夏，城里“606”事件平息不久，教育局害怕学生再闹事，指示学校提前放了暑假。赵一曼回到了家乡。在家乡，赵一曼经常向女同胞们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并帮助画匠的女儿陈启明逃离了柑子园，去城里读书。进了城，赵一曼奔走了好几天，一直找不到地方安置这个“逃亡者”。正当赵一曼一筹莫展的时候，姐夫郑佑之赶回城里来了。这时北伐军已经打下了湖南，逼近武汉。党指示他办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培养干部，同时开展农民运动。几天以后，宜宾特支以县党部名义创办的中山学校正式开学了。赵一曼等进入中山学校女生部读书，陈启明也进了学校半工半读。
四 投笔从戎
1927年初，赵一曼经党组织推荐，考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武昌两湖书院聚集了一群年轻姑娘，她们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女兵的行列。赵一曼非常喜欢军队生活，睡觉时，鞋子、服装、军帽、绑带、皮带都要放在一定的地方。按教程她学会了队列、进攻，还学会了各种射击技巧。
蒋介石即将背叛革命，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离间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他们采取最卑鄙下流的手段，制造舆论，妄图破坏军校的女兵形象。为了不让反革命的阴谋得逞，军校组织了一支宣传队，由赵一曼带领到武汉三镇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穿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诡计。正在这时，赵一曼的肺病复发了，她经常吐血，身体也非常虚弱。但她依然坚持顶着火红的太阳到街头去做宣传。最后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街头，被送进了医院。
“宁汉合流”以后，军校被迫停办。1927年9月，党组织派赵一曼去苏联学习。在去苏联的途中，赵一曼结识了黄埔军校六期的学员、湖南青年陈达邦。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赵一曼被编入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学习，陈达邦则在大学班学习。他们在相处中，逐渐产生了爱情。交往不到半年，赵一曼突然宣布结婚。有人劝她说：“人生只有一次爱情，何况现在也不是安排个人生活的时候。”赵一曼微笑着说：“正因为我不愿让私生活耗去更多的时间，才做出这个选择。”
由于学习的繁重，赵一曼的肺病加重了。而此时赵一曼发现自己怀孕了。党组织考虑到苏联寒冷的气候对赵一曼的病情不利，而国内又急需妇女干部，于是决定让赵一曼提前回国。临行时，陈达邦特地为赵一曼买了一条金项链，穿在钢笔上挂在她的胸前。告诉她，可在生孩子时变卖，作为生活费或其他急用。并打算向组织提出同赵一曼一起回国。赵一曼宽慰陈达邦说：“达邦同志，党正在困难时期，别提条件了，我们应该宁肯自己克服困难，也要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
赵一曼将对爱人的依恋之情，深深埋藏在心里，毅然离开了亲人，回到了上海。
1928年，赵一曼只身来到湖北宜昌这个陌生的地方，通过一个船员的帮助，在江边租了一间板棚。这里的工作虽然不多，却很繁琐。她要分发文件，有时要去买船票，接送过路的同志。在忙碌中，赵一曼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眼见就要临产了。此时，房东老太婆总感觉这女人很神秘，身怀六甲，又没有男人在身边守着，就催促赵一曼赶快搬家。因为依据当地的习俗，是不允许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的。赵一曼好说歹说，百般恳求房东留她住下，可是房东执意不允。无奈，在初春的寒夜里，赵一曼被房东撵了出来。她眼里含着泪水，又一次陷入了绝望之中。幸好隔壁一位好心的码头工人解救了她，他在自己的屋里为赵一曼隔出半间板棚，并让他的妻子替赵一曼接生。这天夜里，一个男婴顺利降生了，赵一曼为儿子取名为“宁儿”。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位码头工人因赌输了钱跟人打架，被县警抓走了。赵一曼想到这名工人在危难时救了自己和儿子，就毅然变卖了陈达邦送给她的那条金项链，把他赎了出来。为此，县警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年轻女人，并开始注意她，联络站也因此暴露了。在一次严格的被盘查之后，赵一曼感到了这里的危险，终于带着宁儿，悄悄地离开了宜昌。
五 血洒珠河
1928年11月，赵一曼回到了上海。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加强东北的反日救国运动，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做工作。赵一曼主动要求前往，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
赵一曼辗转到了沈阳，组织上分配她去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织厂搞工人运动。此时，哈尔滨的工人、市民，抗日情绪高涨，罢工、罢市此伏彼起。赵一曼领导着工人，把反满抗日标语用油漆写在高高的纪念塔上。把反满抗日宣传品摆上了日伪机关的办公桌。各种各样的反日宣传，搅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敌人加紧了对抗日志士的搜捕和镇压，党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赵一曼的处境也更加危险。
这时，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找赵一曼谈话，问她有何打算，赵一曼坚定地回答：“到游击区去！”
1934年7月的一天，赵一曼化装成农妇，登上了去珠河的火车。赵一曼来到珠河县，任中共珠河县委常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一次，有一批枪支弹药难以运进山，赵一曼和一位姓沙的姑娘化装进城。她们用油纸、油布把枪支包好，放在粪车里，在粪车中灌满粪水，她和沙姑娘扮作押车人。鬼子、伪军都因为粪车臭味难闻，因而免其检查。这样，她们顺利地进了山。还有一次，县委分管武装的雷炎同志想搞到敌哨所的枪，赵一曼知道后，制订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雷炎率领游击队员，腰里系着充满了气、灌满了水的气球，向敌人的哨所靠近。接近哨所时，敌人发现了他们。喊着话向他们走来。他们就蹲下身假装大便，并按着气球发出“嗤嗤啦啦”拉肚子的声响。哨兵追到跟前，闻声捂着鼻子扭头就走。这时，雷炎他们突然跃起扑倒了哨兵，夺下了哨兵的枪支。赵一曼带领部分队员骑马接应，将雷炎等夺下的枪械迅速转移。就这样，一连拿下了好几个敌人的哨所，夺得的枪支弹药武装了新成立的游击队。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突然，村子外面传来了枪声。房东大娘急忙叫醒熟睡中的赵一曼：“快起来！鬼子来了！”赵一曼赶忙起身，把文件塞进炕洞里，抽身就往外跑。谁知迎头撞上了两个伪军。伪军问她：“你是哪家的？”赵一曼说：“东头李家的。”可是赵一曼浓重的南方口音，立刻引起了伪军的怀疑，赵一曼被捕了！在审讯中，赵一曼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说服了伪军而获得了释放。
