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篇》言郑子阳遗粟于列子，据《史记？六国表》、《郑世家》，子阳之死在周安王四年，是时上去孔子之卒八十一年。列子与子阳同时，遗粟之时，盖已年老，问关尹事当在其前，关尹受老子之书又在其前，如此上推，则老、孔本同时，列子与墨子同时。然老子著书传关尹，关尹传列子，此外有无弟子不可知。齐稷下先生盛言老子，则在墨子之后五六十年。近人以为思想进步必须有顺序，然必须一国之中交通方便，著书易于流布，方足言此。何者？一书之出，人人共见，思想自不致却退也。
若春秋之末，各国严分疆界，交通不便。著书则传诸其人，不若后世之流行，安得以此为论。且墨子足迹，未出鲁、宋、齐、楚四国。宋国以北，墨子所未至。老子著书在函谷关，去宋辽远，列子郑人，与宋亦尚异处，故谓墨子未见老子之书可也。墨子与孔子同为鲁人，见闻所及，故有“非儒”之说。然《论语》一书，恐墨子亦未之见。
《论语》云：“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而《礼记》：“悼公之丧，孟敬子食食。”可见《论语》之成，在鲁悼之后，当楚简王之世。是时墨子已老，其说早已流行，故《论语》虽记孔子“天何言哉”之言，而墨子犹言天志也。
又学派不同，师承各别，墨子即见老孔之书，亦未必遽然随之而变。今按儒家著书在后（儒家首《晏子》），道、墨著书在前。《伊尹》、《太公》之书，《艺文志》所不信，《辛甲》二十九篇则可信也（辛甲道家，见《左传》襄四年）。墨家以《尹佚》二篇开端，尹佚即史佚也。
《艺文志》所称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多推想之辞。唯道家之出史官，墨家之出清庙之守，确为事实。道家辛甲为周之太史，墨家不但史角为清庙之守，尹佚亦清庙之守。
《洛诰》逸祝册可证也。师承之远，历五百余载，学派自不肯轻易改变。故公孟以无鬼之论驳墨子，墨子无论如何不肯信也。春秋之前，道家有辛甲，墨家有尹佚。《左传》引尹佚之语五，《国语》引之者一，而辛甲则鲜见称引。可见尹佚之学流传甚广，而辛甲之学则不甚传。老子本之辛甲，墨子本之尹佚，二家原本不同。以故墨子即亲见老子之书，亦不肯随之而变也。
《礼记》孔子语不尽可信，而《论语》及《三朝记》，汉儒皆以为孔子之语，可信。《三朝记？千乘篇》云：“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长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
今按孔子所言，与墨子相同者五。“无用”即不奢侈之意，墨子所谓“节用”也。“上有义”即墨子所谓尚同也，“立有神”即墨子所谓“明鬼”也，“以为无命”，即墨子所谓“非命”也。盖尹佚有此言，而孔子引之。其中不及节葬、非乐者，据《礼记？曾子问》：“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史佚有子而殇，棺敛于宫中。”于此可见史佚不主节葬。周用六代之乐，史佚王官，亦断不能非之。节葬、非乐，乃墨子量时度势之言。尹佚当太平时，本无须乎此。墨子经春秋之乱，目睹厚葬以致发冢（《庄子》有“诗礼发冢”语可证），故主节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