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史，均病夸大，而《魏书》尤甚。《史通》反对南北朝史最烈。其实南朝之史尚优于北朝。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约《宋书》，阑入以牛易马之语，于禅让之间，常以忠于前朝者为不知天命，其失仅在文章褒贬之间，不如魏收《魏书》之诬诞。《魏书》志官氏则曰“以鸟名官，远师少皞”，无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语曰：“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鸟官创置，岂关郯子！”）。
又北人不读诗书，而诏令口语，多引经典，亦无怪《史通》之赞王劭《齐志》也（王劭《齐志》多录当时鄙语。《史通》曰：“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甿俗有殊，土风不类，劭之所录，弘益多矣”）。《通鉴》于此，不甚别白，殆以为无关宏旨乎？《魏书》之外，周、齐二书，亦为夸大，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稍为减杀。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
又《新唐书》采摭小说甚多，温公则多依《旧唐书》，删存去取，其难百倍于他书也。统观《通鉴》所采，西汉全采《史》、《汉》，东汉采《范书》十之七八。魏晋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则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温公于《旧唐书》亦不甚满意）。至五代则全据《薛史》。编辑之时，汉魏属之刘攽，晋至六朝属之刘恕，唐及五代属之范祖禹。三人分修，而笔墨相近，盖温公颇加斟酌于其间也。
大事之后，又系以“臣光曰”之论断，较之袁书，此为简易。较之荀书，此为透彻。书成上表，谓“精力尽于此书”，信不诬矣。书以“资治”为名，则无关政治之处，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四皓”之事，于严子陵亦仅略著数笔，至于文人，尤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仅读《通鉴》，仍有所不足也。
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书法固当规定，正统殊不可问，所谓不过假年号以记事耳。《通鉴》视未成一统之局，与列国相等。如以魏为正统，而记载仍与吴、蜀相同，南北朝亦然。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通鉴》于三国魏主死称“殂”，蜀、吴二主亦称“殂”，南北朝南主称“殂”，北朝亦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与春秋列国大夫相同。此温公之书法，所以表示一统与否者也。其在一年中改元者，温公以后者为准，若禅受之际，上半年属胜代，下半年为新朝，亦以后者为准。如汉献帝二十五年之冬，禅于曹魏，纪汉则献帝止于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为黄初元年。
南北朝以南朝纪年，至隋开皇九年灭陈，始立“隋纪”。其在汉献未禅位之前，魏称“王”，汉称“帝”。开皇九年前，以陈称“帝”，隋称“主”，灭陈之岁，陈称“主”而隋称“帝”。温公书法如此，其实一年两纪，亦无不可。温公不欲两纪，故以后者为准。后人言温公夺汉太速，实亦逼于书法，无可如何也。
《纲目》以蜀为正统，分注魏、吴二国年号于下，《通鉴》则止有大书，无分注之一法，后陈作《通鉴续编》二十四卷（生元末，入明为翰林编修），大书、分注，全仿《纲目》。虽曰《通鉴续编》，实《纲目》之流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