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皆不使其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朱元璋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做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
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得以寿终正寝，活了七十多岁。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只有明一代，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以后，明代的君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
其实，权力的“棘杖”内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内刺犹在，是无论如何也去不了的。此杖弃之不得，握之扎手。这就是历史，任何人对之都无可奈何！
（参见《明史》、《史记》、《后汉书》、《明鉴》等）
14.谁是中国历史剧的最大导演
这里说的不是影视导演，而是历史活剧的导演。
要寻找这样的导演，首先要寻找具体而又典型的历史大戏。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用现代戏剧观点看，赵匡胤兵变、登基的过程具备了十分典型的“戏剧结构”。
赵匡胤是如何登基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黄袍加身”，一是陈桥兵变。
大史学家司马光他在的《涑水纪闻》中就说：“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意思是说有人强行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宋代的官僚文人这样说，后来的正史也多持这样的观点。但民间似乎就不同了，疑为宋人所作的《大宋宣和遗事》和明代的《喻世明言》就直称“陈桥兵变”。不要小看这称呼的不同，其中的区别可就大了。如果是黄袍加身，赵匡胤就是无辜的、无奈的、被迫的，在道义上就可以不受谴责；如果是陈桥兵变，赵匡胤可就变成篡权者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都城东京（开封）。
京城里一派节日气象，尤其是大臣们，在忙着朝贺新年。就在这时，朝廷接到了北边镇州、定州的紧急军报，说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怎么也得让皇帝过好这个新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大年初一上奏这样的军情？即使十万火急也不行。可偏偏就在这时，边报来了。如果皇帝能够指挥若定，这时来了边报也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可偏偏后周当时的情况是“主少国疑”。所谓主少国疑，就是君主年少，国人疑惧，也就是说国家缺少主心骨，全国上下疑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谓“无巧不成书”，无巧似乎也不成历史。但历史真的那么巧吗？是否背后有人处心积虑地操作呢？不得而知，因为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谜！
接下来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想见，是朝堂上一片混乱，本来大家都是满面红光地祝贺新年，现在却一个个变成六神无主了。
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呢？发兵啊！对了，这正是有人想要的结果。两个宰相，范质、王溥，不加任何核实，不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当时就以周恭帝的名义下诏让赵匡胤带兵北征。这样做，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仓促遣将”，而仓促遣将，十有八九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是不是因为后周朝廷听从了赵匡胤的调遣，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赵匡胤做了什么，我们却是知道的。
首先，他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于正月初二率军先行。慕容延钊不仅在资历、声望诸方面都超过他，更重要的是慕容延钊并非铁杆的拥赵派，不是他的核心成员，如果让慕容延钊与自己同行，无疑是多了一层顾虑；而让慕容延钊先行，赵匡胤紧随其后，不仅免除了心腹之患，且一旦兵变成功，就可以切断慕容延钊的后路，使他进退维谷，自然就容易导向赵匡胤这一边。这叫清除外围。
第二，赵匡胤并不是把所有的亲信将领全都带走，而是把石守信、张令铎等留在开封，目的是既做内应，又牵制负责守卫京城的韩通。这叫设置内应。
第三，赵匡胤特地来向韩通辞行，不仅表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还仿佛说：“我走了，这里的事情就靠你了。”使韩通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这叫麻痹对手。
