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过您在香港一个佛教研讨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其中特别强调了僧团的建设和僧才的培养，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加上您这些年的弘法实践，请问您认为理想当中的组织化弘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去一步一步构建这种理想中的组织？
关于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基督教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们虽然教义简单，但推广力度很强，有一套组织严谨而操作性极强的体制，所以能像开连锁店那样，不断在各地复制出教团组织。
而佛教在弘法方面往往过于随意，尤其是面对广大的潜在信众时，缺乏主动接引的热情，更鲜有以弘法为使命的担当精神，这是我们作为大乘佛子第特别应当反省的。
佛法教义复杂，法门众多，这就需要我们以现代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和表现方法将之落到地面，走进人间。否则，再好的法也很难产生作用。
这项工作是长期的，需要尽未来际去做，更需要大众参与。仅仅靠几个人，或者几个团体，是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所以，我提倡的是“弘扬佛法，人人有责”。
当然，这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去说法，都去引导大众修行。而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与，或是和人分享自己的修学心得，或是向人推荐适合的佛教读物，或是参与寺院的弘法活动，或是加入佛法书刊的助印和流通。只要有心去做，总有发挥作用的地方。
关于对基督教组织模式的借鉴，我有一种疑虑，毕竟它的教义是心外求法的，所以那种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能使梵帝冈的指令很高效地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佛教人人本具佛性的教义和这种组织构架是比较难于兼容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确有很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和教化模式没有直接关系。从佛教传统来看，比较强调个性化教育，由某位师父带领几个或一批弟子修行。这种方式固然能达到应机设教的效果，对个体来说更为理想。
但就教界目前现状和信众需求来看，这种师徒相授的方式显然是杯水车薪，供不应求的。这就必须找到佛法修学的共性，建立一套于大众普遍有效，且容易复制的教学模式。唯有这样，才能使教界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多作用，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信众需求。
我觉得，选择什么方法，一方面是取决于方法本身的效果，一方面还要取决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如果说佛教传统的教育方式更像手工作坊的话，基督教所采取的布教模式就是现代的机械化生产，从产量来说，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信众群体日益扩大，而能够引导大众的善知识却寥寥无几，如果不选择机械化生产，很多人可能就没机会得到有效的修学引导。所以说，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大众教育模式，也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
一心出离，才能所向无敌
在修学过程中，感觉总有许多障碍。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佛法告诉我们，修行如一人与万人敌，当然会有障碍。因为修行是改变原有习惯，对我们这颗混乱的心进行重新管理，全面整治。但无始以来，生命已形成巨大惯性，很难真正脱离原有运行轨道。这就必须发起出离心，也就是对五欲六尘的出离，对生命原有轨道的出离。我们初学打坐时，往往妄想纷飞。事实上，这正与平日的执著有关。平日最在乎的，必定是打坐时最频繁出现的念头。而那些我们从不在乎的，自然不会形成干扰。
所以，修行首先要有强烈的出离意愿，唯有这样，才能排除外缘干扰。就像我们在一个地方呆烦了，一刻也不想忍耐，只求速速离开。这时，此地的一切不再使我们产生留恋。若离开的愿望并不强烈，就难免有些牵挂，有这样那样让人恋恋不舍的执著。如是，让你立刻放下那些干扰打坐的念头，也就很困难了。
此外，应以佛法智慧审视人生，透彻世间，培养超然的心态。再打坐时，就不会浮想联翩了。心是可以调整的，我们想起幸福往事，会怡然自得；引发痛苦记忆，会悲从中来。但每个人对幸福和痛苦的感受程度又是不同的，面对同一件事，不同人会作出不同反应。这就取决于我们观念和心态的差别。
心又像有很多频道的电视台，若不是对其中某个频道有强烈兴趣，往往会东想西想，思绪纷飞，就像我们平时坐在电视前拿着遥控器不停调台那样。如果我们能经常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念人身难得，就能逐渐强化出离心。久而久之，心中唯有解脱的意愿，别无它念。如此，便能锁定这一频道，就像球迷遇到世界杯直播时，其他任何节目都不会使他转移目标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排除一切干扰，修行障碍自然随之减少。
我看，看我
法师曾谈到关于“我”的问题，请问法师，您心目中的“我”是怎样的？
在我的认识中，找不到“我”的存在。若说有“我”，那只是一种错觉。几乎每个人都活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可是，“我”究竟是什么？
《射雕英雄传》中，欧阳锋神智混乱，逢人便问：我是谁？黄蓉告诉他：你不是欧阳锋吗？他又进一步追问：欧阳锋是谁？这个问题，你们能回答得出吗？
“我”，是现有的色身吗？色身，其实离不开父母的遗传基因，离不开组成它的各种元素，离不开生存所需的各种食物。除了这些，身体是什么？
