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自然，中华民族的祖先指出了三个方向：一、敬天地为父母；二、以天地为本创建立人之道；三、在生产生活中顺应自然秩序、珍惜自然资源。
一、天地生人
如果你打开《周易》、《尚书》、《论语》、《道德经》、《庄子》、《黄帝内经》，寻找“人从何来”的答案，中华元文化、儒道两家的文化以及中医文化会给你一个一致的回答：人从天地中走来。是天地生人，天地为人之父母。
万物与男女的诞生，一切都是天地间的自然演化。八卦的三爻把人放在天地之间，六十四卦把万物与人出现的顺序放在天地之后，《周易》对万物起源、男女起源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建立起科学的自然观。
《尚书·泰誓上》有这样一句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句话是对天地、万物、人三者之间相互关系所做出的正确判断。人出现在天地之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没有天地不可能有人，所以天地为人之父母。万物与人同源而生，两者之间是兄弟姊妹关系，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利用万物但也应该善待万物。天地、万物与人，三者之间有着亲密的亲缘关系。
《论语·阳货》中孔夫子留下了一段论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与百物产生，都是自然之事。
在《道德经》里，老子一是以无论有，二是以道论天地，以天地论万物。一切有均源于无，天地万物皆源于道。老子甚至还假设出了生产之门——“玄牝之门”，天地就是从这个“玄牝之门”中产生的。《道德经》第6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庄子在《达生》篇中，明确提出了“天地为万物父母”的论断。庄子认为，天地交合，成就万物的形体；形体分散，实际上又回到本来的状态。万物出于自然，又归于自然。所以，在妻子去世时，庄子鼓盆而歌，庆祝妻子回到天地这间大房子里安静休息。在《庚桑楚》篇中，庄子也假设出了一个天然生产之门——“无”。庄子说，有不能生有，有只能生于无，万物都产生于无。在论证“天然之门”时，庄子论出了“宇”与“宙”的定义：“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没有界限的空间为宇，连绵不断的时间为宙，所谓“天然之门”，实际上就是自然存在的时间与空间。
《黄帝内经》认为，最初的人，由天地合作而生；之后的人，由父精母血而生。《黄帝内经》论人：“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是《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关于最初“人从何处来”的答案。“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这是《灵枢·经脉》中关于“父母生人”的形成过程。天地生人，人体与天体相通，人气与天气相通，《黄帝内经·灵枢》中在天体与人体之间做了一一的对应比照。《黄帝内经》论人，总是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论，《黄帝内经》论人体疾病，总是与天气地气结合而论。
自然生天地，天地生人，人应该尊崇自然、敬天法地，这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讨论所取得的一致结论。
二、立人之道以天地为本
立人之道，立在何处？换言之，立人以何物为榜样？
《周易》中的答案是以天地为榜样，以日月为榜样，以四时为榜样，以水火、山泽、雷风等一切自然景物为榜样。
《尚书》中的天，对于君王来说，具有绝对意义。《尚书》中的天有两重重要意义：一是自然秩序，二是民心民意。天道在自然秩序中、在民心民意中，君王违反自然秩序、违反民心民意，就是违背了天道。违背天道，就失去了为君的基础。
孔子非常重视“礼”，人礼源于何处？孔夫子在《礼记·礼运》中做出了“礼本于大一”、“礼本于天地”的回答。“大一”为自然之道，天地为自然之天地。在儒家文化里，不但“礼”源于天地，“乐”也是源于天地，好文章、好诗还是源于天地。
老子、庄子所强调的是人法道，圣人、君王都在人的范围之内，所以圣人与君王都不能有悖于道。在《道德经》里，老子是以道为基点，告诫圣人、诸侯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庄子以道为基点，从批评神农氏、黄帝开始一直批评到尧、舜、禹。
在《黄帝内经》里，养生与治病都必须知“道”。《内经》中的“道”与《周易》中的“道”，概念完全一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为自然之道，道为天地之道。谈天道必谈人事，谈人事必谈天道，是《黄帝内经》的基本表述方法。道不远人，而是时时处处体现在人的周围，例如昼夜之序、四时之序、时空之序、气候变化之序以及良好的生活之序，这些自然秩序都是道的具体体现。要想健康度过一生，必须顺应自然之道，必须顺应天地变化。
三、顺应自然秩序、珍惜自然资源
人生活生存在天地之间，人的生产与生活应该顺应自然秩序；人与万物共生，生活资源与生产资料取之于万物，人应该珍惜万物，这是中华元文化所强调的两条基本道理。
顺应自然秩序，首先体现在一个“时”字上。一个“时”字有双重意义：时间之“时”与四时之“时”。《周易》反复强调人与“时”的密切关系。《周易·豫·彖传》：“故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周易·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周易·节·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周易·乾·文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又曰：“与四时合其序。”
利用万物又珍惜万物，黄帝时已经有了“节用水火之物”的治国方略，《史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禹时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条例：“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大禹的治国方略，《周书·大聚》篇中有明确的记载。在这里，人所需要的“万财”之“财”，与山林草木、川泽鱼鳖联系在了一起，与土地、万物、天时联系在了一起，大禹时代的中华民族已经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围绕自己的环境。
《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周代的官员设置中，已经有了管理“山林”的专门职位。管理“山林”的官员，有责任督促种树，也有权力制止乱伐树木——“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非常有意思的是，《周礼》中还有“不种树者，死后不给棺材”的说法。
《孟子》里也有“细密网罟不入湖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主张，孟子见梁惠王时，也讲了利用万物保护万物的重要性。孟子认为，这些都是为君者应该知道的基本道理。
崇尚自然的东方文化，有没有现实意义呢？
过去并不等于过时，发展未来更应该总结以往。祖先的创造子孙能够合理地继承，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