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在顺利上位司徒、假节钺之后，逐渐露出了狰狞的本来面目。他明白现在的朝堂之上，真正掌控大权的不是别人，而是任司隶校尉的袁绍。
表面上自己虽然大权在握，但却难以在短期内撼动袁氏一门在帝国政坛的主导地位。袁绍怕他，董卓也怕袁绍。二人的情形与贵州老虎第一次见到驴一样，看对方都是庞然大物，生恐对方噬已。
一山不容二虎，同理，一个槽里也拴不住两头叫驴。
有缘千里来相会，二人终有狭路相逢的时候。
董卓身处江湖之远，朝堂之上却并没有关于他的传说。董卓从来就不是个低调的人，他决定在朝堂之上扬名立万。
在所有重臣面前，董卓口无遮拦的告诉大家“人主宜立贤明，天下岂有常？”，表明了自己决心废嫡立庶，此后“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话音刚落，袁绍当即跃众而出公开表示反对。明确指出“今上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明公违礼任意废嫡立庶，四海恐不从明公议也。”——（《献帝春秋》）
见袁绍当了所有人公然反对他的提议，董卓当时勃然作色，叱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宝刀屠龙，武林至尊！）
被逼的墙角的袁绍，也露出了本来面目。这种场合绝对不能示弱，即便横尸当场，也要强项。他索性也将脉脉温情丢在一旁，横刀长揖曰：“天下健（贱）者，岂惟董公？”（倚天剑在，谁与争锋？）
在袁氏故吏面前，袁绍仅存的优势心理也消失不见踪迹。本来是叫董卓来助拳的，哪知道董卓来了，却反客为主。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袁绍控制的能力与范围。
袁绍虽然内心不够强大，但也得在关键时刻雄起。只是他的行为很快就又暴露出了他的色厉内荏。袁绍在撂下几句狠话（场面话）之后，悬节于上东门，率领一些亲信‘遂奔冀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司隶校尉一职，有开会时候迟到早退的特权。所以袁绍的提前离开，并没有引起董卓的太多注意）
没有了袁绍的反对，董卓的废嫡立庶之事进展格外顺利。在废立一事上，朝臣与董卓达成了共识。一者，是他们惧祸，迫于董卓的淫威；二者，士大夫也有难言的苦衷。刘辩和何太后重新回到朝堂，没有人敢保证这母子二人不会对士人秋后算账。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开玩笑，在天下无后悔药可寻的情况下，未雨绸缪的换一个皇帝不失为上好佳的选择。
利益面前，礼义廉耻狗屁不是！
刘辩被废为弘农王，九岁的陈留王登基，史称“汉献帝”！（拟谥号的人显然是个促狭鬼，一个“献”字把刘协挖苦的永世不得超生）在整个废立过程中，除了卢植一人反对之外，所有朝臣都保持了沉默。董卓完全可以放心地甩开膀子大干快上。
无声就是默许！
当何太后以泪洗面的时候，“群臣莫敢言”。
这时候因为下雨失去三公之位的丁宫挺身而出，（下雨天尿湿裤子，反正也是湿身了。索性失身事贼得了！）为废立之事提供了理论依据——宫曰：“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心，请称万岁！”——（《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
袁绍的叔叔袁隗随后粉墨登场，上前解下了刘辩身上象征皇权的玺绶。（按，传国玉玺在洛阳政变中已经丢失。）刘辩的被废，正是董卓与士人各取所需，分工合作的成功范例。
董卓想要从地方豪强势力变身为中央政治力量，行废立之事，正是树立权威的捷径；而士人如此作，也是出于耽禄保位的阴暗心理。
献帝即位，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纷争不已的乱世。
墙倒众人推，废立之事成为董卓欲行篡逆的铁证，却忽视了所有朝臣在其中所起的中坚作用。如果朝臣群起而反对，董卓又怎么可能一意孤行呢？董卓虽然将自己装扮成了外戚，但他却并没有做内朝领袖大将军，而是将自己定位于三公，士人的领头羊。将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来实现，董卓狡诈异常。正是因为士大夫的缄默与纵容，给了野心家董卓更多的自信、自由空间。
有人愿意作出头鸟，当然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了。
利益可以共享，而所有问题却有一人扛，这样的好机会士大夫又岂能错过？
有大个萝卜董卓在前面顶着，大家只作不说好了。（历史上，许多的文人都躲在一些风云人物的阴影中做幕后推手，他们从来不敢独自走向前台。这正是因为他们受教育所囿，知道生命可贵的原因。而那些成功人物，多是些敢作敢为，甚至是只做不说的主儿。武人是枪，文人又何尝不是！）
董卓轻而易举的击穿了士大夫群体的道德底线，东汉的灭亡，也因此有了它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董卓顺利完成了废立之事，他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士人成人之恶的基础上。东汉中后期的皇位继承早已经偏离了法定的继统程序，变成了由外戚、宦官轮流拍板决定的事情。现在董卓依样葫芦，不过是“和尚摸的，我也摸的”重在参与而已。
从前出现皇统中断的事情，选择哪个外藩入继，士大夫有权力在朝堂之上提出候选人。这种情形，史称“豫议”。但献帝的即位，显然与从前的豫议有质的不同。士人百余年来朝堂之上饱受打击压迫，难以扬眉吐气，现在助纣为虐不过是出口胸中郁结的恶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