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事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你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之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才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用来对待他的，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
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了。
于是，聂政西行到汉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你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你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你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你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图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便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他们又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卫士之中刺杀侠累就无法逃生，所以先不带卫士，后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但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聂政的姐姐聂莹，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她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拊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井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莹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啊！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能够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旁边的人大为震惊。于是，聂莹连呼三声：“天啊！”终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的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他的名字。不过，要是他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严仲子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竟能得到这样的义士！”
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图报知己和决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叫他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遨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徒市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知道荆轲是一位胸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嬴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赵两国交好。但赵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得罪秦王，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这里，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他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他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与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望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你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死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务之急，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他每天都到荆轲那里拜望，并不断送金钱美女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问荆轲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我就是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土地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了。”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自刎而死。
太子丹闻讯，驰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试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声调慷慨。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
荆轲来到秦国，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王宫。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秦王的信任，荆轲就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取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奔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了，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图报答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不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千金不能得死士，一言可以酬知己，即所谓知人得死士也。其中关键，在于给人以真正的尊重和尊严。
（参见《晏子春秋》、《战国策》、《史记》等）
10.“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这样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
自古文人多强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最有骨气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之呻吟；满口酸臭迂腐之语，一肚子无用之学。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中国文人也只有“九儒十丐”的地位。呜呼！中国古代文人的遭遇之坏，莫此为甚。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总而言之，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这种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慨，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东汉这次声势浩大的、以正直的官吏和优秀的文人相结合而与祸国殃民的朝廷奸党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这场运动导致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把握大权二十年，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的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