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文字，与春秋不同，然无特异之名，今亦不可知（《凡将》、《训纂》或有七国时字）。文字异形，淆惑自生。秦既并天下，同文之举，自不容缓。李斯等所作《仓颉篇》，今所谓小篆也。小篆之前，秦所用皆大篆。秦本周地，史籀造大篆，不行于关东，而行于关内，秦器盄和钟，文字方正，略同大篆，可证也。其后秦尊视大篆，依倚以成小篆，所谓省改者，以大篆太繁，故略有省改耳。秦以法治，事须明白，古文易乱，不得不废。废古文，以其背法治；焚诗书，以其易立异，意正同也。然仍有用古文者，秦碑“及”作，二十六年，“二十”作廿，皆古文也。峄山碑， 从十不从 。十， 古文也。可知秦亦有时用古文，盖碑版美观，用意不同耳。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张怀瑾《书断》引《吕氏春秋》“仓颉作大篆”，今《吕氏春秋》无此语，或古文亦称大篆，事未可知。刻符文字，今于汉铜虎符见之，字体并无稍异。虫书即所谓鸟篆。摹印者，刻玺之文，宋人摹秦玺文，见薛尚功《钟鼎款识》，字体甚奇，书于旗帜者亦然，盖摹印与虫书互相混用也。署书所以题榜，殳书所以书觚，汉瓦当文，随圆势而结体，亦其意也。刻符、殳书，字体不变，虫书、摹印，加以花纹，为之不易，故别立门目耳。秦隶今难见，即西汉人隶书亦难见，汉碑八分有波磔，东汉初年石刻，笔势似篆，全无波磔，与夫秦权、秦量所刻，笔势似篆而笔画减省者，殆皆所谓秦隶矣。
汉兴有草书。
草书之原甚早，不始于汉。《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属草藁未定”。疑古人已有，唯不立专名耳。二十并作廿，笔画连缀。旅古文本作，而又变作，亦取其本不连者而连之，是皆草书之滥觞也。
《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冣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尉律》者，廷尉所守之法律也。讽籀书九千字，孙渊如谓籀书有九千字，许书九千字皆籀文，然《仓颉篇》小篆仅三千字，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段氏训籀为读，义亦未谛。《说文》：“讽，诵也。”讽籀书九千字者，取九千字之成文，以籀文书之，令受试学童，读而诵之耳。《尉律》虽定于萧何，本多捃摭秦法。秦作小篆以前，籀文盛行，及后焚书，而官书固在，故令学童诵之以观其习识籀文与否。逮及汉初，去秦未远，故犹以此为考试之标准也。《汉书？艺文志》但言讽书而无籀字，盖时至汉季已渐变旧制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