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暇满，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暇满人身的巨大价值，认识它的难得易失。当我们学修相关内容时，对现有人身是否生起这一认识？是否真切感受到它的殊胜之处？
如果学了《菩提道次第论》之后，关于暇满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书本上，依然是宗大师的说法，而我们仅仅是了解这一知识，知道暇满、义大、难得这些名相，并未落实到心行去认识，并未意识到人身多么重要。我觉得，这种学习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真正的学佛，是把这一法义转化为自身观念，并以此返观，对现有人身生起如理如法的认识，知道如何珍惜人身，使用人身。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步骤。其一，掌握暇满人身的知识，知道其中究竟说了什么。其二，将知识转化为自身观念，成为人生观的组成部分。其三，以此看待自身问题，将所学观念运用于修行。倘能按照这一次第落实，那就意味着，我们真正懂得了法义，懂得了其中内涵，而不仅仅是了解字面的意思。也只有这样，所学才能成为自家宝藏，而不是一些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或是一些向别人展示的说法。
以上步骤中，闻思修都已具备。不是说，必须在座上禅修才是修行。《菩堤道次第论》的禅修，包括观察修和安住修。所谓观察修，是通过对法义的思考和认识，逐步落实为自身观念。所谓安住修，就是对法义确定无疑并进入相关心行轨道。比如学修暇满，首先是由“人身难得今已得”的庆幸而生起珍惜之情，然后安住其中，保持这种心理状态。
当然，这种修行不是一次就能奏效，就能定型的。因为我们内心还有许许多多的固有串习在干扰，在抢占心灵频道。稍不留神，又会在惯性力量中回到原有轨道。此时就需要再思考，再观察，再用法义进行对照，直到这种珍惜之心再次提起。真正意识到，人身是今生最大的财富，是唯一可以用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必须牢牢把握，有效使用，以此成就它所蕴含的最大价值和究竟利益。
用现在的话说，思维暇满就是帮助我们重塑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活着的理由是什么？若对人生没有深层思考，反而容易找到一个打发自己的理由，比如人们常说的“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为了享乐”等等。他们认可这些理由，就能心甘情愿地付出一生。当然，这种认可往往带有“自欺”和“随众”的成分。所以，那些比较有思想的人就不容易满足于这一答案，他们看到了这些理由的虚幻，也不认同其中的价值，但又找不到足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对于想要找到答案而无从知晓的人来说，这种思考是极其痛苦而无望的，不少人甚至因此走上了绝路。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找到答案，也就找到了人生的究竟价值，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究竟要什么，不要什么。所以，这是关系到整个人生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尽未来际的大事。
通过对暇满人身的思考，我们是否建立了与此相应的价值观？是否找到了生命的终极目标？这是我们需要自我考量的，如果没有确切的答案，就说明我们这一阶段的学习尚未过关。
安心是佛教的重要课题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不断寻求种种安慰、剌激、满足，可这颗心越向外追求，越躁动不已。佛陀呵！哪里才是我们安心的处所呢？《金刚经》开头，须菩提尊者就向佛陀提出：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禅宗里也有个著名的公案，讲述二祖慧可禅师向初祖达摩请教安心之道。可见，安心是佛教关心的重要课题。
眼下许多佛学院学生流动性很大，不稳定，正是因为不安心的缘故。学生毕业后，不能在一处住上五年到十年，这里走走，那里住住。不能一门深入地学习，东看看，西翻翻，也是因为不能安心的问题。
佛教之有禅，尤如基督教之有祈祷。禅是佛教的灵魂，我们的佛陀便是通过参禅悟道的。佛陀给我们开示的修行次第，是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禅定是开发生命中无限智慧的必要手段。教理虽然能给我们提供人生正见和解脱烦恼的方法，奈何凡夫积习深厚，在烦恼习气面前，人类具有的佛教知识，时常会显得苍白无力。唯有禅定的力量，才能降伏妄想、降伏烦恼，使这颗躁动不安的心安静下来。
汉传佛教有八大宗派，其中，法相、三论、华严、天台在修行上原也是止观并重的，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现在却只剩下了空洞的理论。各个宗派虽然有自己的观法，如三论宗的空观，唯识宗的唯识观，天台宗的三谛三观等，却很少有人能将这些观法修起来。原因是什么？因为缺乏止的基础。没有止，如何修观呢？