“我”，是现有的思维吗？作为一个人，总会有各种想法、情绪。平时，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将这些当做是“我”。
生气时，觉得是“我”在生气；高兴时，又觉得“我”很高兴；思考时，更觉得是“我”在思考。其实，这些同样是错觉。我们把情绪、想法当做是“我”，但情绪、想法也是因缘所生，并非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状态、不同环境下，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心态、情绪。哪种情绪，才是真正的“我”呢？
佛教讲无我，就是要破除对“我”的错觉。这些所谓的“我”，正是妄想所致，并由此带来诸多烦恼。唯有破除我执，才能认清生命真相，还“我”本来面目。
佛法与心理治疗
您认为佛法与心理学是什么样的关系？
佛学与心理学的共同之处，就是致力于人类心灵问题的解决。但两者又有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心理治疗只是要把非正常的人（心理疾病患者）转变为正常人，而佛法修行则是要把凡夫改造为圣贤。换句话说，心理学解决的只是异常的心理问题，着重于心理疾病的治疗，不涉及常人都有的烦恼，不面对生命永恒的困惑，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心理问题的成因。而佛法修行则是帮助我们了悟心的本质，从而瓦解烦恼之根，清除迷惑之源，是以治本而非治标为目的的。
通过彼此交流，心理学家可以从佛法中汲取智慧，法师们则可以借鉴心理治疗中的一些方便。
有的心理学家提出，把烦恼看成虚幻不实的，就是对空性的认识。这是否符合佛教的空性见？
能够认识到烦恼的虚幻不实，确实和空性智慧有关。只是多数人说到烦恼虚幻不实的时候，只是一种说法，一种通过思维而形成的理解，并不是心行的切实体证。如果仅仅停留在说法上，那是没有多少力量的。即使我们已经从道理上懂得烦恼的虚幻不实，但当它们生起时，仍会让人感到痛苦，受到折磨，仍会让人陷入其中而无力自拔。所以，必须现证空性，了悟烦恼的虚幻不实，才是真正的空性见，才具备当下化解烦恼的力量。
还有的心理学家提出“公案式”的心理治疗方式，讲一个故事让来访者体会，达到治疗的作用。这与佛教中公案的意义不尽相同吧？
在禅宗著作中，有着大量看似费解的公案。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公案所记录的修行片段，往往不是在思维层面可以理解的，而是一种直指，一种特定的用心方法。这些公案多半记载了禅者们悟道的经历，对于后人修行很有启发。现代人对公案的解读，多半只是通过分析来寻找其中的心路轨迹，从而获得某种启迪。作为修行的辅助手段，这也未尝不可。
至于在心理治疗中讲一个哲理式的故事，使患者受到启发，固然能使某种心结释然，但与公案所能达到的顿悟作用还是有所不同。
佛法能起到心理辅导的作用，这种辅导是否只适合佛教徒？
佛法的心理辅导适合一切人。每个人不论身份如何，境况如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迷惑烦恼；其中，既有“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终极困惑，也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而佛法所说的解脱，正是帮助我们超越生命中所有的迷惑和烦恼。
至于解决手段，佛法提倡对机设教。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也有“法无定法”之说，可见，不是只有适合佛教徒的固定模式。不论是否信仰佛教，都可以从佛法智慧中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
入世而不媚俗
佛法弘扬是否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现代人应如何弘法？
佛法在现代的弘扬，当然需要有契合现代人的表现方式。佛法虽是究竟圆满的真理，但离不开作为载体的文化。在它的流传过程中，也经历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包装。我们今天接受的佛教，是被传统文化包装过的，现代人理解起来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如今，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较以往有巨大差别，这就需要更直接明了、更贴近大众的沟通方式。我们目前所要做的，是把佛法从不适应时代的包装中解放出来，以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重新诠释，使大众不会因为文字、表达等外在因素而障碍对佛法的认识。
我在弘法过程中，主要把佛法定位为对心灵的认识和改善。事实上，佛法就是究竟的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透彻内心世界，并通过禅定之力彻底解决心理问题，最终导向解脱，导向生命的完善。佛法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世间任何哲学、心理学无法比拟的。
法师谈到弘法的现代化，这样是否会使佛教走向世俗化？是否会影响佛法的纯正性？
现代化和世俗化是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世俗化是带着世俗目的，将佛法作为获取名利等世间利益的手段。现代化则是以当时人们最易接受的表现方式，诠释佛法的甚深义理。
其实，佛教在每个时代都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在唐朝，是以唐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在泰国，是以当地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所以，现代化本身是中立的，不存在任何倾向或问题，关键是我们运用得是否如法，是否应机。
