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志》亦有“六书略”一门。夫六书之法，限于中国文字，而此则以满文、蒙文、回回文充之。见篆书有倒薤、悬针、垂露诸体，亦被满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悬针、垂露之名。又以大写者为大篆，小写者为小篆，称大篆为史籀作，小篆为李斯作，岂非可笑之甚耶！当时若仅续修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制，固未尝不可。
无如高宗之好夸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适以招叠床架屋之讥也（清帝康熙最为聪明，天算、诗文，确有长处。雍正专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学，其《硃批上谕》，宛然讼棍口吻。乾隆天资极钝，而好大喜功，颇思囊括中国全部学问。当时考据之风盛，故《乐善堂集》中亦有考据文。又好作诗，其在苏杭一带石刻者，皆可笑）。要之，清代政书，终以《大清会典》为少疵。《通典》、《通考》皆不足观。是故，《九通》之中，独杜氏《通典》最当详究，不仅考史有关，以言经学，亦重要之书也。
章实斋因当时戴东原辈痛诋《通志》，故作斥马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所志，若果在标举纲领，则作论文可矣，何必抄袭史传，曾不惮烦如此。以此知郑氏之作，正欲以考证见长耳。章氏所言，适得其反。然章氏讥弹《通考》之言，固自不谬。谓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
独断、考索欲其智，比次之书欲其愚。马贵与无独断之学，《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此论也，切中《通考》之失。然不知官修之书，分门纂辑，比次自不至疏陋。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尽比次之愚，又何其论考索之智耶。
《通典》、《通考》而外，“会要”亦掌故要籍。《唐会要》，元和时苏冕所作，后杨绍复等奉诏续之。宋王溥复续成今书。溥又撰《五代会要》三十卷，南宋徐天麟更撰《东》《西汉会要》，取两汉之事，分为若干门，不专记典章制度。《四库》无可归类，入之“政书”，实非纯粹政也。《东》《西汉会要》，用以搜检两汉书甚便。
《五代会要》，学者不之重，然所记政典，颇足补《五代史》之阙。五代《旧史》不全，《新史》亦有所未详也。如经籍镂版，昉之长兴（唐明宗长兴三年校正《九经》，刻板印卖，学者从此不必手抄），《五代会要》详载其事。然明宗不甚识字，《通鉴》载李绍真、孔循请自建国号，明宗问左右何谓国号。愚陋如此，安能阐扬经术。
于时冯道当国，可见《九经》镂版，冯道之力为多。宋初儒者，鄙夷冯道，《新史》削而不书（冯之雕印《九经》，与张宗昌之翻刻《唐石经》，后先辉映）。不有《五代会要》，后人何从知冯道之功耶？大抵“会要”一类，只唐、五代二书较为重要，余皆无用。其附于《通典》、《通考》之次者，以体例相近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