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新法推行不力，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个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个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上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再加上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就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时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恨恨地说：“好吧！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风，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元符三年（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苏轼在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奉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1101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而风骨依旧，亦为千古罕见。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观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苏轼在海南岛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但他此时的思想和情感境界已经超越了现实，他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的日常生活。他从每一件事中体味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件事的具体意义，是生命的本体。他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方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达到了中国士大夫在人格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参见《宋史》、林语堂《苏东坡传》等）
14.隐士与酒
据说，现在的和尚也有级别，所谓局级和尚、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类是也。看来，在这个烟火世界中，想超越人间秩序，实在很难得。
其实，传统的隐士世界也是很复杂的，既有真假，又分等级。南朝孔稚作《北山移文》，把假隐士骂了个狗血喷头，使得到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伪隐士从此不敢再过钟山。这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好像太狭隘了，倒是唐人似乎开放了一些。唐睿宗时的尚书右丞卢臧用曾为求名而“隐居”在京师附近的终南山，不久果被征召起用。他不仅不以为耻，还津津乐道地向由朝廷归山的隐士司马承祯介绍个中经验，后人就造出“终南捷径”这个词来讥讽他。关于隐士的等级，据说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分；至于酒隐，似乎未入隐士之正宗。
但这三级正宗隐士难免让人觉得多少有些俗气，让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沽名钓誉或是想名利双收，且看白居易的著名的“中隐”理论：
大隐隐于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白居易真是精明到了家，既不愿做压力太大、伴君如伴虎的京师大官，也不愿过隐居山林的艰苦生活，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拿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过一种优哉游哉的生活，实在是把“中庸之道”发挥到了极致。这哪里是做隐士，骨子里是一套精明到家的世俗的处世哲学。
事实上，隐不在朝，亦不在野，唯在精神，酒隐才是得其精髓者。酒隐与李白式的酒仙不同，李白是“百年三万六千日，日日须倾三百杯”，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狂放、浪漫超卓的精神。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式的避世之隐也有不同，陶渊明人到东晋，“乱”也见惯了，“篡”也看多了，便不再有更多的牢骚，诗也就变得平和，于是，他便顺势做了“把酒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而酒隐则与中国士大夫内倾化的精神历程相伴生，是中唐以后的特殊的文化景观，追求的是一种由隐逸而超越的生命形态。与白居易同时的诗人孟郊唱道：“彼隐山万曲，我隐酒一杯。公庭何所有，日月清风来。”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去做“中隐”，虽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了一生，但一杯浊酒却浇出了他不息的生命之火。
至于宋代的苏轼，则可称为酒隐之圣了，他专作《酒隐赋》道：“爱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苏轼一生纯白，了无机心，屡遭贬谪而痴心不改，最后被贬至天涯海角的琼州，死于北归途中。但又正是这次岭南和海南之贬才使他成为真正的“达人”，达到了与天地同参的境界，而入此境界的梯航便是酒。他在《浊醪有妙理赋》中说：“沓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苏轼因精神的隐逸而获得了超越，再因超越而观照现实，终于走向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人格的顶峰。
诗至中唐转衰，人至中唐亦转衰。其实，诗与人都被玩弄于历史的股掌之上。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历史的颓势既不可挽，个人的生命状态却可以再加雕琢，使其变得更为精致，于是酒隐便出现了。他们在世俗的人伦生活中消隐自己，却又超然于碌碌尘世之外，正是“无为而有为”，“无知而有知”，“极高明而道中庸”。说白了，就是在你什么事情也干不了情况下，便回家烧火做饭、生儿育女，只要你能以独立的精神价值来看待这些俗事，使日常琐事超越了其具体意义，你就还是圣人。
