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说得华阳夫人的姐姐在心里直点头。她倒不一定为异人着想，对于妹妹的未来，她却不能不考虑。妹妹无子，将来就很难做太后，即使做了，也不稳固，尤其是立一个生母还在的儿子做太子，那就更危险了。异人的生母已去世，如果能认异人为子，再立他为太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况且异人又有如此的孝心呢？她当即表示同意，愿意前去说服妹妹。
她见到华阳夫人，送上吕不韦带来的礼物，又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遍，申述利害，再动之以情，华阳夫人也觉得别无佳法，就同意了。华阳夫人软缠硬磨，逼着太子安国君去接回异人。安国君认为能把异人接回秦国也是好事，就派吕不韦想法儿接回异人。
华阳夫人私下告诉吕不韦，安国君已答应把异人立为嫡子，只是先别声张，以免异人的其他兄弟和赵国知道后再生事端。太子给了吕不韦三百斤金子，夫人为表示诚意，又加了一百斤。吕不韦就带着这些金子回到了赵国。
据说，吕不韦不仅要立一个国君，还想亲自成为国君。自己成为国君，就当时的情况看，那是绝无可能了，但如果能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国君，也是一样的，于是，他就安排下了移花接木之计。
吕不韦回到赵国告诉异人他将被立为嫡子的消息，异人真有死而复生之感，他从此活跃起来。由于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从此改名为子楚。诸事俱备，子楚也就准备结婚了。当然仍由吕不韦张罗这件事。在聘人之前，吕不韦请子楚到自己家里吃了一次酒。席间有一女子，名叫赵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能歌善舞、能言善辩，子楚果然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就托人索要。吕不韦开始佯怒，继而虚与委蛇了一番，最后当然答应了。就这样，子楚娶了赵姬，不到一年，就生了个儿子，因为生在赵国，取名赵政。他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其实，赵姬嫁给子楚以前就已怀孕，赵政应是吕不韦的儿子。
秦国围困邯郸日久，眼见即破，吕不韦恐怕赵王杀掉子楚，就加紧密谋逃跑。他用三百斤金子买通了一位把守邯郸南门的将军，告诉他说：“我是阳翟人，来邯郸做生意，全家都被困在城里，如果出不了城，不仅本钱蚀光，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就这样，吕不韦带着子楚、赵姬和两岁的赵政，逃出了邯郸。
当时秦昭襄王正在赵国督战，他们先见了秦王，秦王很高兴，把他们送回了咸阳。吕不韦让他们穿上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见，十分奇怪地问道：“你们先在赵国，现又回到秦国，怎么穿楚国的服装呢？”子楚立刻按吕不韦事先教会的话说：“儿子不孝，不能亲自奉事二老，但天天想着母亲，知道母亲是楚国人，就经常穿楚国的服装。”这使华阳夫人非常感动。
安国君赏赐了吕不韦，子楚住在华阳夫人的宫里，下一件事就是等待被立为太子了。
子楚归国后不久，秦昭襄王病死，安国君即位，是为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秦孝文王不久病死，其子秦庄襄王相继病逝，十三岁的赵政即位当了秦王。
吕不韦的儿子当了国君，吕不韦也权倾一国，他当初的设想完全实现了，但是，他的地位也越来越危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秦王赵政越来越懂事，吕不韦跟赵政的母亲私通的事，在秦国早已不是秘密，若有朝一日传到赵政的耳朵里，即使赵政当时不便发作，迟早会找吕不韦算账。为了满足太后的需要，吕不韦必须找到一个替身，经过一段艰难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嫪毐的人。这个人也和吕不韦一样，既有野心又有心机，还愿意冒险。于是，吕不韦把他扮作太监，帮他混进宫去。原来，按照原来的礼仪，男子在进宫之前，必须把生殖器用毒药腐蚀掉或是切掉，成为太监，才能出入宫禁，以免和妃子宫女私通，乱了龙种。吕不韦为了给太后送个面首，是不能切掉嫪毐的生殖器的。他用重贿买通了主管宫刑的官吏，假造了证明，让嫪毐拔去胡须，拔去眉毛，涂上脂粉，扮成太监，送给了太后。嫪毐十分善于逢迎太后，不久就同太后打得火热，因太后执政，大权也就渐渐地落到了嫪毐手里。
时间长了，情意暗生，太后与嫪毐竟似结发夫妻，居然忘了赵政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他们看着自己生的两个儿子，越想越为两人的前途命运担心。嫪毐与太后情浓之际，也顾不了许多，准备在一定的时机，废了赵政，立他的儿子做国君。谁知这些密谋竟因嫪毐一时疏忽而被查出。
一次，嫪毐酒醉之后与人发生猛烈的争执，他气愤不过，竟然大呼：“我是国君的假父，谁敢与我争执！”这证实了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的宫廷绯闻。那个与嫪毐争执的人立刻跑去向赵政报告。当时，赵政已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按古礼已到“弱冠”之年，可以亲理朝政了。于是，他就严令官吏调查此事。结果，查出嫪毐并非宦官，并经常与太后私通，还生有两个儿子。因为当时还是太后专权，赵政一时无法处置这件事。
不久，赵政按秦国的习惯在雍地举行加冕典。加冕之后，太后就必须还政给国君。嫪毐知道，赵政一旦回到咸阳，他就绝无生望，于是，趁赵政不在咸阳之机，他盗用秦王和太后的印玺，发兵攻打赵政。赵政事先做好准备，故轻而易举地平定了这场叛乱。嫪毐因兵败被杀，其余十二名叛乱首犯也被车裂示众。
