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再高也不会告别根本，水再长也不会告别源头；告别根本，不可能有参天之大树，告别源头，不可能有滚滚之江河。
根与树、源与流之间的重要关系，在这里不展开讨论。这里所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文化有没有根，文化有没有源？文化能不能断根，文化能不能告别源头？
《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这句话告诉人们，凡是称得上“经”的道理，就是永恒的真理，也是不可改变的伟大教导。
根据这句话，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河图洛书、八卦到《周易》是中华民族祖先“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创造出的成果，书中的道理，书外的道理，对于今天、对于今后，还有没有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周易》书中与书外两方面的道理，对于现代人与将来人仍然有着鲜明的启示意义。
《周易》书中有崇尚自然的哲理，有天人合一的哲理，有自强不息的哲理，有发明创造的哲理，有彰往察来的哲理，这些都是源于自然的哲理，源于自然的哲理是常青的哲理。
《周易》这部经典与《圣经》以及其他宗教经典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这就是它始终在强调天地与人的作用——天地的造物功能，人的创造作用。
打开《圣经》，在第一页上就出现了一个万能的上帝，正是这位万能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与最初的人——亚当与夏娃。
《周易》一开篇就是《乾》、《坤》两卦。《乾》、《坤》两卦有无限的象征性，但是首先象征的是自然之天地。六十四卦以乾、坤为开头的两卦，就说明在中华民族祖先的认识里，一切演化是从天地开始的。
《序卦》注释《乾》、《坤》两卦，注释出了天和地。天地有造物功能，所以在《序卦》文字中有这样的表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象传》注释《乾》、《坤》两卦，注释出了人文哲理。《圣经》中做人的道理源于神理，《周易》中做人的道理源于天地之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理与君子之理是直接沟通的，天理与人理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董仲舒所说的“三纲”完全有悖于《易》理。
《系辞》、《说卦》注释六爻，注释出了天人合一的哲理——“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三才在八卦、六十四卦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
《系辞》注释六十四卦，注释了“尚象制器”的哲理。尚者，效仿也；象者，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也。尚象制器，就是仿照象所表现、所揭示出的原理与意境去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以及用于自卫的先进武器。形象之象在自然界万物万象之中，抽象之象在阴阳太极、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之中。发明创造的理论，先有“尚象制器”而后有“仿生学”。“尚象制器”相较于“仿生学”，内容上更广博，方法上更灵活。《系辞》之中一有“尚象制器”的哲理，二有“尚象制器”的实践。《系辞下》记载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五位圣人，五位圣人名下记载了十几项发明创造——衣裳、网罟、耒耜、臼杵、舟楫、宫室、弓箭等等。《圣经》中的上帝不允许人们发明创造，一见亚当、夏娃穿衣裳，一见人造通天塔，马上实施了严厉的惩罚。中华大地上没有《圣经》中那样的上帝，所以也没有幸福的伊甸园，人要想生存必须自己动手进行发明创造，用发明创造来促进生产，用发明创造来改善生活。在《周易》里，人穿衣裳不但不是罪恶，反而是一件文明天下的大事。衣裳，是黄帝发明的。黄帝发明衣裳，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被称为“圣人”。
八卦、六十四卦之中还有阴阳合和、触类旁通、物从其类、循序渐进、革故鼎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圆周循环的哲理，所有这些哲理首先是自然哲理，然后是人文哲理。实际上，长期以来的《周易》研究中还忽略了这些哲理的另外一重意义——可以指导发明创造。
一尊重万物之母的天地，二重视人的创造作用，三用哲理说话而不用“神”说话，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周易》书中的道理远远没有过时。
《周易》书中的道理没有过时，书外的道理也仍然有借鉴意义。书外、书中两方面的道理，起码在下列几个方面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一、创造性
众所周知，很多人写文章往往需要找范文做参考——后人找前人的文章，这一代找上一代、上几代的文章。
那么，第一篇文章是怎样诞生的呢？
中华民族的伏羲氏，读无字书，写大文章。在没有任何文字参考的情况下“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然后作出了中华民族的第一篇文章——八卦。千古文章出自然。真正的好文章，源于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天有文章，地有文章；日有文章，月有文章；山泽、风雷、水火、鸟兽、鱼虫之中均有文章，从自然演化出来的八卦具有纯真而常青的意义。八卦之所以保持着永久的魅力，其原因就在于源于自然。你看，凡是从文章里繁衍出来的文章，即便皇帝们圈阅过的文章，能够流传下来、流传下去吗？
八卦具有深邃的内涵与无限的外延性，关于这些，此处不展开讨论，这里所关注的是中华民族祖先的创造性。
