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1882～1967年），浙江绍兴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著名爱国人士。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举人。后到上海，先后在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南洋公学求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先后参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生活日报》、《民国日报》等。1919年后，又兼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后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6年8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届扩大会议。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和复旦实验学校校长、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和驻苏联大使等职。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和谈失败后，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早年著有《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独立社印行），与黄炎培、张伯驹合译有《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其他散著见于各报刊。
一
清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1882年12月7日），邵力子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陶堰镇邵家溇村。初名景奎，字仲辉，取义“奎壁连辉”，进校时改名闻泰，又名凤寿，笔名力子。父亲邵霖，字诚斋，又名实斋，前清科举出身，曾任江苏“吴江县丞，分防盛泽镇”。生母张氏，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人。长兄闻益，字伯谦，前清秀才，擅长医术。
邵力子自幼聪颖好学，5岁能读《大学》、《中庸》，7岁入由叔父邵莲坡任教的家塾读书。10岁读完《论语》、《诗经》。后在家研读历代府县志及《会稽先贤传》、《会稽后贤传记》等绍兴地方文献。17岁受戊戌维新影响，入上海求志学堂学习。18岁考入广方言馆学法文，不久又考入苏州中西学堂学习。后因家境日窘，离校到吴江县盛泽镇任教。
1902年在母、叔再三劝嘱下，回乡应试。9月，中乡试第67名举人。此时，邵力子因受维新思想影响，无意仕途，毅然放弃殿试机会，决心再次到上海求学，寻找新路。江苏臬台朱智邀邵力子任文案，亦辞而未就。同年，邵力子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系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学习。该班由蔡元培任总教习，邵力子因此得以开阔眼界，启发了革命思想。1903年，马相伯在蔡元培支持下在上海创办震旦大学，1905年邵力子进该校学习，其间结识于右任，遂成莫逆。后因法籍神父南从周干涉学院的行政和教学计划，马相伯愤而辞职，邵力子等28名学生随之集体离校。1905年中秋，马相伯带领学生又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邵力子入校任教，并分管行政、教学。他们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用并收”的办学方针，提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为今后复旦开展革命活动打下基础。1906年10月，为求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同于右任一道东渡日本，经引见，见到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此后按孙嘱咐，学习和研究新闻学，为回国后着手办报，宣传民主思想积极准备。
二
1907年4月，邵力子同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大造革命舆论，进行反清宣传。使该报成为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1908年5月，《神州日报》遭火灾，无力恢复，被迫停刊。
1909年5月，在庞青城、柏小鱼、张人杰等人的协助下，筹集资金，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邵力子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该报旗帜鲜明，揭露官僚腐败，檄讨封建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反动当局嫉恨，仅出版了92天，即被扼杀。同年10月，邵力子等随即在法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宣达民情，鼓舞民气”，宣传反帝反侵略思想，呼唤民族觉醒。11月遭到帝国主义的仇视，又被反动当局封杀。邵力子被迫赴陕西，任教陕西高等学堂，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邵力子重回上海。10月，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的独立精神。邵力子主要负责报纸经理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编辑。笔名“力子”，取义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其后取消名号，即用“力子”为名。他们以报馆为阵地，扺掌而谈，奋笔直书，惊天地而恸鬼神，筚路蓝缕。基于它与“民呼”、“民吁”两报的血缘关系，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相衔接，风格和基调协同，这三份由革命派创办的大型日报，被人们誉为“竖三民”。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11年5月以后，《民立报》成为团结各方人士从事革命活动的桥梁和阵地，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7月，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活动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民立报》成为它的机关报。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遇害后，他曾继任主笔，“讨袁檄文，短小评论，大都出自邵、于二公之手”。1913年9月，《民立报》因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而遭禁停刊。
1913年10月，邵力子与于右任、叶楚伧等人在艰难竭蹶之中，筹办了《生活日报》，即《民国日报》的前身，继续宣传反袁斗争。1914年7月，邵力子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决心追随孙中山，捍卫革命成果。1915年12月，孙中山赶赴上海组织反袁斗争。为增强舆论力量，于1916年1月在上海创办了《民国日报》，成为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袁世凯垮台后，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日报》转为国民党机关报，由邵力子、叶楚伧等主编，邵力子担任总经理，负责编本埠新闻。在此后的“护法运动”中，邵力子通过《民国日报》，把孙中山对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展望以及下一步的斗争目标告诉人们，全力为“护法”斗争制造舆论。但不久，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叶楚伧，江苏吴县人。生于1887年，卒于1946年，名宗源，号卓书，叶楚伧是早年所用的笔名，后专以为名。他是著名的南社诗人和政治活动家。
三
邵力子多年紧随孙中山宣传民权、共和，支持武装起义，历经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但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革命究竟该走什么道路？邵力子陷入了怀疑、彷徨和苦闷。
1917年，在一个同样是封建传统积淀深厚的俄国，在一种叫做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并且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这不能不使邵力子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和追求。“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要闻版”头条位置，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而且对十月革命及其意义表示赞扬。此后又连续发表时评，宣扬公理，声讨帝国主义的“强权”，声讨反动政府。
5月5日傍晚，邵力子在报馆得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立即采取行动，通宵达旦赶写新闻报道，亲自参与排版、校对，以惊人的速度向上海市民和各界人士公布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次日清晨，他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先与部分教师及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商议，然后紧急集合全校同学，由邵力子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没有？赶快行动吧！”邵力子的鼓动，燃起了学生的激情，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他高校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运动中，邵力子自告奋勇充当学生们的顾问，帮助分析形势，指点方略，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通过《民国日报》发表时评，剖析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声援北京学生，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6月5日，工人开始罢工，而商人却迟迟未有行动，于是他又发表题为《快下个决心罢》的时评，竭力敦促商人觉醒，投入战斗。
