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文选》所录魏、晋间四言之作，语多迂腐。自是之后，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然所作《雪谗诗》讥刺杨妃，有乖敦厚之义，或故为大言以欺人耳。又杂言一体，《诗经》所有，汉乐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抒写性情，贵在自由，不宜过于拘束，如必句句字数相同，或不能发挥尽致。故杂言之作，未为不可。今人创新体诗，以杂言为主，可也，但无韵终不成诗耳。（以上论诗之大概。）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盖合六诗、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删《诗》，仅取三百余篇，盖以古诗过多，不能全读，故删之尔，或必其余皆不足观也。或谓孔子删《诗》与昭明之作《文选》有异，余意不然。《文选》为总集，《诗经》亦总集，性质正复相似。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绝非未正以前，《雅》入《颂》、《颂》入《雅》也。《雅》主记事，篇幅舒长；《颂》主赞美，章节简短。但观形式，已易辨别。且其声调又不同，何至相乱，或次序颠倒，孔子更定之耳。
《风》、《雅》有正、变（盛周为正，衰周为变）。《颂》无正、变。因《风》、《雅》有美有刺，《颂》则有美无刺也。《鲁语》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今《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或孔子时而已佚矣。据今《商颂》，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时所作，而《周颂》皆成王时诗，后则无有。
《孟子》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故颂声未息，周则成王以后无贤圣也。或以《鲁颂》为僭天子之礼。若然，孔子当屏而不录。孔子录之，将何以说？案《周官？籥章》，吹豳诗以逆暑迎寒，吹豳雅以乐田峻，吹豳颂以息老物。同为《七月》之诗，而风、雅、颂异名者，歌诗之时，其声调三变尔。
《豳风》非天子之诗，而可称“颂”，则《鲁颂》称“颂”孔子录之，无可怪也。今观《泮水》、《閟宫》之属，体制近雅而不近颂，若以雅为称，则无可讥矣。
《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今之《诗经》在孔子时无一不可歌也。《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献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是其乐谱尚在。后则可歌者，唯《鹿鸣》、《伐檀》等十二篇耳。近人以《鹿鸣》、《伐檀》等谱一字一声，无抑扬高下之音，疑为唐人所作。然一字一声，不但《诗经》为然，宋词亦然，姜夔、张炎之谱可证也。
一字之谱多声，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汉儒解“郑声”，以为烦手踯躅之声。张仲景《伤寒论》云：“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可见汉人皆读“郑”为“郑重”之郑，“郑声”即一字而谱多声之谓。唐人所重十二诗之谱，一字一声，正是雅乐，无可致疑（以上论《诗》之可歌）。
《诗》以口诵，至秦未焚。汉兴有齐、鲁、毛、韩四家。齐、鲁、韩三家无“笙诗”，为三百五篇。毛有“笙诗”，为三百十一篇。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则四家篇数本相同也（笙诗六篇，殆如今之乐曲，有声音节奏而无文词）。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数句，三家所无，而毛独有，此其最著者也。其余文字虽有异同，不如《尚书》今古文之甚。以《诗》为口诵，故无形近之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