伏羲氏作八卦时有参考资料吗？没有！有上帝或玉皇大帝的指导吗？也没有！伏羲氏的创造只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外的天地万物，二是自身的聪明才智。
先是人对大自然的观察，然后是人思考，最后是人的创造——创造出了文化与科学融为一体的八卦。
以“这个”八卦为根为源，中华民族的贤哲又创造出六十四卦。图像之后创造出了文字，经之后创造出了传。博大精深的中华元文化在人的创造中一步步形成。在整个创造过程中，没有出现虚无缥缈的东西，所看到的只有人的创造。人的创造体现在手与眼两个方面：包罗宇宙的眼光与手下细致入微的工作。——眼高手低的现象，在早期的中华民族中并不存在。
在大自然中读无字书，创造出内涵深邃、外延无限的大文章。祖先的创造性，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除了八卦之外，伏羲氏还发明创造出了网罟。网罟可以用于狩猎和捕鱼。一个是八卦，一个是网罟；前者是文化，后者是工具；一能够进行文化创造，二能够进行生产工具的发明。这一典型的意义，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二、系统性
人之上有天，人之下有地。人生活、生产在天地之间，天气地气必然影响到人的生产与生活，所以，人的生活与生产必须和谐于天地。人不是孤立的，人与天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
万物与人同源而生，万物与人同处于天地之间，万物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与万物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
这是伏羲氏所观察到的基本道理。
把这些道理放在了书内，于是有八卦的三爻，于是有六十四卦的六爻。三爻讲的是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六爻讲的亦是天道、地道与人道。三道之三，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关系。把天地人放在一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系统论，这是伏羲氏们的伟大贡献。
在天地人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状态。所以，在中华元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逸周书》之中，你可以随时看到崇尚天地、和谐自然、爱护环境、珍惜万物的哲理与政论——不要在春天里捕鱼，因为春天是鱼产卵的季节，同样的道理，不能在春天里捕鸟猎兽；砍伐树木一定要在秋天；一定要节约水火之物……中华民族祖先在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在维护整个系统的和谐性。
伏羲氏所开创的系统论，延续到了各个学科——天文学、建筑学、军事学、中药学、中医学……
以《黄帝内经》为例说明。在《黄帝内经》中，人是天地之间的人，人是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中的人；人体与天体相通，人气与天气地气相通，总而言之，人不是孤立的人，人是天地人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元素。没有孤立之人，也没有孤立之病。人体疾病与春夏秋冬四时气候休戚相关，与东西南北中五方地质地理条件休戚相关，所以，论病治病《黄帝内经》要求医生要研究天气地气、四时之气以及区域地质条件。当然，疾病的产生也包括人气本身——过度的喜怒哀乐，过度的惊恐悲伤，财富多寡的瞬间得失，地位高低的急剧变化，七情六欲过则成害。总而言之，研究人体疾病，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必须研究天地人这个大系统。
有这样三句话在《黄帝内经》中是反复出现的：一是“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二是“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三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句话在讲述着一个道理：天地大系统，人体小系统，疾病的产生与大小两个系统有着源流关系。——系统论是中医与西医的原则性区别。
打仗，所拼的不仅仅是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上看天时、下看地利、中看人和，这是军事学中的系统论。
城市设计、宫殿与寺庙的建造，所体现的都不仅仅是建筑才能，而是建筑物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建筑学中的系统论。
……
系统论告诉后人，任何事物在时间上都连接过去与未来，任何事物在空间上都连接着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位；此物与彼物之间，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是“相及”的，所以，观察研究宇宙内的任何事物一应该注意其具体个性，二应该注意其与外部的联系，三应该注意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
系统论是中华元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与现代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标志。现在与未来，这种学科与那种学科，能够离开系统论吗？
三、运动性
在伏羲氏眼里，外部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天地是动态的，日月是动态的，风雷是动态的，寒暑是动态的；龙是动态的，人亦是动态的……相对之静，绝对之动，是动态世界的基本特征。
书外有一物之动，有万物之动；有一人之动，有一家之动，有天下之动；书内有太极之动、八卦之动，还有六十四卦之动，从书外到书内，离不开一个“动”字。从根本上说，《周易》这部经典的形成，也是动脑动手的结果。