佛法的传播，是以契理、契机为原则的。不仅要适合时代，更不能背离佛教的根本精神，这就需要如实理解佛陀说法的本怀，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义”。作为弘法者，应通过闻思、修行来把握佛法本质。若能体悟佛法的真谛，就有资格以任何方式去表现。如果背离佛教的根本精神，那这个现代化就很危险了。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弘扬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现象，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对佛法本质的掌握不足或理解出现偏差造成的。此外，佛教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尤其是当代佛教，是经过十年浩劫的全面破坏后，在改革开放的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难免存在诸多问题。
世俗化的倾向，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当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和佛法本身混淆起来，要深信佛陀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这是学佛者应有的认知。
怎样发愿才如法
怎样发愿才如法？
发愿，就是树立学佛目标。每个人发心不同，所以，发愿内容也不尽相同。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在每天临睡前，面向西方合掌发愿：“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如果我们发心修习菩萨道，不仅希望自己成就，更希望利益一切众生，使众生都能听闻佛法、解脱生死，每天就可这样发愿：“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要围绕相应的目标进行。只有确立人生目标，所作所为才会有针对性。
比如我们要买房子，为此就会努力赚钱、存钱。如果缺乏指向，钱一到手就随手花掉，即使赚得再多也无法积攒下来。修行也是同样的，明确目标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功德才会有明确归宿，才会日益增长。
发愿，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愿望。当我们念诵发愿文时，应当问一问自己：我理解发愿文的真实内涵吗？我的发愿是发自内心的吗？
如果是由衷、真切的愿望，并且每天都在反复不断巩固，那么，这一愿力必能对生命的健康发展起到推动和引导作用。
佛教需要简化吗
佛教经典里过于繁琐复杂的概念术语，似乎是普通信众掌握佛教的障碍。比如五蕴、六根、八风、十二处、十八界……让人听得发晕。政府以那么大的宣传力度宣传“三个代表”，至今仍然有大半人不知道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佛教是不是需要对自身理论的阐述方式做一些改进？
佛教的确有很多术语，但并不是所有信众都必须掌握这些名相。如果把佛法比喻成大海，那么，学佛就像口渴的人需要到大海里喝水，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承受能力去喝，并不需要把所有的海水都一饮而尽。
同样的道理，对一般民众来说，只需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如因果、五戒十善等就足以受用。只有那些常年从事佛学研究的僧侣和学者才需要去掌握那些专门术语。
至于我们对所学的东西能否记住，也取决于我们的重视程度。很少有人会记不住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重视。我们一旦觉得佛法对自己的人生有足够的重要性，自然就会用心学习，所谓的障碍也就迎刃而解了。
回顾历史，成功动员群众的范例几乎无一不是对纲领进行最大的简化，如“替天行道”“均田分地”“杀富济贫”那种口号。普及宗教和群众运动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应该认识到中国百姓喜欢通俗、接受简化的特点，这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弘法的策略来运用？
在中国的宗派佛教中，既有理论相当严密繁琐的宗派，如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也有理论单纯而重视实证的宗派，如禅宗和净土宗。
中国人有好简的特点，所以，禅宗和净土宗在中国流传得特别广泛。净土宗把整个修行归纳为信、愿、行三种资粮，并具体地落实到一句佛号上。禅宗更将艰深的修行落实在日常的搬柴运水或一句话头之中。这些法门给信众在修行上带来了方便。从某个角度来说，禅宗和净土宗可视为简化的佛教，而其他宗派则是哲学式的佛教。
佛法在弘扬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很多误区，哲学化就是其中的一种，使佛法逐渐脱离现实社会和人生，其他如来世化、鬼神化等现象，则使佛法由平实转向神秘化，这些都是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但需要明确的是，不是一味简化就能解决问题的，禅宗和净土宗的修行虽然形式简单，可如果缺乏明师指点，或没有深厚的教理为基础，也会造成很多流弊，因为简化常常会被人们视作简单而忽略其深刻的内涵。
宗教是改善社会人心的一剂良药吗
为什么宗教进行了数千年的努力，人性的弱点依然照旧？
我们说到人的时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众多的人。人们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有信仰的，有不信仰的，有信得深的，也有信得浅的。而宗教对人的改造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的，所以对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宗教在人类历史中所产生的影响。在佛教史上，有多少人因为信仰而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乃至趣向解脱。虽然宗教对净化人类心灵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面对几十亿人口，它的影响不能遍及一切，也是正常现象。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中，现代文明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有些文化和做人根本就没有关系，有些文化对人类心灵甚至有毒害作用。每天的电视都在传播着什么？我们打开电视，看到的大部分是除了消磨时光外一无是处的连续剧，甚至是暴力和色情，而这些信息和人性弱点是相应的，不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宗教要发挥自身作用，就需付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艰难的努力。