第四，九年前，郭威拥兵入城自立，在开封纵兵剽掠，人们对此不仅记忆犹新，更是心有余悸。如何使人心安定下来，并能接受自己回城，实在是令赵匡胤大伤脑筋的一件事。对此，赵匡胤处理得可谓十分巧妙。他先是在慕容延钊出兵当日就散布流言，说是“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这令人们十分惊慌，唯恐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正当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赵匡胤于正月初三率军出行，奇怪的是，他的军队纪律出奇的好，这无疑向开封市民宣布，如果我这个点检真的回来做了天子，绝不会抢掠你们，你们不用害怕。这样，将来自己真的突然君临开封，市民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他，说不定，市民还会对他感激涕零呢！对于市民的心理，赵匡胤可谓琢磨透了。这叫准备舆论。
如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不是处心积虑，如何能做如此周密的安排呢？
至此，赵匡胤该出发了。
正月初三的当晚，赵匡胤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所谓“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从何处突破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神道设教”。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假借上天、神或是其他超人间的方式来言语或是解释某些事情，从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历史上，这种方法是极其盛行的。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在夜晚设了篝火，学狐狸的声音叫喊说：“大楚兴，陈胜王”；元朝末年，韩山童派人到处传唱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见歌谣流传很广，就秘密派白莲教教徒用石头凿了一个独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然后趁着夜色偷偷将独眼石人埋到将要开挖的黄河河道中。这些都直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由头，其作用是巨大的。
赵匡胤似乎也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禁军军校苗训。苗训是殿前散员第一直散指挥使，《宋史》称他为“知星者”，“善天文占候之术”。这样的人在当时本来就极容易发挥影响力，更何况有一定的军权！这时，苗训站了出来，《宋史》记载，他“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这是什么？是表演！当时的情景也许是苗训大呼小叫地跑去找到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楚昭辅，说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这样就引得许多好奇的人来观看。苗训指着天上说：“天上居然有两个太阳，黑光摩荡已经很久了。”楚昭辅也看了一会儿天上，煞有介事地说：“嗯，是的。一日克一日，自古如此，这是天命。”楚昭辅是个“文化人”，对于军人，“文化人”总是很神秘的。那时的军人显然缺少“科学精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何况改朝换代往往会给军人带来抢掠的机会，也会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些许的刺激。
应该说，序幕进行得十分顺利。如果不是这样，这点儿事情，正史、野史、笔记、杂谈就不会对此加以记载甚至津津乐道了。
由天命到人事，是发展的必然逻辑。大家将另一个“日”与赵匡胤联系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如何将这件事说出来，仍然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军人来讲也不难找到。《长编》（卷一）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记载说，当时就有一大群将领聚集在一起，唧唧喳喳地议论，后来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令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能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多好的理由啊，可谓有情有理。情是人之常情——皇帝年幼无知，大权被“奸臣”把持着，我们出了死力，国君也不知道，岂不是白出力吗？这样的傻事谁干！理是正理——我们决不是不顾国家，而是“先安内后攘外”，而且只有先安内，其后才能更好地攘外，否则国家是保不住的。
至此，兵变已正式开始。不过，这仅仅是开端。
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就是谋士——也就是军师，如果仅靠一群武夫，是成不了大事的，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只有文武相济，才能大功成矣。果然，此时那个后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赵普。赵普的及时出现，将兵变纳入了正轨。
有的记载说，赵匡胤的心腹李处耘把将领们汹汹不安的情形告诉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然后二人又找到了赵普，正在商量的时候，众将一拥而入。
据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赵普对此事的处理可谓是一个经典案例。