动是一样的动，但动的形式有不同：有连续裂变之动，有立体交叉之动，有循序渐进之动，有圆周循环之动。
太极之动是“生生”之动。太极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万物，“生生”之动是连续裂变之动。
八卦之动有两种形式：一是先天八卦的立体交叉之动，二是后天八卦的圆周循环之动。交叉之动，是八卦内部运动。圆周循环之动，是八卦整体运动。
六十四卦之动有两种形式：一是独立卦体之中的自下而上的循序渐进之动，二是六十四卦整体的圆周循环之动。
一切都是动态的，但运动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具体事物运动有特殊性，万物整体运动有共性——均为如环无端的循环运动。
天在动，地在动，万物在动，人也应该动：一动在脑里，二动在手中。动脑研究道——宇宙演化规律，动手制造器——先进生产工具、先进生活器具与先进自卫武器，伏羲氏这个动手动脑的榜样，是不是永久性的榜样？
在新领域中动，在前人基础上动。五大圣人的发明创造，没有一件是重复前人的，而每一件都有崭新的意义。在前人基础上进步，在前人基础上创新，五大圣人所树起的榜样，有没有永久性？
《易经》还提倡“利涉大川”，《易传》提倡“致远以利天下”。“涉”与“致远”所讲的另一种动——动在新区域。为了开拓新领域，黄帝时代的中华大地上就有了水陆交通运输工具——马车与舟船。如果中华元文化得以正常延续，第三种交通工具——太空飞船，很可能还是最早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一能够在学问上开拓新领域，二能够在实际中开拓新区域。祖先的这个倡导与实践，在今天与今后，还有没有意义？
人之外的世界是动态世界，人要想在动态世界里生存，那就必须和谐于这个动态世界——和这个世界一齐动，一是动脑，二是动手，发现新理论，发明新工具，中华民族的先哲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后人在今天该不该这样做、今后该不该这样做呢？
四、简易性
世界有纷乱复杂的一面，也有明了简易的一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纷乱的问题简易化，这需要相当相当高度的智慧。中华民族祖先具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聪明才智。天地如此广大，万物如此繁杂，伏羲氏居然能把这些轻松地归纳在几个明了简单的抽象符号里。
八卦虽小，却容纳了整个宇宙。六十四卦虽小，却容纳自然与人的两种进化。用几个简单的抽象符号来容纳如此庞大复杂的问题，这种智慧的做法，在几千年前的世界民族之林之中惟有我中华先贤。八卦与六十四卦至简至易，一利于全面观察，二利于全面记忆。
为什么如此看重简易的方法？中华民族先贤认为，天下之至理尽在简易之中。
化复杂为简易，这一方法有没有过时呢？“二进制”是简易的，简易的“二进制”却推动了整个世界的进步。“二进制”源于何处？莱布尼茨研究《周易》时发现六十四卦中隐藏有“二进制”。
西方人研究《周易》，会发现简易的“二进制”。对此，笔者有这样两个疑问：一、中国人有那么多人研究《周易》，为什么发现不了其中的“二进制”？二、能够推动世界进步的哲理，《周易》之中难道仅有这一条“二进制”吗？
莱布尼茨这样的研究方式，今天与今后，对中国人有没有启示意义呢？
八卦与六十四卦本身不是文字，所以它不会产生死板的教条。八卦、六十四卦的严格规定性与无限象征性是一种灵活方便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实用性理论体系。八卦与六十四卦，不能具体告诉你“怎样做”，但在原则上则完全可以告诉你“如何做”。
作为一名工程师，笔者深信《周易》之中还有能够推动世界进步的哲理，这有待于今人与后人的发现与发掘。当然，笔者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一敬重自己的祖先，二敬重自己的文化，这是正常人的正常行为。既能敬重自己的祖先又能敬重其他优秀民族的祖先，既能敬重自己的文化又能敬重其他优秀民族的文化，这是伟大人物的高尚行为。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做到了这一点。爱因斯坦既敬重自己的祖先又敬重中华民族的祖先，既敬重本民族的文化又敬重中华文化。下面是爱因斯坦晚年在《人类生存的目标》一文中留下的一段话：
“我们犹太人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的摆脱反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
爱因斯坦把中华民族的贤哲与犹太人的先知放在了同一等高线上，把中华民族贤哲所确立的目标与犹太先知所确立的目标放在了同一等高线上。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也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作为犹太人、作为一流的科学家，他如此敬重中华民族的祖先、如此敬重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而言，应该作何感想呢？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都没有出现像爱因斯坦这样水准的科学家，但是却出现了不少在“科学”的名义下蔑视祖先、蔑视中华文化、“忘祖”又不“数典”的“文化人”。对比爱因斯坦，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人类早期的经典，《周易》也好，《圣经》也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劝人为善的。
从“为善”这个基点上看，科学愈发展愈离不开原点文化即元文化。元文化讲求善，现代科学讲求真。原子弹爆炸是“真”，但是这个“真”善不善呢？克隆人是“真”，但是这个“真”善不善呢？无论是今后还是将来，求真的科学必须接受“善不善”标准的评判。否则，科学会将这个世界变成一锅粥。
在此，笔者要说的一句话是：“长江再长，会告别源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