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是宫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外，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顺便说到的是，晁错创议的削藩并没有真正削弱藩国，即使在平定叛乱以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但却被汉武帝采纳“推恩令”的政策而巧妙地解决了。
主父偃对汉武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国君对他们是很容易控制的。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不断的几十座城，土地方圆上千里。天下形势平稳时，他们就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则依仗自身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来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更容易产生了，前些时候，晁错实行削藩的政策，其结果竟使得吴、楚七国叛乱。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控制诸侯国的势力。
“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有十几人了，但只有嫡长子才可以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皇上的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皇上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但在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就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就是要求各诸侯国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诸侯自己的子孙因此会争权夺利，这样一来，诸侯国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了，他们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看来，主父偃要比晁错高明得多。但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历史却并不这样近视，它更重视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义。因为历史不是政治的奴隶，不是政治的妓女，而是政治的真正主人。今天，我们对晁错充满了仰慕，有几人记得那位“高明”的主父偃呢？至于现在流行的只管“身前事”而不管“身后名”的观念，那本来就是流氓的行径！
（参见《汉书》等）
16.官场不倒翁的“做官学”
今人有所谓的“关系学”一门学问，据说还是一门艰深的大学问，许多人为学不会而发愁。其实，这门学问如果要和古人的“做官学”比起来，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做官虽然看起来是一门极其高深而又十分神秘的艺术，其实表象与它的本质只隔一层纸，一旦戳破，人人皆懂。官场不倒的秘诀有二：一是不辨是非，良心丧尽；二是见风使舵，善投新主。
然而，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学得会的，这就看你是什么人了。恪守信念、宁死不屈是书生品格，也是仁人志士的处世信条。而官场不倒翁的人生哲学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和两条格格不入的观念，要想把这两种观念统一起来很难。道理很简单，前者是做官，后者是做人。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做官和做人往往是分离的。做官者多用法家之术，虽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只要能保官位，能成好事，就不管其手段和方式，不问其性质和目的；而做人呢，或奉儒，或信道，总而言之，是要为理想的信念活着，这就难免在现实面前碰壁。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出现这种怪异而又正常的现象：官格与人格的背离。很显然，好人难做官。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宣布：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就是五代十国时期。他的根据是什么，暂时无从得知，但这一时期倒是出现了两个官场不倒翁，似乎可以为钱穆先生的论断做个小小的注脚。
张全义是历仕三个朝代、奉事过八个皇帝的官吏，一个人居然能在三代做显官，为八帝所宠幸，实在是中国仕宦史上的奇迹！
张全义，生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濮州人，原名张居言。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为了生存，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后来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他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在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义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
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来也无法抵敌，于是他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这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力大了些，但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剽掠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加上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对送粮官员大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因此，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必须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疑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再启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前去收复河阳。张全义早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河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
朱温对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生怕他在什么时候反过来咬自己一口。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只在洛阳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在他的努力之下，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然后，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在治理洛阳时，张全义确实立下了功劳。
在他任河南尹的时候，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想废掉唐朝，建立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朱温生怕他反对自己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此时，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义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的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晋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五代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期，不仅出了像石敬瑭这样的“儿皇帝”，皇帝们的生活也极其无耻，朱温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后梁皇帝，到了谁家里，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硬让人家陪宿，居然还能不以为耻。作为大臣，张全义也碰上了。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的家里，朱温竟要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愤恨不过，磨刀霍霍，发誓要杀死朱温。可张全义不同意，他极力劝阻儿子，并说：“朱温曾经救过我的命，他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其实，张全义恐怕不是为了报恩，欲图报恩，可用别的方式，何必如此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官位。
人能委曲求全至此，也可谓有涵养了！
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父子，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以示对他的忠诚和好感。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来替朱温置办军需品，十分恨他，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勖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表示愿意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
后来，张全义又表忠心，李存勖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备起来，使得李存勖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习惯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求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他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终于又在新朝站稳了脚跟。
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后唐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此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极力向李存勖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很有利。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未与赵在礼开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勖。这一下可把张全义这个推荐人吓坏了，恐怕被李存勖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饿而死。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掉了。
张全义生于825年，死于926年，活了七十五岁。他倒也未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倒是在治理洛阳时，还有可以称道之处。我们今天要问的是，难道做官一定要以损害人格为代价吗？
比张全义还绝的是同一时期的冯道。他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据说他自幼性格敦厚，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有多大。
唐朝末年李克用割据晋阳，从欧阳修的《五代伶官传序》里可以看出，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期，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冯道大概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他。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