在运动中，“三罢”洪流的形成，上海工人阶级的迅速觉醒，以至他们的斗争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中心，都是与邵力子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也显示出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敏锐的观察力。经过运动的洗礼，他本人观察社会、历史的眼光更具有穿透力，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发出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呼声。他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些都为他后来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参与共产党的创建，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坚决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准备了条件。正如邵力子自己所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四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开始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民国日报》社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成员与主编叶楚伧有了思想上的分歧，邵力子等人便于1919年6月16日在《民国日报》上单独开辟副刊《觉悟》一栏，由他担任主编，陈望道助编，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旨在反映时代的呼声，唤醒民众的觉悟，表达人民的意愿。
《觉悟》开始创刊时，只占四开一版的大半页，1920年扩大为四开两页，随报附送。从7月份起，每月发行汇刊单行本。它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经常展开辩论。它提倡工人组织起来，号召青年到劳动中去，主张妇女解放，关心青年的学习和生活，赞扬工人罢工运动，称颂农民革命斗争，很受进步读者的欢迎，有许多青年把《觉悟》当作自己的喉舌。邵力子亲自接待来访，答复来信，解决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撰写了近千篇短小精悍、寓意深切的短评、随感录和通信。《觉悟》从创刊伊始就比《民国日报》更为激进。到1920年8月，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邵力子、陈望道等人逐步把《觉悟》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国共合作后，《觉悟》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的灯塔。应该看到，主办《觉悟》是邵力子一生革命业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一生中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五
1920年1月，陈独秀到上海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3月，邵力子随陈独秀一起，与第三国际派赴中国的威经斯基（俄国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讨论中国的建党问题，并详细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宣传马列主义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事项。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该会转变为上海共产党，即后来所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任总书记，邵力子为最早的七位发起人之一。
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当时又担任着国民党的党内职务，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为此，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党员，他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可见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有特殊意义。他是仅有的两位国民党党员参加中共创建筹组活动的人（还有一位是沈玄庐，他后来退党了），他成了特殊的中共党员。邵力子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到报馆里工作，各学校还时常找我演讲，另一方面，我当时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了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这些职务，都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活动比较合适。加上那时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常与我捣乱，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
此后，《觉悟》成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宣传马列主义，批判各种反动思潮，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邵力子自己撰写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绝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救现在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觉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邵力子、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萧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计200多篇。在《觉悟》上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发表文章，使《觉悟》影响力极大。如鲁迅，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间，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论、小说、翻译作品14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等。《不周山》在《觉悟》连载了40多天。鲁迅的第一部小说《自序》也是在《觉悟》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自己撰文，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的小说集出版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在1922年《先驱》和《向导》创刊以前，《觉悟》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园地。邵力子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实际上是指它的副刊《觉悟》。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便着手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促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团结和教育革命青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工会，壮大工人阶级力量；解放妇女，吸引更多的革命力量。短短几个月，马克思主义学说迅速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壮大起来。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在上海市渔阳里2号开展筹备活动。毛泽东等12名代表于7月23日开始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上海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会场遭法国巡捕搜查，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邵力子因不能离开《民国日报》而未参加“一大”，然而他曾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积极参与“一大”的联络和总务工作，大会在上海无法继续进行时，他和王会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夫人）分头建议大会尽快转至嘉兴南湖续开。当“一大”在南湖续开之际，邵力子在7月31日《觉悟》副刊上刊登了署名“光亮”的《再论太朴论主义的选择》，作为向即将宣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献礼。文中严厉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义正词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的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彼的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
六
