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穆天子传》真伪未可知，然穆王好大喜功，观《职方氏》一篇可知也。《职方氏》言中国疆域，东西南北，相距万里。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称“要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依此推算，自王城至藩服之边，东西南北均五千里，为方万里，积一万万方里。蛮服以内为九州，以外为蕃国。九州以内，方七千里，积四千九百万方里。非穆王之好大，何以至此。
《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是周公作洛时，无所谓要服。《康王之诰》称庶、邦、侯、甸、男、卫，亦无要服。不特此也，汉人迷信《王制》。《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郑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余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余谓夏制不可知，殷制则不止方三千里。
《酒诰》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罔敢湎于酒。”是周初之制与商制无甚差异，皆侯、甸、男、采、卫五等，无所谓要服也。要服本为蛮服，不在九州之内。穆王好大喜功，故《职方》之言如此。
《大行人》朝贡一节，与《职方氏》相应，当亦穆王所改。若巾车掌公车之政令，革路以封四卫，木路以封蕃国，可见周初疆域，至卫服而止，无所谓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夷、镇、藩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为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东西七千里，九州之大，恐无此数。
今中国本部，最北为独石口，当北纬四十一度半。极南至于琼州，当北纬十八度。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为里四千七百，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汉尺作准，汉尺存者有虑篪尺，虑篪尺一尺，合清营造尺七寸四分。尺度虽古今不同，里法则古今不异。古之五服六千里，以七四比之，当四千四百四十里，与今四千七百里不甚相远。穆王加要服为七千里，以今尺计之，则为五千一百八十里，较今长三四百里。此由今中国本部，北至独石口。
而古者陕西北部之河套亦隶境内（今属绥远）。河套之地，于汉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黄河。周时“城比朔方”，此朔方与汉之朔方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并朔方计之，当有五千一百八十里，恐穆王时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汉书地理志》：“郡县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而云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余里。自朔方以至日南，亦无此数。
自此以后，言地域者，皆称南北万里，东西九千里。其实中国本部无此数，此后世粗疏，更甚于《周礼》也。测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远，唯周人不甚夸大，汉以后夸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