现在的佛学院虽然都在提倡学修并重，但总体上来说，是以学习教理为主，缺少相应的禅修。未来佛教的教育中，应该重视禅定的修习。在汉传大藏经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禅修典籍，有待我们去整理、弘扬；南传、藏传佛教不但有许多禅修资料，同时还有不少禅修有成就的大德在各处讲授禅法，我们可以去学习、引进，为佛学院的教学服务。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无限的宝藏，具足一切功用，教育就是开发这一宝藏的过程。学习经教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一宝藏及开发宝藏的方法，禅修则是开发宝藏的实际操作。没有禅修，我们就只有关于宝藏的知识，永远无法发挥生命中的潜能。而在教育过程中，错误的知识和教育方法，都不利于宝藏的开发，甚至会使这个宝藏越潜越深，乃至永远不见天日。难怪古人把“知”当成众祸之根。
有限不能认识无限。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人类经验的积累。而经验是有限的，由有限经验所形成的文化知识，永远是有限的。何况世间的知识总是带有相对性、片面性和错乱性，不足以认识宇宙人生的真实。人类崇尚知识，但知识却有着很大的局限和缺陷。必须超越由知识所构建起来的意识层面，通过禅定之力平息纷扰的心态，才能开发出生命的无尽宝藏。
看不见的菩萨
在修学中，对善知识的信心，是我们进步的保障。但生起信心并非易事，尤其在近距离接触中保持初心不退，就更为困难。所以，《菩提道次第论》特别强调观师功德的重要性。
俗话说，伟人在他身边人的眼中往往是最平常的。藏地也有类似谚语：在上师身边的人，往往是离上师最远的人。原因何在？正是寻过之心所致，它仿佛有色眼镜，使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形变色。此外，习惯性的麻木也会损减对上师的恭敬之心。
凡夫心很善于寻找与之相应的所缘境。在这样的心行基础上，我们见到的一切也会被凡夫心所污染。这就是唯识所说的“境由心造”，有怎样的心，就会见到怎样的境界。
据记载，无著菩萨修行时一心渴望面见弥勒，前后修了十二年，仍未亲见菩萨现身。其间几度失去信心，甚至觉得菩萨太不慈悲。后来，他在下山途中看到一条生了癞癣的狗，伤口蛆虫蠕动，苦痛难耐。无著心生悲悯，俯身以舌舔去伤口蛆虫。这念悲心使他的凡夫心彻底净化，顿见弥勒菩萨光明奕奕，现身眼前。无著叹道：菩萨呵，十多年来，我一心祈求，为何您直到今日才显现？弥勒菩萨答曰：我无时不在你的身边，只因你被业缘所障，视而不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佛菩萨时时都与我们同在，只是凡夫为无明所障，不得亲见。正是针对凡夫的劣根性，《菩提道次第论》才特别强调“视师如佛”的重要。倘能如此，必对修行大有益处。
东方的微笑
佛像、法物的制作都有一定之规，并有专门的《佛说造像量度经》，其形制是有法度、有传承的，不像世间的艺术创作那样，可以根据自我想象或个人风格随意发挥。
比如佛像，佛陀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有无量功德智慧。作为象征佛陀的造像，应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这些内涵。这就要求造像者了解佛陀每处身相所具有的庄严特征，及内在的寂静、安祥、超然、自在。成之于内，才能通过相应的工艺和制作手法表现出来。
在为苏州西园戒幢律寺三宝楼选择佛像时，我在一本画册中看到麦积山第44窟的正壁主佛像，立刻被摄受了，感觉佛菩萨造像就应该是这样。这尊造像所表现出的安详和喜悦，正是佛经中经常描写的“举身微笑”。
后来才知道，这尊造像非常著名，欧洲人也称之为“东方的微笑”。可见，真正具有内涵的造像，感染力是超越时空的。这样的造像，才会对见闻者产生加持力，如佛教中所说的见解脱，见到的当下就获得寂静、解脱。
如法的佛像、法物，才能令世人对三宝生起信心。否则，至多只是艺术品、工艺品。如果粗制滥造，就连艺术价值也谈不上了。在一些寺院中，供奉的造像非常粗糙，实在令人不忍目睹。那样的造像，会有多少人因此生起恭敬心呢？会给多少人种下亲近三宝的善根呢？事实上，这些造像非但不能承担住持佛法的责任，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三宝的信心。
佛像不是偶像
佛像，即佛陀造像，为住持三宝之一，象征佛宝。关于佛像起源，据《增一阿含经》记载：释尊在世时，曾往忉利天为母说法，三月未还，信徒优填王与波斯匿王思佛心切，各以牛头栴檀与紫磨金塑佛形象供奉，见之如对佛前。
佛陀入灭后，佛像更成为神圣象征，为信徒瞻仰、礼拜、供养。佛教造像之首要目的，在于“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这种寓教于形的亲切方式，使佛教得以从精神圣殿走向社会，向民众传达慈悲喜舍的内涵，示现彼岸净土的境界。在所有的佛教寺院中，无论是南传、汉传还是藏传，无不供奉着相好庄严的佛菩萨造像。虽然造型各异，体量有别，既有高哉伟哉的巨型塑像，也有不及盈寸的精雕细刻，但都体现了信徒心目中佛菩萨的慈悲形象。
那么，佛像是否等同于佛陀真身呢？关于这个问题，禅宗“丹霞烧佛”的公案能给我们以启发。丹霞禅师为唐代人，曾至洛东慧林寺挂单，因天寒而烧殿中木佛取暖。住持见之怒曰：因何烧佛？师云：烧取舍利。住持诧异：木佛何来舍利？师对曰：既无舍利，再取两尊烧之。住持闻言有省。禅师所行，是为破除世人执相之弊，即仅执土木造像为佛，却不见自性真佛。当然，对于禅宗祖师为教化愚蒙而采用的特殊方式，我们切不可轻易仿效。
