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与自己同等身份的人，邓绥常常克己事之，即使是宫人隶役，邓绥也不摆主人的架子。有一次，邓绥得了病，按照当时的规定，外人不能轻易进宫探视。和帝特别恩准邓绥的母亲和兄弟进宫照顾，并且不做时间上的限制，这在当时看来，是特殊的恩德。邓绥知道后，便对和帝说：“宫廷禁地，对外人限制极严，而让妾亲久留宫内很不合适。人家会说陛下私爱臣妾而不顾宫禁，也会说我受陛下恩宠而不知足，我受别人的议论倒是小事，损害了陛下的威德我实在担当不起。这对陛下和臣妾都没好处，我真的不愿您这样做。”和帝听后，觉得她是个识大体的人，非常感动，说：“别的贵人都以家人多次进宫为荣，只有邓贵人以此为忧，这种委屈自己的做法是别人比不了的。”从此对邓绥更加宠爱了。
邓绥虽然得到和帝的宠爱，但一点儿也没有显出骄傲的样子，反而更加谦卑。她知道皇后阴氏的脾气，也隐隐约约感到因为皇帝过于宠爱自己而使其对自己有所忌恨，所以对阴氏更加谦恭，皇后也不好过于找她的麻烦。每次皇帝举行宴会，别的嫔妃贵人都竞相打扮，服装非常艳丽，以此来炫耀自己。只有邓绥独穿素服，丝毫没有装饰。她非常细心，每当发现自己所穿衣服的颜色与阴氏的相同或相似时，就立即进行更换。若与阴氏同时进见，她从不敢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抢她的话头。
邓绥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谦恭，她的这种品德进一步赢得了和帝的好感，皇后阴氏的傲横和嫉妒倒令皇帝感到讨厌。后来，皇后逐渐感觉到邓绥对她的威胁，就采取阴险刻毒的手段来对付她。永元十四年（102年），阴氏与人制造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不料阴谋败露，阴氏被幽禁，后忧愤而死。
阴氏死后，和帝很想立邓绥为皇后。邓绥知道后，觉得不合适，自称有病，躲藏起来，以示辞让。这反而激发了和帝立后的决心，他说：“皇后之尊，与朕同体，上承宗庙，下为天下之母，只有邓贵人这样的有德之人才可承当。”永元十四年（102年）冬，邓绥终于被立为皇后。
孟子曾经说过：“以顺为正，妾妇之道。”这是对那些只知道顺从“上级领导”而没有自己见解的人的辛辣尖锐的批评。而邓绥与孟子所说的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她的行为的确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看成是封建糟粕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的就漆黑一团了。
（参见《后汉书》等）
10.功成身退，天地之道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这话真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
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论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廉颇一生立下了无数战功，到了老年时仍贪功不退。后来，秦国攻打赵国，这时廉颇正受到赵国的疏远，避居在魏国，赵王派人去看廉颇，看他是不是还能带兵打仗。廉颇壮心未老，还想建功立业，于是，饱餐一顿，向使者显示自己的饭量，并披甲上马，大显英雄本色。但最终还是因为仇家郭开作梗，让使者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他已经老迈无用，不要说立功了，廉颇连自己的故土也没有能够回去。
汉武帝征讨匈奴，李广已经立了很多的功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封侯，因此，他请求做前将军出征。汉武帝因李广年事已高，过了好久才答应此事，任命他为前锋。这一年正是元狩四年，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了关塞后，卫青捕到了一个俘虏，得知了匈奴首领单于的位置，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单于，却命令李广的军队合并到右将军的部队中去，从东边出击。东路稍微绕远，而卫青他们大部队的道路上，水草很少，势必不能屯兵宿营。李广请求说：“我本来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下令调我从东路出兵。且我从年轻束发时起就一直与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了一个与单于对战的机会，我愿意担当先锋，先与单于拼一死战。”而大将卫青暗中受了皇帝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战，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李广坚决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写了一道命令，直接送到李广的军部，并说，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命令上所说的办。李广没向大将军卫青辞行就起程了，心里特别生气地来到军部，率领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会师从东道出发，但终因走东道误军而自刎。
汉宣帝的时候，先零羌曾经反叛，营平侯赵充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非常自信，认为当时的汉将还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受诏命于金城平定了羌族的叛乱，可他的儿子赵卯却因为平羌之事招致了杀身之祸。
汉光武帝时期，五溪一带的蛮人反汉。新息侯马援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在皇帝面前“据鞍顾盼”，以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光武帝对他大加赞赏说：“老将军真是神勇不减当年！”于是，任他为帅，领兵平叛。后来马援在壶头山死于军中，真是应了他的话：“男儿当马革裹尸而还！”
唐朝代国公李靖本来是养病在家，这年正遇上吐谷浑族侵犯边境。他听说后马上去见丞相房玄龄说：“我虽然年迈，但对付蛮夷之人尚可，平叛还是没问题的。”但他平叛归来后却遭到别人的陷害，差一点儿招来杀身之祸。到唐太宗伐辽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还说：“我现在虽然是年老体衰，如果陛下不嫌弃，我照样可以披甲出征。”
郭子仪八十多岁还任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使。实际上他早已功成名就，该自动让位给后来人了，却一直不求身退，最后的结局是被德宗给罢免了。
历史上这几个人，哪个不是英雄，堪称人中豪杰？但他们都不免被功名牵累，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文臣以运筹之才辅国，武将凭决胜之勇定邦，人们成就功名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名声，古往今来的贤卿大夫们很少去琢磨这道理，不去珍重自身，让人不禁感叹急流勇退的人太少了！
（参见《容斋随笔》等）
11.如何才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任何朝代的帝王将相都希望能用最小的力气来获得最大的政绩，但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只有寥寥数人和寥寥几个朝代的特定阶段而已。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使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定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不如！”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孰优孰劣？”惠帝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圣明。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制法令，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