赵普首先对众将说：“策立新君，是天下最大的事。这样的大事，是要详细周密的安排的，你们这样随便，这样狂乱，怎么可以！”言外之意，如果策立不成，大家都要有族诛的危险。众将听了，面面相觑，没想到兵变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样，将士的气焰就被压制住了，只有压制住了将士的骄横之心，才能控制他们——这是弹压。
但如果压制得过分，使他们不敢兵变，那也不行，因此就需要激将。于是赵普说：“如今外敌入侵，我们应该先打败了入侵的外敌，回来再讨论这件事！”众将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因为战场乃是生死之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着回来，而不立新主，战胜的可能性很小，再说，如果真凯旋，到那时谁还愿意兵变？所以众人坚决反对，并且说：“现在政出多门，我们无所适从，不如赶紧回到京城，让太尉（赵匡胤）做新君，然后大军慢慢地北上，破敌不难。如果太尉执意不肯做皇帝，恐怕军队就不肯北上！”——这是激将。
此时，赵普已经控制了众将的心理，但还要用恫吓的方式给他们讲清利害，否则这些武人未必就听你的指挥。赵普说：“兴王易姓，虽然说是天命，也是由于人心。二日相争，赵氏上应天命，但至于是否能得人心，就要看众将了。”众将感到奇怪，都愿意听从赵普的吩咐，赵普就接着说：“如今外敌入侵，节度使又各镇一方，京城若是乱了，恐怕不只是外敌乘乱而入，各地的节度使也会转而反对我们，到那时，不要说富贵，恐怕我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众将没有意识到问题居然如此严重，至此，都惟赵普之命是从了——这是恐吓。
赵普见众人已入自己彀中，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条件：“入京城后，一定要严厉约束全军士兵，决不能滥杀无辜，决不能抢掠。如果能够这样，虽然你们暂时不很痛快，但可以长保富贵。”至此，众将怎么还能不答应，怎么还能不听指挥——这是掌握。
赵普采取了弹压、激将、恫吓、掌握的逻辑顺序，将事态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故事发展到这里，高潮即将出现，这就是所谓“黄袍加身”的一幕。
生活在北宋中叶司马光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笔记《涑水纪闻》的开端就记述了这一幕：
甲辰日的黎明，将士都披甲执兵仗，集合于陈桥驿的门外，欢呼聒噪之声一直传入驿中。这时太祖赵匡胤尚未起床，太宗赵匡义是当时的值日官，赶紧入内告知了赵匡胤，赵匡胤十分惊讶，急忙出来探看情况。诸将刀已出鞘，围在庭中说：“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人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黄袍，强行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众人都跪拜在院子里，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执意抗拒，但众人不听，强行将他架到马上，簇拥着逼他南行回京。赵匡胤自知不能扭转众将的心意了，就勒住马对将士说：“你们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给你们做天子。”众人都下马听命，赵匡胤说：“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都纵兵抢掠，叫做‘夯市’。如今，你们不能夯市，也不能侵犯国家的府库，事定之日当厚厚地赏赐你们；不然，就诛杀你们。这样可以吗？”众人都说：“好。”于是赵匡胤整饬队伍，自仁和门入城，无所惊扰，官民平安。不到一天，帝业就成了。
赵匡胤多么无辜！多么无奈！多么仁慈啊！后来的史书，大致是按司马光的意思记载的。
结局可想而知。
赵匡胤严密封锁消息，仅仅派出了楚昭辅和郭延赟分别向自己的母亲和石守信报告，而选择的进城时间，则是众臣早朝的时候。这时，石守信早已轻易地打开了城门，迎接赵匡胤大军进城。然后，早朝的大臣才得知消息。当时，如果未有诏令而擅自率兵进城，十有八九就是兵变，更何况正当主少国疑的敏感时期。宰相范质听到消息后，无奈地抓住王溥的手，十分悔恨地连声说道：“仓猝遣将，吾辈之罪也！仓猝遣将，吾辈之罪也！”然后就束手无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谓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
据说，唯一一个起来组织抵抗的将领就是负责京城守卫的韩通。韩通虽然忠诚，但有勇无谋，事先未作防备，急难之时，组织军士进攻石守信的殿前司公署，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石守信打败。其实，就是战胜了石守信又能怎样，反正赵匡胤的大军已经进城。韩通见事不济，急忙跑回自己的家中，结果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赶上，连他的满门妻小一并杀死。
虽然武力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文臣是否能归心，却是个大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赵匡胤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雄才大略，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都慢慢地显示出来。
当下的问题是取得大臣们的承认。赵匡胤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使用“苦情计”。他首先向范质、王溥等大臣哭诉，当然还是在陈桥兵变时的老一套，说什么深受世宗深恩，哪能辜负世宗啊，自己真是不愿意当皇帝，是属下将士所逼，他不知如何是好，并请宰相们给自己拿主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