1911年辛亥革命后，马相伯和邵力子等人为复旦公学复校奔走京沪，呈文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得到孙中山的亲自批准复校。此后，邵力子就尽力支持复旦的教育改革，并兼任国文教师。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邵力子应聘为中文系主任。在教学中，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提倡学术自由争论，倡导教学相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支持学生开展抗战请愿。1938年，复旦大学因战事不能上课，邵力子又帮助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复校上课。他还尽力帮助傅学文创办了复旦附属小学。
1922年10月，在革命思潮影响下，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革除旧弊，改为上海大学，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出任副校长；1923年年底，于右任离开上海去广州任职，由邵力子代理上海大学校长。相当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集中在这里，如邓中夏、陈望道、杨明轩都是学校的教职员。根据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宗旨和培养革命人才的目的，开设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系，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实际问题，从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共产党的干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上大（上海大学的简称）师生坚决站在广东革命政府一边。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在邵力子、邓中夏、李立三等人的带领下，积极支持工人们的斗争。上海大学因此被誉为红色大学，把上大与北大并论，称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
邵力子关心家乡，他提倡故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资助扩建绍兴医院，增添医疗设备，改善故乡人民的医疗条件。他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先后出资兴办了明强小学、运川小学、棠荫小学和稽山中学，为故乡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
七
1922年，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展合作。当时国民党中以冯自由、张继等为代表的一部分顽固分子害怕“赤化”，竭力反对国共合作，于右任和邵力子等人则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于右任在当时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提出“合则两益，分则两损”，抨击甚嚣尘上的反共势力。邵力子也曾与反对改组的叶楚伧等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斗争，甚至在宣传国共合作过程中，受到茅祖权的无理打骂，但仍毫不动摇。于、邵二公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并努力身体力行。1920年，他们携手创立了的上海大学，就是国共合作的直接产物。
1923年，由于各种原因，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3人都曾提出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青年党员对他们3人都很不满意，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这是叛变。1923年8月，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在谈到邵力子等想退党一事时，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邵力子因被上海《民国日报》事务缠身，未能参加这次盛会，但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和推动国共合作作出的贡献，仍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他忠实地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宣传新三民主义。他告诉人们：“我们必须倾诚爱国，完成国民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邵力子牢记总理遗训，不断通过《觉悟》宣传工农，唤起广大工农觉醒。他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是医治我们中国唯一好方剂”的时代最强音。
邵力子在长期跟随孙中山搞革命的过程中也深切感到，必须创办军官学校，创造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他热心支持孙中山创办军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邵力子等左派在报社内受到排挤，并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被迫离开上海，从此《觉悟》遂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应蒋介石之邀，6月，邵力子到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10月，邵力子又兼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反复向军校师生强调，“武装力量要为人民而战，要成为人民的力量，由人民来掌握军队”，要努力把军校办成培育革命军人的摇篮。1925年，军校内部的进步分子与落后分子及反动分子的斗争加剧，形成规模颇大的辩论。邵力子虽不在公开场合谈论左右派的斗争，但他坚定地站在左派的一边，支持实践三大政策的革命青年。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力子被选为中央监委。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邵力子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被蒋介石派往莫斯科，代表国民党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建议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邵力子接受这个意见，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还专门为邵力子举行了欢送会，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11月，邵力子以国民党友好代表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当时，邵力子虽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但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与共产党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明确地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共民主革命的主张和一系列政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会议结束后，邵力子暂留苏联，被任为国民党代表，常驻中大，是校理事会成员之一，又是中大名誉学生。这期间他和国内几乎断绝联系。
1927年5月初，邵力子从苏联返回国内。途经上海，始知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他虽然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满，但还是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让邵力子仍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邵力子表示“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你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遂隐居在南京水西门一位老友家中。1928年2月，邵力子仍未放弃对蒋介石的幻想，去见蒋介石，当面表示反对“分共”政策，主张以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并希望他把北伐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表面上表示接受，并任命邵力子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参与决策。1929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邵力子本人曾说过：“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后，我决心不坚，追随了廿多年，难逃帮凶的罪名。”他自己这么说虽有些过重，但在此期间，邵力子确实为蒋介石出了一些点子，做了一些工作，干了一些不利于人民的事，这是邵力子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请愿。邵力子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当天他发表讲话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他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1月，邵力子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连任中央监察委员。12月，邵力子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初，邵力子辞去职务，回到南京。1933年5月，受杨虎城之邀，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任后，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邵力子不掌握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僻省光杆主席”。在行政人员的任用上，他也征求杨虎城的意见，因而同杨虎城相处颇为融洽。在陕期间，邵力子做事求实，注重实际。他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建设交通，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严禁鸦片，还提倡公务人员衣食从简，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予民休息。