佛像虽非佛陀真身，但恭敬佛像却是极为殊胜的修行方式，可强化学人对三宝的皈依之心，为增上修行重要助缘。若能将佛像视为佛陀真身而虔诚顶礼，油然而生神圣感和恭敬心，内心当下就能得到净化。反之，仅仅将其视为艺术品，那么，除欣赏或予人美感外，不会对心行产生任何震慑作用。面对佛像时，一样会妄想纷飞，一样会烦恼重重。因而某些人以为，对佛像的神圣化，乃信徒迷信所至，甚而斥之为“偶像崇拜”。殊不知，这是佛弟子见贤思齐、净化内心、开启觉性的修行方式，意义深远。故普贤十大愿王中，即以“礼敬诸佛”为首，由礼敬而令心渐渐与之相应。
还应注意的是，在修行过程中不能停留于对佛像的执著。如是，我们将被外相所缚。从恭敬佛像到超越对相的执著，代表着修行的不同层面，应次第而修，不可偏废。
有言教，有身教
通常的著作，往往由作者撰写而成。然而，佛经却非佛陀生前亲自撰写。佛陀灭度后，弟子们为使佛法在世间长久流传，召开了结集经典的法会。第一次结集，共有五百阿罗汉参加。再从其中推选两位代表，分别主持经藏和律藏的结集。诵出经藏的，是“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诵出律藏的，是“持律第一”的优波离尊者。
阿难尊者是佛陀的侍者，常随左右，且记忆力惊人。每次听闻佛陀说法后，都能将法会情景和所有内容准确无误地保存于记忆中。所以，在结集经典的法会上，就由阿难尊者将佛陀在历次法会讲述的经典分别背诵出来，再经诸大阿罗汉们严格审核，没有异议之后，才以文字确定下来，足见其可靠性。
每一部经典，都是一次法会的记录。《般若经》是般若法会的记录，《楞严经》是楞严法会的记录，《楞伽经》是楞伽法会的记录，《华严经》是华严法会的记录。我们现在学习的《佛说十善业道经》，是佛陀在龙宫说法的记录。
在佛教经典中，不仅有佛陀的言教，也包含佛陀的身教。佛陀圆满悲智二德，为究竟的觉悟者。无论是佛陀的所思、所言，还是他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这一切，都是觉悟的显现。在佛弟子熟悉的《金刚经》中，开篇即描写佛陀“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初看这段经文，似乎只是记录了修行者的日常生活，与法义无关。事实上，佛陀的三业大用，无一不在表法，无一不是修行。虽是乞食、洗足，法义尽在其中。
不是文学，胜似文学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论而不议”。而佛经阐述的时空，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在《维摩经》中，维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其居处虽仅一丈，但数百人进入后并不感拥挤，房间也未曾变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舍利弗进屋后转念：众人前来探病，却连坐处也没有，当于何坐？此念方起，维摩诘便询问文殊菩萨：您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处的座椅最为殊胜庄严？文殊菩萨答言：距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有须弥相佛国，那里的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庄严美妙堪称一绝。维摩诘便示现神通之力，即刻运来千万狮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内。佛经中的叙述，是以整个宇宙为舞台，以无限时空为背景。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或许只是当作神话看待。即便如此，它那开放的想象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思维。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
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了解唐朝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汉传佛教贡献卓著。《西游记》取材于这段历史，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遗憾的是，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的拙劣陪衬，未能再现真实历史。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罗汉像的变迁
佛教造像之首要目的，在于“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这种寓教于形的亲切方式，使佛教得以从精神的圣殿走向民众，向更多的人传达慈悲喜舍的内涵，示现彼岸净土的境界。
罗汉像，与佛、菩萨像同为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汉亦称阿罗汉，是声闻乘行者所证之最高果位，含杀贼、无生、应供等义。杀贼即杀尽烦恼之贼；无生为解脱生死、不受后有；应供则是应受一切天人之供养。在佛教经典中，记载了很多大阿罗汉的事迹，如佛陀十大弟子等，皆为释迦佛在世时的常随众。而佛灭度之后，也正是由五百大阿罗汉相聚一处，才将佛陀四十九年演说之甚深法义结集为三藏经典。
从存世作品来看，将罗汉绘刻成像，始于唐而兴于宋。初时多为十六罗汉及十八罗汉，北宋以降，寺院方有罗汉堂之设。关于五百罗汉的来历，佛典中有多处记载，如《法华经》、《舍利弗问经》、《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贤愚经》、《十诵律》等等。民间亦多有五百罗汉应真之传说，至今，仍有许多罗汉化现之地作为圣迹供人瞻仰。凡此种种，使罗汉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