赵政还把他的母亲迁出咸阳，放逐到雍地去居住。最亏本的应算吕不韦了，他心机算尽，还是难逃这一天，叛乱平定后，他的所作所为也无法隐瞒，因而被罢相免官，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宫廷的秽乱无时不有，其丑恶无耻是常人难以想及的，但像吕不韦、嫪毐和赵政的母亲三人之间的宫廷绯闻恐怕还不多见。尤其是吕不韦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实在是开了中国“官商一家”的先河，其千秋功罪，即使我们这些后人，又能怎样评说呢？单就吕不韦的这次经营活动来说，他最后是据有了天下，获得了说也说不完的利息呢？还是蚀尽了老本，落得人财两亡呢？真是无从说起。
再说两句题外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丞相赵绾建议沿袭旧制，分封子弟；而廷尉李斯则反对分封，主张设郡县，置官吏。一般人都说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但仔细想想，他有了如上的家庭生活经历，还能有多少家庭亲情呢？他还有多少传统的道德信仰呢？难道还能希求他亲爱自己的血族成员而把土地分给他们吗？其实，秦始皇残暴的性格也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例如，当他灭掉赵国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当年欺压他们母子的人全部坑杀。秦朝的灭亡，跟秦始皇的残暴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居然也能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说什么好呢？
19.经义决狱
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不能说不发达，历代的法典可以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似乎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量刑的轻重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判刑的方式上。如汉代就盛行“经义决狱”和“原心定罪”。
所谓经义决狱，就是以礼入法，把礼仪当做法律，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春秋》及其他经典上的有关记载、论述甚至只言片语来处理诉讼案件。据说，这种情况开始于董仲舒。且看下面董仲舒用《春秋》及其他经典来处理诉讼案件的例子。
当时有一个无法判决的疑案，地方官交给了董仲舒。案情是这样的：甲没有儿子，在道路的旁边拾了一个别人抛弃的婴儿乙，并将其养育成人。后来乙杀了人，并把杀人的情况告诉了甲。甲不仅没有告官，还把乙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应以连坐之罪一起处死的，董仲舒不同意这种判决，提出甲当何罪呢？
董仲舒说：“甲没有儿子，但他把乙养大了，虽然不是他所生的，但谁又能把他夺去呢？《诗经》上说：‘螟蛉有子，自己不养活，另一种叫做蜾蠃的昆虫把它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也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了。按照《春秋》大义，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隐匿罪过的（按：《论语》中有“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话。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老师，有一个人偷了别人家的一只羊藏到了自己家里，他的儿子看到了，当地的执法官来到他的家里向他索取这只羊，他的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应该帮他的父亲把羊藏起来。”孔子的学生十分不理解地问道：“那么，这个人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孔子回答说：“儿子帮父亲隐藏赃物和罪过，其中就已经含有正直的品格了。”），因此甲可以为乙隐匿罪过。
于是，皇帝听了董仲舒的话，就下了一道诏令，说甲可以不受连坐的处分。
看来，汉代关于父子关系的认定与我们今天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董仲舒还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甲有儿子乙，当时由于家境贫困，就乞求丙来养育。后来，丙把乙养育成人。有一次，甲喝醉了酒，就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听了以后很愤怒，就把甲殴打了一顿。甲认为这是儿子殴打父亲，十分生气，就告了儿子一状。按照当时的法律，儿子打父亲的惩罚是很重的，但因为人们对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有争论，就把这件案子交给了董仲舒。
董仲舒又根据《春秋》之义说：“甲虽然生了乙，但不能养活，并交给了别人，父子之义已经断绝了，虽然打了甲，但不能按父子关系来判罪。”
下面的这个例子讲的是夫死再嫁的事，这不仅牵涉到一个怎样认识事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问题。
甲的丈夫乘船出海，遇上了风暴而身亡。但因找不到尸首，所以四个月也没有举行葬礼。后来，甲的母亲丙就把甲嫁入了另一户人家，被原夫家告发了。有人说夫死未葬，按照法律是不能出嫁的，她私为人妻，论罪应当弃市。
