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门望族走出的进步女青年
丁玲（1904-1986年），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次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鲁迅旗下的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后奔赴陕北，成为中央苏区第一位知名作家。她创作出版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
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蒋姓名门望族出生了一位名叫蒋冰之的女孩，她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现代女作家——丁玲。
小女孩的降世并没有为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家族带来欢乐和喜庆——出家做和尚的伯父、上山当土匪的叔叔、沉迷于酒色之中的族人，没有一个争气的。而父亲，也只给小丁玲和她的母亲留下了一个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面对破烂飘摇的家庭以及凶恶的债主们，迫使母亲这位柔弱女子坚强地站了起来，为年幼的女儿遮风挡雨，撑起了一片天空。
丁玲的母亲名叫余曼贞，幼年读过私塾，会写诗作画。她30岁时，丈夫去世。后来，丁玲在小说《母亲》中这样写道：“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而旧时的大家族也分崩离析。1910年，几个留日学法政的青年回到了湖南常德县城，他们兴学办报，不仅沟通了小县城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还为小县城带来了外面的先进思想和广阔的眼界。母亲从小就羡慕能够上学读书的兄弟，更羡慕女人能做事能考官的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小镇的变革、新鲜事物的出现，深深感染了母亲，也深深刺激了她那颗渴望独立的心。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为了彻底走上独立平等自立的道路，母亲变卖掉了家产，回到娘家寄住。她羡慕唐朝武则天时期，女人能考官，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幕唐，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此外，母亲还与女儿一起进入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在学校里，丁玲与母亲一起学习知识，而且还和向警予结为了至交。后来，丁玲在《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一文中，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母亲：“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30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丁母并没有坚持到毕业。1913年春天，母亲就到桃源教书去了。两年后母亲到常德县立育德女校担任管理员。从这时起，母亲开始致力于妇女的解放运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了更好地帮助贫苦的女孩子，母亲不仅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还专门创办了俭德女子小学，开办“工读互助团”。
母亲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挣扎闯出，不仅使丁玲免于遭受封建大家庭的熏染，而且还为女儿树立了一个坚强的榜样。在丁玲眼中，母亲不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作家，她的一言一行都对小丁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一文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眼中的母亲：“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它是一个坚强、热情、勤奋、努力、能吃苦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正是由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孜孜不倦的教育，丁玲逐步锻炼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
1918年春天，丁玲弟弟病死，母亲只剩下女儿丁玲。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支持丁玲向上向前，亲自送丁玲赴90里外的桃源县，丁玲考取了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成绩名列前茅。
当她在第二女子师范预科班读书时，正好碰上五四运动爆发，丁玲剪掉了发辫，上街游行、演讲。放假回到舅舅家里，遭到舅舅的训斥。丁玲虽然据理以争，但是舅舅家待不下去了，她只能到母亲教书的学校去。她对母亲说：“想要转学到长沙周南女校去读书。”虽然当时经济条件困难，但母亲还是同意了，并亲自送她去长沙。
在母亲的熏陶下，十四五岁的丁玲已经成为活跃分子。丁玲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学习期间，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正在学校里担任国文教员。在他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等一些进步书刊。由于读书多了，丁玲对文学很感兴趣。
1922年春节，母亲的同学王剑虹从上海回到常德，告诉丁玲说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子学校，动员她去上海求学。考虑到女儿的前途，母亲支持她去上海。然而却遭到三舅的激烈反对。他认为上海是个学坏的地方，到了那里没人关照怎么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婆已把丁玲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三舅希望丁玲明年毕业就和儿子完婚。这件婚事丁玲母女一直都不认同。三舅借故处处报复她们母女俩。丁玲非常愤怒，她与王剑虹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民国日报》之上，文章揭露了三舅欺压她们母女和佣人的行为。就这样，丁玲解除了长辈所包办的婚约，去上海求学。
第二年，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瞿秋白常到宿舍找王剑虹，这样，丁玲与瞿秋白也认识了。他们常在一起谈话聊天，探讨文学、社会、人生等话题。丁玲对瞿秋白的印象很深。
尽管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频繁的与她们相接触，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是没有影响到丁玲。她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还很迷茫，内心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挚友王剑虹因肺病突然死去，对她的刺痛极大，她感到孤独、寂寞与无助。她渴望着自由，但却不知出路在哪里。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自己：“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
二 痛失爱侣，身陷囹圄
当大革命在南方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丁玲的思想还处于非常混乱的时期。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这样描写着：“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挣扎和痛苦，1927年秋天，她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第一篇小说是《梦河》，随后又写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慧眼识珠，两篇小说都发表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上。
丁玲的性格不断被社会思潮、家人和朋友等外界影响着、左右着，她也在寻找着自我，逐步形成了不满现实、不甘现状、大胆求索、敢于担当的个性，她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也注定了她异常猛烈、泼辣的文笔、文风。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丁玲偶然遇见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运行到相同的轨道，他们的相遇、相知、相爱，使他们在人生路上发生新的转折，开始了新的人生。丁玲在文字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相爱的：“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8年2月，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开始全新的生活，他们的创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革命文学”的论争正不断影响着他们。在这期间，丁玲不断地学习着、吸收着、充实着，并写下了《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说。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
时间进入到1930年，上海迎来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在这股热潮中，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不久胡也频就加入共产党，他的政治活动参与热情很高，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他们的家也成了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一些党组会就在家里开，胡也频也结交了许多从事革命活动的工人朋友。曾有一个工人在他们家教丁玲唱《国际歌》。丁玲在这种新鲜生活中感受到了新的激情。沉醉于新生活中的丁玲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在等着她。
1931年1月17日，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左联开执委会。丁玲为胡也频整理好衣服，叮嘱他要早些回来。可是，中午过去了，天黑下来了，大风刮起来了，胡也频却一直都没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却一直都不见胡也频回家的身影。