曹参就这样主持相府整整三年，竟得讴歌。他本来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关键是汉初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实在是历史的需要。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主张不必事必躬亲，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也有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收拢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特别注意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他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钩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种行为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顾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他们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教人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圆融通脱的大智谋。与生杀予夺的刚硬之道相比，无为而治似乎不是那么声威显赫，但它却是一种最为聪明、深刻和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宋史》等）
12.上善若水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意思是说最好的治国治民的方法是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其本性来引导梳理，不要与事物相抵触，应该像流水一样，随物赋形。水虽然是至柔之物，但最后能把一切东西都填平，实际上就是最后包容、征服了一切。确实，在为政之道上，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廉范，字叔度，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的后人。他曾任过云中（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武威（治今甘肃武威）、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等郡的郡守，有丰富的治理民众的经验，很有政绩。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廉范被任命为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太守。蜀郡民俗崇尚文辩，喜好持己见以论短长，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约束，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俗。廉范常常劝勉他们，从不听那些妄言虚说。
成都在当时是富庶之城，人口众多，民居稠密，城里的居民有夜间干活的习惯。廉范任蜀郡郡守以前，历来的郡守都禁止百姓夜间干活。因为夜间工作点火照明，十分容易失火，而一旦失火，就会使大片房屋被烧，难免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百姓们仍不顾禁令，常在夜间偷着干活，由于不敢公开点火，火灾的发生反而更加频繁。廉范任蜀郡郡守后，没有再下什么禁令，而是首先取消了以前的禁令，允许百姓夜间点火干活，但严格要求家家储备足够的水，以便能及时将火灾扑灭。
自从廉范采用了这一新办法后，成都地区不但火灾减少，而且百姓有了更多方便。百姓们作歌唱道：“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意思是：廉大人来蜀郡做官来得太晚了，他不禁我们点火，让我们夜间安心劳作，使我们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好日子。
廉范治蜀，无为而治，实在是值得钦仰的。
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对无为而治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唐宪宗继位不久，就召集大臣讨论如何治国，他希望通过讨论来确定正确的治国方略。杜黄裳在削藩问题上给宪宗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平定了藩镇的叛乱，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因此，宪宗十分器重他。这次，宪宗与大臣讨论如何治理好国家，其实主要是想听听杜黄裳的意见。宪宗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操劳，卓有成效；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也能垂拱而治，他们各自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
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必然朝夕忧劳，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和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制定法则，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赏罚分明，不失信用，选拔与任用都出以公心。这样的话，哪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杜黄裳又说：“贤明之君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可一劳永逸，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应由职能部门去办理，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如果事必躬亲，那就会管不胜管。”
看到唐宪宗认真地听，他就又举例说：“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每天一定要阅读一定数量的奏章，不可谓不勤勉了；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检验发行文书；隋文帝在议事的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这些人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他最后总结说：“一般来说，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不忠诚其君主，上下不能同心，要以这样的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杜黄裳确实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所论述的道理应该是千古不易的，即使用今天的观点看来，他的主张也是完全适用的。
（参见《后汉书》、《旧唐书》等）
13.千古一坡仙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以上是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中国的封建官场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苏轼一生纯净，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这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他一生岂止是“三起三落”，简直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度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磨难，他才在被贬谪到海南岛的这一最为艰难的时期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苏轼这样的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太少了。下面对苏轼的艰难和光辉的人生道路作简要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