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毋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
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但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钩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比如《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当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盖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有人说，骗人的最高境界是真诚，这话未必完全正确，但如果说做人的最高境界是真诚的话，应该没有人反对。但是，真诚要诚之有道，而不是没有策略，没有策略的真诚其实是傻子！
12.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历史往往上演着同样的戏剧。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三十四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像一个理不清的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如果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各个朝代的开国方式多有相似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罢，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取得的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由于萧何比刘邦的官位高，就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了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可招回刘邦，让他聚众来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时，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与众人公推刘邦为沛公。
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洛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在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做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之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使韩信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首领，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为了取得刘邦的信赖，甚至送子侄做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他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张良曾自己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进行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到了转变，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鼓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画谋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的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急流勇退，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唐高祖李渊做皇帝虽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前，但其开国之功比起李世民来却是相差甚远，不仅在南征北战、文韬武略方面比不上李世民，就是当初起事，也是受李世民等人的促迫。所以，一般说来，人们都把李渊和李世民并列作开国帝王。在唐太宗执政之后，有三位文臣非常有名，一是魏征，一是房玄龄，一是杜如晦。其中魏征是在李世民杀掉太子李建成以后从李建成幕府中归顺过来的，房、杜二人则是从始至终跟随李世民。
朱元璋与李世民相比，则是起自布衣，其奋斗历程也更为曲折复杂。在他消灭元军、扫荡义军的过程中，武将数徐达、汤和、常遇春立功最多，文臣当数李善长和刘基（刘伯温）。
刘基其人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民间传说他是一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一千年、后知五百年的奇人，事实上，他也的确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学，在辅佐朱元璋取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作用，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由于他见事透辟又不愿屈身仕途，开国后他急流勇退，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最后总算逃过了朱元璋的残酷诛戮，落得个寿终正寝。
但另一位文臣李善长虽然开国前立功甚多，开国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他见事不明，终落得个被皇帝赐死的下场，与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和刘基相比，他是一位只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李善长，字百室，1314年生。李善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小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些书，虽不能说深通文墨，但却懂得治乱之道。他为人很有心机，也很能干，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据记载，他从小就有雄心大志，想干一番事业。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因作战有勇有谋，被郭子兴提升为身边侍卫九夫长，后又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声威日振。朱元璋很重视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同乡故人，更为关注。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的部队进军滁州，正路过李善长的家乡，李善长慕名往投，朱元璋很热情地收留了他。
李善长给朱元璋上的第一课是把朱元璋的一位同乡抬出来做榜样，要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家乡与朱元璋的家乡相去不远，那位古代的同乡起自布衣，与朱元璋的出身极其相似，只因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又豁达大度，能招纳天下豪杰贤士，且能忍辱负重，所以最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鼓励朱元璋学习刘邦，代元朝而立。
朱元璋此时尚无明确志向，经李善长一讲，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从此，朱元璋树立了当皇帝的信念，李善长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信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幕府里做记室长，可谓百事烦扰，但他总是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忠谨之至。郭子兴虽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但他生性忮刻，易于猜疑，又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从中挑拨，多次险些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明，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把他身边的人抽调一空。一次，郭子兴又要调走李善长，李善长闻讯，忙跑到郭子兴面前，表示坚决不离开，除朱元璋外，他谁也不从，并且声泪俱下，十分情切。朱元璋深受感动，他俩虽结识不久，朱元璋已对他倍加信赖。
李善长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赢得威信，否则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1356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既攻占了许多地方，又连续苦战，所以易发生抢掠现象。在进入太平府时，朱元璋下令凡抢掠者斩首，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并未能完全禁止抢掠。
在取镇江时，李善长估计军队又要抢掠，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戏。朱元璋故意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城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赫赫大名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卒？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