丁玲心里十分不安，她清楚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她撕心裂肺地难受，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找朋友和组织打听消息，知道胡也频等人已被国民党关进了龙华监狱，组织和同志们设法营救，但毫无结果。
2月7日白天，胡也频在狱中给丁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牢里的情况，说在狱中要坚持写作，不能白白浪费时光。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要她坚持创作，与左联保持联系，鼓起勇气，担当暂时的困难。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夜里，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23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巨大的痛苦击倒了丁玲，她的生活全部都被黑暗所笼罩，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找不到生活的光明……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渐渐地，丁玲意识到不能再痛苦下去，要挺起腰杆坚强地生活下去。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写道：“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孩子送回湖南，交予母亲抚养后，又勇敢地投入新的斗争。
这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左联书店也被封闭，于是丁玲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继续开展了斗争。她写文章，办刊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接触。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眼界也越来越开阔，丁玲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他们的苦闷和追求，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她笔下的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中篇小说《水》正是丁玲这段时间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
当丁玲的创作又跃上一个新高度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天，在上海大三元饭店，瞿秋白参加了丁玲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丁玲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得到瞿秋白的赞颂，称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正当丁玲全身心投入社会活动和创作的时候，反动派不能容忍丁玲的存在了，他们再次向她下手。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丁玲，押往南京受审，并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国民党的暴行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愤慨。左联在宣言中说：“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了这样的毒辣的打击。”
丁玲被拘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敌人企图禁锢丁玲的心，扼杀她的创作。但是，面对这重重困难，丁玲没有灰心，没有停止热血奋斗的心，更没有停下手中勇于攻击的笔，尽管这些作品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丁玲被拘禁期间，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许愿欺骗，妄图利用她为国民党做事，遭到丁玲的严词拒绝。丁玲被解禁后，她多方寻找地下党组织。1936年9月，在党的帮助下，丁玲逃脱特务的跟踪监视，辗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三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经过种种努力，丁玲奔向革命根据地——延安，这是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奠定她今后人生追求的基础。从此，她在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上扎根并茁壮成长。
丁玲从上海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她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丁玲回忆这段时光时感慨万千：“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创作的这首《临江仙》，热情洋溢，高度赞颂了丁玲。
在革命根据地，丁玲像一只雄鹰展翅翱翔，困苦坎坷生活的磨炼，培育了她坚强勇敢的生活观。战斗的生活给丁玲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和动力，根据地的军民给她以感动和震撼。在1944年后，丁玲在边区文协从事报道写作的工作，通过生活和工作的见闻，她写下了《三日杂记》。不久，通过大量的采访，她完成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看过文章后，极为欣赏，他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这对丁玲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她以更高的热情，继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她不仅采访了刘伯承、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部队领导，还对普通士兵和老百姓进行了采访和采风。这些动人的材料极大地刺激着丁玲的创作，她坐在昏暗的窑洞里，兴奋地写下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在此期间，丁玲还创作出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等一系列反应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章。
终于，抗战胜利了，丁玲也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凭借过硬的文笔、优秀的文风，驰骋在中国文坛。她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丁玲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自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写下了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其中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在这些文章里，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有与作家的书信，有缅怀革命烈士的纪念文章……多样题材和内容的文章极大地抒发了丁玲心中难以抑制的创作热情。
四 历经磨难，再铸辉煌
正当丁玲充满热情地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这位命运多舛的女性身上。
1957年后，丁玲和她丈夫陈明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生活了12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
即便是这样，丁玲不但没有停留脚步，而且越挫越勇。当1966年“文革”席卷了全国的时候，丁玲在劫难逃，又一次被卷进历史的旋涡，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那时的所有磨难她几乎全经受了……这一切她都默默地忍受着。在这一场场无情的灾难中，丁玲和陈明一直互相依靠、互相支撑，共渡生活的磨难，携手走过艰难的路程。即使是在最为艰难的时候，丁玲也能收到陈明用各种方式偷渡过来的“情书”，有时是一团皱巴巴的纸团，有时是一个破火柴盒，更有时是一张干枯的玉米叶子，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这些只有丁玲才能认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是她在那段艰难时光里的生之火把、命之甘泉。
乌云终会散去、阳光重现大地，当灾难终于过去，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令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和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此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丁玲，深知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她要只争朝夕，争分夺秒，于是便日夜不停地写作。刚刚做完癌症手术的丁玲常常在夜里两三点钟起床，用肿胀的手一直写到早上八九点钟。此时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便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在丁玲生命最后一个创作高峰里，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文章。这些文字不仅有丁玲对自己革命时光的回忆，还有对过去人和事的怀念和追忆。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终于不堪重负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留下了许多遗憾，离开了我们。50年坎坷的创作生涯，不仅磨炼了丁玲的意志，更将她与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更紧。在悼念丁玲的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放满了从四面八方送来的挽联、花圈，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都专门赶过来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极为关注，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更是写道：“她永远在那里！”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斯人已去，文章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