由于敌人常来铁北区骚扰，为有效地保护群众，打击敌人，组织上决定调赵一曼任中共铁北区区委书记。赵一曼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一天，赵一曼得到鬼子要进攻关门嘴子的情报，决定带着自己的队伍打伏击。她把队伍事先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等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了伏击圈后，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干掉了骑在马上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晕头转向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窜。这一仗消灭了10多个鬼子，缴获了20多支枪。
这年，抗联第三军（赵尚志部）汇集地方的游击队，组编成了第二团和第三团。赵一曼被任命为第二团的政委。这天，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率领第二团在转移途中被鬼子发现，他们被困在了密林之中。这时，已是大雪填满山沟的11月，存粮很快吃完了，赵一曼鼓励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于是，战士们就靠猎取野兽度日。一天将近黎明时，被冻醒的赵一曼突然听到四周枪声大作，她猛地跳起来大喊：“敌人来了！准备战斗！”此时，日军横山炮兵预备队、吉田部队、珠河县警察队等500余人，向赵一曼他们的驻地围攻而来。王惠同和赵一曼指挥战士们英勇抗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6个多小时，始终难于取胜。“突围！”赵一曼对王惠同坚定地说。王惠同率领一部分同志向北冲出去后，敌人再次猛攻上来，担任掩护的战友们先后倒在血泊中。赵一曼左腕负伤，她咬紧牙关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群后，就滚下了山崖。在山沟里苏醒过来的赵一曼，挣扎着往前爬去，她先后与负伤的战友老于、交通员刘福生、妇女会员杨桂兰碰在一起，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了一间窝棚。
几天后，一个汉奸进山发现了正在冒烟的窝棚，就报告了日本人。日本搜山队进山搜查，正好碰上老于去买药，他刚走出窝棚的门，就被鬼子击中倒在雪地里。赵一曼冲出去扶起老于，一颗子弹射进了她的左腿，立刻血流如注。敌人包围过来，捉住了赵一曼和杨桂兰。
敌人在审讯赵一曼时，赵一曼英勇不屈，怒斥张兴武等汉奸枉为中国人，是忘了祖宗的禽兽！气得张兴武拔出尖刀残忍地刺进赵一曼刚愈合的伤口里。敌人不间断地轮番审讯，得到的只有赵一曼的痛骂和斥责。于是他们大施淫威，鞭子抽、皮鞋踢、烟头烧……看护人员董宪勋、韩勇义都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看到敌人这样折磨赵一曼，既难过又同情，就想方设法保护赵一曼，让她少受折磨。赵一曼深知这种保护是有限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抗争！她决定团结董宪勋、韩勇义一同逃出虎口。但敌人好像有所发觉，突然要把董宪勋、韩勇义调走。赵一曼决定抢在敌人前头行动。韩勇义毅然卖掉自己的两枚订婚戒指、两件呢子大衣和几件衣服，凑足了路费；董宪勋订了一抬轻便小轿，以便抬着赵一曼走路。这天晚上大雨滂沱，董宪勋把出租车司机领到医院栅栏旁，韩勇义背着赵一曼悄悄溜出病房，绕过长廊，两人搀扶着赵一曼上了汽车。
雷电交加，风雨中司机视线不佳，好不容易才来到阿什河边。石桥却被洪水冲断了，董宪勋跑到屯子里请来几个轿夫，抬着赵一曼涉水过阿什河。天黑如锅底，路上满是积水，轿夫们深一脚浅一脚，渐渐迷失了方向。雨停后，轿夫们终于矫正了方位。董宪勋找叔父董元策帮忙去找抗联，让赵一曼等在家中休息。董元策去求同村好友魏玉恒套车送客人进山。董元策知道赵一曼是抗联的人，很是高兴，他把一袋苞米面和几十个鸡蛋放在车上，千叮万嘱侄子一路上要好好照顾赵一曼。
29日早上，换班的狱警不见了董宪勋，只见满地砸烂的玻璃和横在门上的铁锁。警察厅顿时炸开了锅！他们抓住了送赵一曼的白俄司机，在酷刑下，白俄司机供出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特务们张牙舞爪地追了上来。敌人的马队逼近了，赵一曼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慌，看来我们跑不掉了！大家记住口供，就说是我用钱雇你们护送我走的，一切与你们无关。”追兵已到，敌人的枪口对准了赵一曼的胸膛……
一个月后的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在车上她思绪万千。她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定会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注定要失败！想到她年幼的儿子，赵一曼在车中给儿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但母亲要用爱国的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来到珠河县城，敌人把赵一曼放在马车上“游街示众”。她哼着《红旗歌》，镇静、从容。下车后，赵一曼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敌人的枪口对准她那单薄而坚实的身躯。一名日本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低声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赵一曼把手中的纸卷儿甩过去，大声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人民，传给我的儿子！”日军的军官看看字条，揣进了衣兜。然后，他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带着悲鸣飞向赵一曼……她的鲜血洒在了祖国的白山黑水之间，染红了祖国温暖的大地……
1961年朱德同志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