罗汉是无学位的圣僧。与佛菩萨像不同的是，罗汉均现出家相，尚未具备佛陀所圆满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没有菩萨千手千眼的种种变化，但罗汉像并不因此显得单调。事实上，在佛教造像中，造型和风格变化最丰富的，应该算是罗汉像了。究其原因，大约是佛菩萨造像须以经典为依据，比例尺度皆有定式，没有太多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而对于罗汉的塑造，正可展现创作者的不同风格，以及他们对佛法修行的认识和理解。唐代贯休的罗汉像，便以迥异流俗的奇异造型独步于画坛。
据文献记载，其罗汉造型得自梦中：“应梦罗汉院者，唐末寺僧清澜，与婺州僧贯休游，休为画十六梵僧象，相传国朝尝取入禁中，后感梦，歙僧十五六辈求还，遂复以赐。”梦中所感的独特背景，使贯休的作品更显得神乎其技，并为历代所尊荣。其后，不少罗汉形象中皆可见这种“胡貌梵相”的贯休式风格。
除此而外，更多的罗汉形象还是来自人间，因为创作毕竟要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也正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的生动写照。
所以，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罗汉像也逐渐从初时隆鼻深目的西域僧而变得本土化。明清之后，不仅穿起了汉式的僧装，相貌亦反映了国人的审美取向，随缘自在、游戏神通。西园寺的罗汉造像，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具体地说，还充分体现了江南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江南一带，至今保留着“逢庙便烧香，见像就磕头”的民间习俗。
当然，这更多是出于求护佑、保平安的心理，与真正的佛教信仰还是有一定距离。但这种由来已久的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与佛教文化互渗融合，使佛教造像变得更为平民化，更富亲和力。所以，我们在西园寺所看到的罗汉，更接近于世间的大德高僧或慈祥长者，而非隐逸遁世的苦修行者。或许这也正是西园寺五百罗汉受到民众广泛欢迎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样是在苏州，保圣寺和紫金庵的罗汉虽在艺术界享有盛名，但在民众心目中，更需要的还是能够寄托信仰需求的亲切形象。
艺术的题材与养料
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
其中，尤以雕塑领域更为突出。存世的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如果没有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众多石窟中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没有巍峨梵宇中的诸佛菩萨，雕塑艺术宝库将减少一半以上的珍藏，中国雕塑史也决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丰厚、那么有份量。
在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均为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筑。尤其是那些经典之作，如嵩山嵩岳寺塔、山西应县木塔、大理崇圣寺三塔、苏州云岩寺塔等等，虽然风格造型各异，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既因自然景观而名，亦因人文景观而胜，而佛教名胜正是人文景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其中，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如王羲之书《遗教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苏轼书《圆觉经》、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弘一大师书《华严经》等等。此外，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
在这些作品中，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与西方绘画截然不同。西方绘画重视写实，而国画重视写意，逸笔草草，直抒胸臆。“意”就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作品的品位有多高，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和宗教素养，作品如何能有空灵深邃的境界呢？正所谓“功夫在画外”。
相应的，如果我们不具备佛学修养，也很难追随创作者的创作心路，进入那种意境之中。现代人的心如此浮躁，若不了解作品之后的背景，如何穿越千百年的时空，领略那番禅意，体会那份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