我不否认宗教教化有众多成功的先例，但是不是总体上停留在杯水车薪、扬汤止沸的状态？虽然社会上有其他势力在和宗教争夺与抗衡，然而宗教为什么做不到以正压邪？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社会环境中正义的力量强大还是邪恶的力量强大？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佛教也认为凡夫是“心随境转”。通常情况下，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的确很大，因此，宗教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和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关系密切。
另外，也可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儒家对人性有善恶两种不同看法。如果说人性是善的，自然更愿意接近善的东西；如果人性是恶的，自然更倾向于恶的东西。佛教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因素，但每个人在生命发展过程中却有不同侧重，有些人善的力量会更大，有些人恶的力量会更大。以目前的大众素质而言，人性偏恶的还是居多，这也是造成社会不良风气的根本原因。而宗教对社会的改善是长期的，不能以一时的正邪之争看待这一问题。
毛泽东也曾试图改变人性，他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创造新人的最宏大的努力，但遭到了惨重失败。我怀疑人性能不能够改变，所有的努力——包括宗教的努力——会不会最终都归于徒劳。或者我们应该寻找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在社会制度上下工夫，把个人之恶通过制度的调节和转化，变成社会的总体之善。
探讨人性能不能改变，首先要知道，人的天性是不是固定的。如果说人的天性是善的，那人性根本就不需要改变；如果说人的天性是恶的，那人性根本就不能改变。从佛教角度来看，生命的主体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人性不过是心念和行为的积累，当我们培养着其中善的力量，就构成了善性；当我们张扬着其中恶的力量，就构成了恶习。这就说明人性也是缘起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塑造，去改变。
改变人性还需要合理的方法，就是建立人们能够奉行的道德准则。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造就一代新人，传统道德被彻底推翻，但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这种新的道德观建立的基础是什么？能否适用于任何时代？我们知道，新时期道德观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而唯物论的道德既没有神本的基础，又缺乏三世因果的基础，只是建立在理想的社会模式上。但理想终究只是理想，能够被广大民众长期接受并付诸实施，还要看它是否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因此，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建立一种合理的道德规范是当务之急。合理的道德规范，必须和人们的切身利益及长远利益相符合，并且是切实可行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也只有这样的道德，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有利于人性弱点的改变，有利于社会的改变。
即使不说人性是善是恶，至少人性是自私的。我在贵寺西花园中喂放生池里的鱼，看着那些鱼互相争抢，没有一条鱼表现出礼让——那应该还是被种了善根的鱼，我想这就是生物的本性。人类之所以要建立道德，就是为了约束本性。比如道德没有要求人爱自己孩子，那是因为人的本性就爱自己孩子，道德却有很大部分是要求人要孝养老人，那是因为动物的本性是不养老的，那不利于生物的进化和竞争，因此人脱离动物，就要建立这样的道德来约束本性。从这样的角度看，道德要求人不自私，也就正好说明人的本性是私的。本性之所以叫本性，就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能改变，也就不叫本性了。当然，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不是从宗教的角度。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生命素质不同，起点不同。有的人天性贪婪，有的人天性淡泊；有的人天性残暴，有的人天性仁慈。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就说明天性的力量对后天的影响非常之大。但生命素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所说的天性也是生命的积累，是我们心灵习惯的积累。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人性中不健康的因素，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充满着贪婪和自私，但我们也要看到许多人因为信仰宗教或接受传统道德的教化之后，使人性得到改善，心灵得到净化。古今中外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希望的。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对是否有神持一种不可知的态度，至少我自己目前对此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然而即使真的没有神，神是被宗教本身创造的，我也认为宗教和神的概念是对人类十分有用的，对社会有很大的意义与好处。人类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宗教都是帮助人寻找意义，平衡精神，促使人向善和建立人际和平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宗教是不是可以视为同一个大体系的不同侧面？或者说，是在同一个圆周上从不同方向趋近同一个圆心？还是佛教本身所代表的就是世间唯一的绝对真理呢？