1935年10月，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暗中挑拨，使张、杨相互牵制，从而加强对两军的控制和操纵，造成局势的混乱。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四处奔波，对张、杨晓以民族大义，力劝两位将军以团结抗战为重，消除猜疑，解除误会。鉴于特务的监视，邵力子有时也不得不发表一些“剿共”言论，装饰门面。但他赞同张、杨的抗日主张，通过隐蔽的办法支持西安各界人士的爱国抗战活动。邵力子支持西安各大专院校提倡的学术自由，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多种学说，都可以公开讲授，各种书籍都可以任人阅读。总的来看，邵力子为宣传抗日创造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对以后陕西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五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没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1936年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院
阅报知尚斤斤于野剿匪冶袁无一言及于御寇袁何贤者所见不广也浴窃谓叶觉悟曳时代之邵力子先生袁一行作吏袁而面目全变遥今则时局越作越坏袁不只一路哭袁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浴安得去旧更新袁重整叶觉悟曳旗帜袁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袁至祈省览遥语云院越人弯弓而射之袁则已弯弓而射之袁其兄弯弓而射之袁则已垂涕泣而道之遥此垂涕而道之言也袁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钥野开发西北冶袁野建设西北冶袁先生之志则大矣袁先生之办法则不可遥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袁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袁先生欲与之争野开发冶袁争野建设冶袁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袁取消它那一边袁则先生之野开发冶野建设冶必不成功袁此办法问题也遥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袁询谋佥同袁国人皆曰可行袁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袁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遥叶三国演义曳云院天下大势袁合久必分袁分久必合遥弟与先生十年矣袁今又有合的机会袁先生其有意乎钥书不尽意遥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12月12日，也就是邵力子收到毛泽东来信不久，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蒋介石在西安的军政要员同时被捕。12月13日，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向蒋介石表明，事变前他一点也不知道，并趁机劝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并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可以考虑。”同时，邵力子还劝说张、杨，要耐心工作，“务必”达到“保其（指蒋）安全，促其反省”的目的。16日，中共代表到达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结束反共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邵力子从抗战大局出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配合周恩来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陈述利弊得失，做蒋介石及其要员的工作。为国共联合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
1937年1月中旬，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陪张学良到浙江奉化溪口，指导张学良学习古文，其实张已被软禁。邵力子与张学良同住溪口，名义上是与张谈古论今，“洗脑子”，实际上也是蒋介石对邵力子的一种处分，要他对西安事变补过。不久，蒋介石正式免去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邵力子为大会审查委员、政治组负责人和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会上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会上，邵力子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从此，他能够运用职务呼吁国共合作、抗日救国，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实桥梁。邵力子认为：“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三大政策将要恢复。”
3月，邵力子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指出宣传方针，“目前国难严重时期，凡违反国家统一及民族复兴之记载与言论，必须清除务尽”，积极为团结抗战扩大舆论，奔波呼号。1937年夏，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1936年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后，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在此期间，邵力子还做了大量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工作，如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等。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7月1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17日，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的会谈，协商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在庐山会谈时，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确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邵力子拥护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主张。他竭力主张政府必须唤起民众，团结一致，以国为重，集全民力量抗击日寇。1938年元旦，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邵力子亲自撰写了《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指出：“民国二十六年完成国家统一，还要使民国二十七年能完成民族独立，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同盟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邵力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演说，针对汪精卫卖国投降活动，提出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借以表示我国抗战到底之决心，避免少数别有用心之曲解。他说：“我们所需要之和平，绝不是损害国家人格，丧失独立精神之屈辱和平，而是荣誉的和平，正义的和平。”此后，中国分会在进行反侵略宣传、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邵力子为大会主席，被选为协会理事。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周恩来等13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采取诱降策略。国内投降势力开始泛滥，蒋介石集团也希望由国际调停以实现对日妥协，并将国民党政府政策重点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邵力子对自己不能制止这种破坏抗日的倒行逆施的行为深感愧疚，但仍不遗余力地为维护国共合作奔走呼告，积极营救被顽固派迫害的进步人士。
1939年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进行了改组。邵力子担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他反对反动当局所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主张全力抗战。
1940年4月，蒋介石为装点联苏抗战的门面，继续取得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派一向主张同苏联友好的邵力子为驻苏大使。邵力子感到任务艰巨，他要蒋介石“言行一致，内外一致”，并说：“如果国内还在叫嚣反苏反共，怎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又怎能促进中苏邦交？”蒋介石表面上表示一定支持他。邵力子抱着搞好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的目的，于6月7日到达莫斯科。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助的军械物资在当年冬季通过新疆运进国内。正在邵力子争取改进中苏关系的时候，皖南事变爆发，邵力子十分焦虑，他打电报给蒋介石，恳切陈词，晓以利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一方面遭到共产党的痛斥，一方面也慑于国际舆论，特别是苏联态度的变化，不得不有所收敛。邵力子的电报无疑有助于结束这次反共高潮。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表示愿增进苏中两国的友谊，邵力子催促蒋介石作出相应的表态，但蒋介石表示冷淡。