董仲舒按照《春秋》解释说：“我以为《春秋》上记载，有夫人嫁到了齐国，丈夫死了以后，没有儿子，可以再嫁。夫人是没有自己行动的权力的，只有听从尊者的话。她的母亲把她嫁了出去，不是自己有淫荡之心，不是私为人妻，都不应当受法律制裁。”
上面是经义决狱的例子，下面是原心定罪的例子。所谓原心定罪，就是根据当事者的动机来论处罪过的大小。这也有一个如何处理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的案件。
甲的父亲乙和丙因争吵而打架。丙以自己身上带的刀刺乙，甲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就用杖打丙，结果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乙。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儿子殴打父亲，论罪应当杀头的。
董仲舒说：“我认为父子乃是至亲，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打，没有不感到惊慌失措的，拿起杖来救助自己的父亲，不是要殴打自己的父亲。《春秋》上说：‘许止的父亲有病，许止给他的父亲吃药，吃了药之后父亲死了。当时主管法律的君子推究他的心理动机，认为是好的，就赦免了他的罪过，没有处罚。’因此，这个案子并不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那种儿子殴打父亲，不应当处分这个儿子。”
如果说上面的案例还都是处理很具体的案件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不仅仅是个“民事案件”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问题，但即便对于这样的问题，汉代也是根据《春秋》的意思来作出判断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公车令急忙入报。大将军霍光闻后大惊，因为卫太子刘据已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别人诬陷，受巫蛊之案的牵连，被迫造反，失败后出奔外地，被汉武帝下令追捕，后自缢身死，又怎会死而复活？于是，传令众臣前往北阙，审视真假。
众臣奉令来到北阙，围住这个男子，见此男相貌颇似卫太子，但声音举止一时难定真假。因为事关重大，大家一时都拿不定主意，无法回宫复命。国都中百姓，听说卫太子出现，也都纷纷出来围观，一时间来到北阙的竟达数万人。这时，京兆尹隽不疑闻讯到来，令从吏说：“何处狂徒，竟敢冒充太子，快给我拿下！”从吏闻命，立即蜂拥而上将那男子捆绑起来。在场的官员中，有一人素与隽不疑关系很好，见到此种情况，怕他惹祸，就走到隽不疑的跟前说：“真假尚未分出，是否从缓擒拿？”隽不疑道：“就是真的卫太子也没什么可怕的。春秋战国时期，卫公子蒯聩得罪卫灵公，出奔晋国。及灵公殁后，蒯聩的儿子陬继位，蒯聩欲返卫国，陬不让他回去，对此事，《春秋》且不以为非。那时，儿子当了国君尚且可以不让自己的父亲回来，何况现在呢？今卫太子得罪先帝，罪本当死，岂可再来此搬弄是非？况且，卫太子已死，如今怎知这个人就是卫太子呢？”在场众人听了以后，都认为隽不疑的话很有道理，立即散去。
隽不疑遂将此人交付有司审办。
经廷尉数日审理，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此人为阳夏人，叫成方遂，流落江湖，以卖卜为生。一天，已故卫太子舍人向他问卜，发现他的相貌和故太子刘据非常相似，感到十分惊奇。成方遂听后，忽生奇想，便将太子在宫中情况，详细问了一遍。待舍人走后，他便收摊归家，经过谋划，数日后便到了长安，幻想能冒充太子，取得荣华富贵。不巧碰上隽不疑，求福不成，反被下狱。起初他还不肯招认，直到有人作证。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听说后，十分感叹地赞道：“公卿大臣，不可不通经致用。今亏有隽不疑，否则真的要误事了！”
另一个例子也能说明汉代的这种现象。
东汉明帝时期的郭弘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熟习法律，被太守寇恂提为决曹掾，断狱三十多年，没有人不服他的判决。其子郭躬自幼承传父业，精通法律，有仁者之封，决狱多有高明的见解。永平年间，被召进宫，在皇帝的身边当法律顾问。
有一次，朝廷接到了一件案子，说是有兄弟俩共同杀人，但谁是主犯，一直未弄清楚。最后，明帝经义决狱，判兄长不好好教训弟弟，致使他杀人，所以兄罪重而减弟死刑。不料，中常侍孙章在传达诏书时出现失误，诏书内容被理解为其罪皆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当时的尚书认为，孙章的行为，实际上是假传圣旨，按律应当处以腰斩之刑。
明帝还算是有仁慈之心，他觉得这么判好像重了些，便把郭躬招来询问。郭躬说：“孙章之罪，只可处以罚金。”明帝问：“孙章伪造诏旨杀人，怎么处以罚金？是不是太轻了呢？”郭躬说：“孙章是错传了圣旨，但并非故意，推究其本心，乃是失误所致，与有意假传圣旨不同。按规定，应处以罚金。”明帝说；“孙章怎么可以说是失误呢？我听说他和杀人的兄弟俩是同县，可能以前有仇，所以我怀疑他是故意假传圣旨，挟私报复、借刀杀人。”郭躬说：“《诗经》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说，周代的贡赋均平，法律赏罚不偏斜。孔子说，君子不逆诈。意思说，不要以自己的意志事先对别人猜测。所以断狱万万不可凭自己意志而不顾事实。”明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这里，已经不是经义决狱，而是用经义来解决法律观念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看来，汉代的经义决狱的应用范围并不仅仅在处理刑事案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