酒隐是酒与隐士历史性融透的结果。以苏轼为代表的酒隐模式是对孔子的道隐、庄子的心隐、东方朔的朝隐以及魏晋的林泉之隐和白居易的中隐等诸种隐逸模式的综合和升华，并兼取了禅宗的行世精神。酒隐的精神指向仍然是积极进取的，酒隐主张以醉酒这种外在的形式来仕中取隐，不放弃外在的具体职位，但更注重人格的独立与高洁。庄子之隐对酒隐的影响尤大，酒隐把自由的生命本质看得高于一切，至于魏晋林泉之隐的非暴力、不合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坚持清纯的文化理想等诸多特点，酒隐也多所接受。从时代先后的承继关系上来说，酒隐与白居易的中隐模式离得最近，酒隐模式的大行于世，乃是对中隐模式的实用性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对其庸俗的一面进行了彻底的扬弃，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新的隐逸模式。
酒隐之现世，真乃大有意味。其精神本质就是人在无可奈何时既不反抗，也不投降，只求保持心灵的自由，这或许多少有些精神胜利法的嫌疑，但民族精神的一脉正义与神圣庶几维系于此。
（参见《宋史》等）
15.名士与酒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清华讲课，据说特别推崇《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一段话：“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看来，要做名士，首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嗜酒，一是爱发牢骚。
若论名士的正宗，恐怕当数魏晋时期为多，何以如此？盖时至魏晋，政治紧缩而思想又格外解放，一方是统治者大倡“名教”，“以孝治天下”；一方面士人却又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两方面的撞击就带来了所谓的“人的觉醒”。当时的大名士阮籍就曾唱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其对现实的愤懑、对生命的体悟以及无所归依的忧伤情怀一千多年来不断地震撼着文人士子的心。
魏晋时期离汉不远，士人们对“乱”和“篡”还看不惯，总是希图恢复两汉的伦理纲常，所以便要发牢骚。孔融看不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便专门找茬儿捣乱。一次，曹操出于经济考虑颁布了一道禁酒令，借口是酒可以亡国，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历史上也有女人亡国的说法，为什么不禁婚姻。后来，曹操终于栽给孔融一个“不孝”的罪名，把他杀了。至于稍后的“竹林七贤”，就更是借酒发牢骚或借酒避祸的名士了。阮籍志气放旷，容貌俊美，嗜酒能啸，好老庄而不羁，在当时名气很大，连晋文帝都慕其声名，想为自己的儿子（即后来的晋武帝）向阮家求婚。阮籍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无计推托，便一连大醉数月，使得皇帝派出的媒人始终没有机会开口，最后只得作罢。对于这类“任诞”的事，《世说新语》多有记载。据说阮籍的邻居开了一家酒店，店家的主妇十分貌美，阮籍常去喝酒，醉后便躺在主妇的身边过夜。阮籍“思无邪”，店主、主妇、阮籍的妻子也不以为意。这些蔑视名教礼法、惊世骇俗之举，只有酒醉之后才可行之于世。
刘伶喝酒似乎较为纯粹，他不仅作《酒德颂》，恐怕还是中国的第一大酒徒。刘伶身短貌丑、寡言少语，唯以饮酒为乐，他常坐一辆鹿驾小车，携酒出游，命仆人带着铲子紧随其后，说：“我死在什么地方，你就把我埋在那里好了。”其实，刘伶饮酒也有借酒盖脸、蔑视礼法的一面。
东晋名士陶渊明同样好酒，阮籍曾因步兵厨善酿美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也因做彭泽令便让官田都种秫用以酿酒。如果如果说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是借酒发“疯”的话，陶渊明则是借酒浇愁的代表人物了。陶渊明内心的积郁是极多的，不要看他做了一位恬淡的田园诗人，内心的痛苦还是不断地流逸出来：“……风来入户房，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夜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壮志难酬，时光掷人而去，此情此景，何以慰怀？恐怕只有“对酒当歌”了，他的《饮酒二十首》便是明证：“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提壶抚寒柯，望远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在陶渊明那里，酒与山、水、琴、诗、松、菊相契合，一道成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因此，与魏晋名士相较，陶渊明少了一些沉痛与放旷，多了一些恬淡与感悟，更注重对文化盈虚之道的体味和乐天知命的生存态度的彰显。所以，陶渊明在魏晋名士之外又开启了以酒消解悲剧意识之一途。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宜长放眼量。”但魏晋文人是只有发牢骚的风度而无“放眼量”的气度的。“牢骚太盛”乃是名士的执著，“放眼”“风物”则是政治家的策略，二者不同远甚——世上是原无发牢骚的政治家和善于谋划的名士的。屈原当年写《离骚》发的尚是温柔敦厚的牢骚，多少有至死不悟的嫌疑，但孔融对曹操、阮籍对司马氏却是清醒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鲁迅曾认为魏晋名士在骨子里比曹操、司马氏更维护礼教，实则是魏晋名士执著于一种美好的文化理想，而理想又必然同现实相龃龉，因此，发牢骚便成了名士的一种天然品格。至于酒，则是名士生命形态的催化剂。
（参见《晋书》等）
16.侠客与酒
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看来，不同的情景、物状会引起人的不同的联想。事实上，侠客确实好酒，侠无酒不显其壮，酒无侠不显其烈，侠客与酒结缘，实出于其内在的必然。
侠客之好酒，与普通酒徒之嗜酒相较，其高下之分，判若云泥。在侠客那里，酒绝不仅仅是佐餐之物，更是生命的滋养品。侠有酒的滋养，才得以剑气纵横；酒入侠肠，酒才具备了生命形态。侠与酒，在其文化品格上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