1942年11月邵力子回国述职，他在重庆对新闻记者说：“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邵力子还向人介绍和赞扬苏军英勇抗击德国军队的感人事迹，宣扬苏军将反败为胜。以后，他接连在中苏文化协会、中央银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做报告或撰写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和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起了积极作用。邵力子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甚至说邵力子“不像中国驻苏大使，像是苏联驻华大使”。1942年11月，蒋介石怀疑邵力子思想“左”倾，免去邵力子驻苏大使的职务。次年，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九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蒋介石在加紧内战准备的同时，大肆玩弄“和平”阴谋，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为争取和平，也为了在谈判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以利团结和教育人民，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重庆。国民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为谈判代表。邵力子深感这次谈判是严峻的，作为蒋介石指定的国民党谈判代表，自然要受蒋介石的制约，但是国共合作建国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要求。他说：“国共合作本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主张。历史也证明，有了国共合作，对内才有革命的胜利，对外才有反侵略的胜利。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起战端！”他认为“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所以他虽然洞察到蒋介石此次谈判的目的，但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和平生活，还是竭诚以赴，不辞辛劳，使谈判朝有利于团结、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在遇到国共双方代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既要维护国民党的有关利益，又要考虑满足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在国共双方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他也因此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诽谤和刁难，处境十分困难。
经过43天的谈判，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此后，邵力子仍然以积极的合作态度，配合留在重庆的周恩来，使和谈朝着更有利于两党合作、人民安乐的方向发展。1946年1月10日，“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公布，蒋介石被迫宣布停战。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报告国共会谈的经过，他说：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上争取主动。又说：倘若政府先提出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定见，而有害会谈的进行。1月18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盛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希望社会上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满清、进行北伐以及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进攻的顶点。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伪宪法。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反对。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因此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和参加“国大”的选举。邵力子身为国民党元老，“国大”代表，却毅然抵制伪“国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更加不得人心。他这样做，风险极大，压力甚重，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非难和斥责，然而他志坚不移，经受了种种严峻的政治考验。
1947年4月，邵力子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争取喘息时间，于1949年元旦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此时，邵力子已经看透蒋介石的这一惯用伎俩，正如他同友人所说“我长期在蒋政权中工作，虽然热衷于和平，也为和平做了一些工作。但对蒋抱幻想，幻想蒋放弃内战，与共产党合作，和平建国。事实破灭了幻想，蒋说的是和平，做的是战争，是假和平真战争，我要坚决反对假和平，为真和平出力”。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职。22日，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在正式谈判之前，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指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同时前往，与中共交换关于和平的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在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明确表示“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2月22日，邵力子同代表团成员乘专机到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同周恩来进行了两次商谈。27日邵力子同代表团返回南京。邵力子在李宗仁住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很多，希望甚大，感到快慰”，并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和平商谈代表团，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由于邵力子坚辞，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在和谈中，南京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一条，只有邵力子是个例外。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并确定4月20日为签字日期。但由于蒋介石阻挠，李宗仁最终没有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观望，再定行止。邵力子和章士钊飞电劝告，“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但李宗仁轻信了蒋介石“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话，到广州维持残局去了。23日晚，代表团商讨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的问题，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不回南京。这时邵力子已经彻底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决心投向人民。经过讨论，全体代表一致决定不返回南京。4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宣布撤销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5月10日，邵力子等宣布代表团结束。
邵力子和章士钊于5月18日给李宗仁写了一封长信，托刘斐带到香港转广州交李宗仁，劝其认清形势，争取和平。5月20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燕、刘斐5人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分析形势、剖陈利害，劝他们“悬崖勒马”，“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5月7日，邵力子的故乡绍兴解放，他从北平拍回绍兴人民邮政的第一个电报给复旦毕业生朱仲华：“闻吾邑解放，希尽力协助。”5月27日上海解放，邵力子和黄启汉等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50余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使更多人获得新生，走上光明大道。
十