不管社会学也好，哲学也好，科学也好，宗教也好，对世界的改善都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不管是什么学科，虽然关注的层面不同，但必须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否则就达不到改善社会的效果。
如果我告诉你佛陀所说的教法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绝对真理，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是，佛法是佛陀以禅定和智慧体证的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当我们说到绝对真理时，其实是超越了语言表达的范畴，乃至思维抵达的范畴。相反，一旦用语言进行表达，就已落入了相对真理之中。
真理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佛陀所说的教法是不是绝对真理，我们可以通过事实来检验。比如佛法认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对照一下，世间万物是不是缘生缘灭的？佛法讲“诸行无常”，我们可以看看，世间万物是不是无常变化的？佛法说“诸法无我”，说明世间万物都没有独存性和常一不变性，那我们再看看，万物究竟有没有常一不变性？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来一一检验，就可以明白，佛陀所说的教法究竟是不是代表着最高真理。
自了还是利他
在念佛的群体中，很多人觉得，我念佛念得很安心，自己求往生就好了，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利益别人。所以我们感到菩提心教法对很多念佛人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也是我们到这儿来向法师请教菩提心问题的一个很主要的动机所在。请问法师，当菩提心已经发起来时，我们应该怎样修行，让菩提心相续而不退转？
确实，有不少人觉得念佛即可，何必发心利他。这一想法有其特定的心行基础，他们感觉自己是业障凡夫，没有能力救度众生，不如赶紧出离，赶紧从火宅中逃出来。声闻乘的修行，就属于这类发心。念佛人中，也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心态。但我们要知道，净土法门属于大乘佛教。菩提心，正是大乘不共于二乘的关键所在。大乘与小乘的根本区别，主要是在发心，而不在于什么法门，甚至不在于什么知见。我时常感慨，大乘佛教已经变得不大不小，已经没多少大乘的味道了！很多人学的是大乘，但发心是小乘，行为上甚至连人天乘都做得不到位。
《普贤行愿品》是净土宗重要的依据经典。依普贤行愿修净土法门，临命终时，因这种大愿的推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受阿弥陀佛及诸大菩萨接见，随后即往十方国土说法度众生、成就佛道。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关于往生的问题，客观上，通常强调的是阿弥陀佛的悲愿；从主观上，通常强调的是信愿行。但是，我们以什么和阿弥陀佛相应？这一信心建立的基础又是什么？归根结底，离不开我们的心念。我们有怎样的心念，是决定能否往生的关键。这一念和阿弥陀佛是否相应，决定了我们能否往生；而相应程度的深浅，则决定了往生的品位。若临命终时出现的是对五欲尘劳的贪恋，这一念便会将我们导入轮回。若虽能念佛而相应程度很低，那么往生品位自然也就很低。反之亦然。
而普贤行愿的修行，每一大愿，都是对佛菩萨心行的模拟。换言之，依普贤行愿修行，就是在向佛菩萨的心靠拢，靠得越近，相应程度就越大。当我们临命终时，这一和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相应的心行，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直接推动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若我们的心与阿弥陀佛的心无二无别，弥陀自然会在我们心中显现，这种相应是最彻底的相应，是没有来也没有去的。
我们靠什么消除障碍往生的因素？正是心的内在力量。发菩提心，是学习并成就佛菩萨的心。以这样的心行念佛，既能帮助我们瓦解凡夫心，更能提高往生品位。而没有强大愿力的信，是没有力量的。当我们念佛时，若无相应的心行基础，往往会成为单相思，这也是很多人念佛不得力的原因所在。如果这种信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建立在正念、正见的基础上，必将增加往生的保险系数。所以，我们要抓住往生的根本力量，这点非常重要。
通常人们认为发菩提心是利益众生，念佛则偏重于自修自利，二者似乎矛盾。如何才能将发菩提心与念佛结合起来呢？
关于发菩提心有三种不同方式：一是先帮助别人而不考虑自己（牧童式发心），一是和大家共同前进（船夫式发心），一是先充实自己再帮助别人（国王式发心）。
是否发心，衡量标准并不在于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不在于个人修行还是度化众生的事业。如果发心为利益一切众生修行，那么念佛一样也是在发菩提心。
若是只为自己往生而念佛，属于出离心；若是为带领一切众生往生极乐而念佛，就属于菩提心。我们每天要这样提醒自己，告诫自己为一切众生而修行。在生活中，随份随力地帮助他人。只要心中时刻装着众生，就是在发菩提心，就是在强化佛菩萨的悲愿。
那么随着愿力的强化，这种愿菩提心成就的标志是什么？
愿菩提心成就的标志，就是对众生的悲心是否强烈，是否真实，是否圆满。如果这种“我要救度众生”的悲心非常迫切，迫切到像独生儿子生病那样，不顾一切地想要解救他，这种愿力就是符合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