1949年，邵力子已是68岁的老人，但当他目睹解放了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忘我奋斗的感人情景时，他的思想迅速地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6月，邵力子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邵力子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与代表们一致拥护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以及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上，他代表一部分特邀代表讲话说：我们从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检讨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接受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还庄严地表示：我们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9月30日，他还与代表们一起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邵力子出席了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邵力子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不仅带头省吃俭用，慷慨地捐钱购置飞机大炮，而且尽力动员亲友子弟参军参战，增加生产，厉行节俭，支援前线。1951年9月，他撰写并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中国人民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一文，指出：全国人民应认识到现在必须加强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其间，他还到住在北京的民革成员家，动员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秋，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共商治理淮河的方案。1951年5月，邵力子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共32人，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他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大小城乡。一面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锦旗，紧紧地跟随着他的行踪。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勉励大家，根治淮河，为民造福。邵力子回到北京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来了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1年6月，邵力子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参加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在此期间，同其他委员一起讨论并赞同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报告》，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邵力子心系世界和平，关心着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积极参与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1950年3月，他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会议，共商世界和平大计，与萧三互勉为和平出力。1955年，邵力子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发表自己对世界和平的看法，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1956年3月，邵力子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共商保卫世界和平问题。他表示，要使我国能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责任，决不辜负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等职。1956年任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7年开始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还兼任中央理论政策研究会主委，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席等职。
十一
邵力子在新中国生活的二十来年里，他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台湾当局心理莫测，始终不渝地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坚持不懈地奋斗，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他曾对夫人说道：“我奔波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国泰民安，至今海峡两岸父老兄弟姐妹还不能欢聚，共享天伦，真让人寝不安枕！”他不顾高龄，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学、老部下进行争取和宣传工作。
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1956年2月，邵力子在《大公报》发表《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文，认为“和平解放台湾，应以蒋介石、蒋经国为主要对象”。文章观念鲜明，态度诚恳，在海内外引起普遍关注。7月27日，邵力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的体会》一文，他说：“我愿在这个方针下，尽力联系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团结在政府的周围，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应有的作用。”1956年10月，邵力子担任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周恩来任主任。邵力子于10月31日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题为《在中山先生爱国精神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号召国民党员归来参加纪念活动。
1958年11月，于右任在台湾重题《岁寒三友图》时说：“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寄托遥深。邵力子看到此诗后，马上发表《勉励在台旧友》一文，引用此诗说道：“于老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零落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
十二
在邵力子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奔走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人口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1922年，他就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9期“剩余节制问题号”上发表了《剩余节制释疑》一文，提出“女子在23岁前不便生育，结婚未经两、三年不便生育”的主张。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他自己主编的《觉悟》副刊上，则早在1921年就全文发表过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宣传。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解放后，邵力子支持夫人傅学文于1950年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北京分会的会长，提倡计划生育。邵力子身体力行，对儿媳生了５个孩子提出了批评。他说：“子女过多，造成小家庭负担太重，同时对优生优育不利，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利，因此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4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发表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就计划生育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邵力子观点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
1958年“大跃进”，邵力子目睹不讲科学，不合实际的狂热行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这是胜利冲昏头脑，将会在经济规律面前吃败仗。”这些不符“时代”的话当然受到了非议和冲击，但邵力子无所顾忌，觉得有话不说，非诚恳坦荡之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邵力子也受到冲击。8月3日，周恩来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下达指示：“宋庆龄、邵力子等12人”，“应予保护”，这才使得邵力子免除了大灾难，从而使邵力子的生活平静下来。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因年高在北京逝世。12月28日，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蔡廷锴主祭，朱蕴山致悼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参加追悼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张治中，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以及李宗仁等出席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