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方块字曾遭一些人包括名人的非议，认为它是一种落后的、野蛮的文字，非走拼音化的方向加以改革不可。然而，从远古结绳记事到创立文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历史已经证明它是科学的，准确的，而且是高效的。比如以世界上流传甚广的英文来说，英国人读两千年前的英文，已经颇感困难，因为有些字义很难确定，不知当时指的是什么。反观中国汉字，则不然，一字一义，数千年来，基本上无甚变异，今人读古人的文章，理解其本意是不太困难的。说汉字不科学的人，唯一可以攻击的缺点，就是书写不快速，特别是处于当今信息时代，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汉字，比不上外国的拼音文字，然而这一缺点在五笔字型输入法问世以后，也站不住脚了，同一篇文章，汉字输入比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章并慢不到哪里去，相反有些字的输入速度反而要比拼音字快一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敲KWWL4个键就行，而英文必须敲出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6个键。由此可见，在高效性上，汉字也不逊色于外文。
汉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手法（所谓六书）来丰富自身，特别在信息量瞬息万变的近、现代，也进行一些自身的调整和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方面的办法是：一、造新字，新发现一个元素，如无合适的字来用，就必须造一个新的字，如氢、氧、、铹等；二、音译引进外语词汇，如吉普、沙发、巧克力等；三、采用简称，如人民银行简称为“人行”，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为“政协”，乌鲁木齐铁路职工第二子弟小学，简称为“乌铁二小”等。
不过有时简称也有歧义，这要看使用的场合而定它的涵义。如“人大”，在学校的范畴，它指“中国人民大学”，在机关的场合，它指“人民代表大会”；再如“中巴”，如讲“中巴友谊”，就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的友谊，或中国与巴西两国的友谊，或中国与巴字起头的某个外国之间的友谊，如讲“中巴载客收费标准”，自然是“中型巴士”出租车的收费标准了，“乘中巴”，就是乘中型巴士（“巴士”也是引进的外来语）。
简称用起来确实方便，但有时人们只知简称不知原名的情况也有过，如几年前我在银川的一位老同学来中卫，乘黄包车说要到中卫中学，结果车夫将他拉到中卫职业中学，当然找不到我了，不得已从邮局查到我的电话号码，电话打过来后，我去职业中学接他。我问车夫：“你怎么连卫中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振振有词地说：“他没说卫中，他要是说卫中，我早就把他送到了。”言下之意，卫中怎能是中卫中学呢？这使我想到，如果是中宁中学，就没有这样的尴尬事了，因为中宁中学不曾简称为“宁中”的（大概因为在宁夏，曾有过宁夏中学，是现银川一中的前身，它就简称为宁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简称越来越多，连外国字的简称也被吸收到汉语中了，如WTO、GDP等，我觉得用外文简称，似乎也是中外文字交流融会的需要吧，如CCTV代表中央电视台，广大群众也是能够接受的。
这里我们不妨再议议汉字的拼音化，如果用拼音字，就“同志”二字，与它同音的还有“同治”、“统治”、“统制”、“通制”、“铜制”、“铜质”等等，把一篇文章用汉语拼音写出来，如果不标明各字的声调，再找另一个人将这篇拼音字改写成原来的汉字，那他一定感到很费劲。如果标明声调，读起来自然好多了，但标出声调可是要多费些事的，外国的文字并不都要标出声调的。由此，曾有人写出“施氏嗜狮，誓食十狮”的短文，论证汉字不能走拼音化道路的观点，我是很赞同的。
早在解放初期，作为文字改革的第一步，我国就已经开始实行简化字，应该说成效还是显著的，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上世纪70年代公布的那两批简化字方案，在试用中争议较多，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后来由国家明令废止了。
然而有两个字“座”与“坐”，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就因为曾将“座”简化为“坐”，后来这两个字在使用上就有些混乱。由国家教育部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并于2002年3月31日试行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就将“入座”与“入坐”统一规范为“入座”，这就证明了“座”与“坐”是不应混同的。
由汉字简化引发的文字差错，还有许多，如“头发”的“发”，原为“”字，后来简化用“发生”的“发”代替，但不是说“”就一定等于“发”，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若写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不通的句子，因为这个“”字只是因为它的形太繁，而简化成了“发”，并不是说随着简化它的义也跟着改变了。又如“松紧”的“松”，原为“”字，后来简化用“松树”的“松”代替，但不能说“松”就一定等于“”，我区某古庙在显著地位的牌坊上，赫然刻着“风如仪”四个大字，一看就知道这是“松风如仪”之误。因为“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这是古文中的经典名句。“松风”怎能是“风”呢？
令人纳闷的还有，在中国大的媒体上传播的文字信息，也有许多舛误。如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那一笑堂挂的匾额“华佗再世”，就错成了“华佗在世”；澳门回归前上演的电视剧《澳门的故事》中，女主角父亲的客厅里悬挂的对联，把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写成了“苟利国家生死矣……”。今年2月1日《宁夏日报》头版将“尝试”印作“偿试”，连标题也印错了。我们漫步街头，电线杆上贴的、广告屏幕上映出的什么“招工启示”、“租房启示”，甚至某高校的“招生启示”等等，把“启事”硬要“简化”为“启示”，似乎人们已经处于汉字“拼音化”的群众浪潮中了。我想，倡导汉字的准确使用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如果听任错别字泛滥下去，汉字有一天终会变成拼音字了，那将是汉字的莫大悲哀。
在前几年我使用WPS2.2版处理文字，发现其中收入的718个四字成语中竟有8个中有别字，它们是“百废具兴”、“各行其事”、“高瞻远嘱”、“好高务远”、“联绵不断”、“任人为贤”、“顺息万变”和“循序见进”。后来升级以后的WPS软件，这些错误已完全消失，说明是软件制作者发现了这些错误后作了改正。
在国际体育交流的形势下，我国篮球和足球的一些省队里分别有外国球员在效力，电视台称他们为“外员”。我想，“外员”者，外籍球员也。可是看了报纸，不禁愕然，上面明白印着的却是“外援”二字。说到外援，这使我想起上世纪60年代我国援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情景，那可是付出了汗水和鲜血的呀！我们派外帮助建设的人员执行的是援外任务，而受援国称这些员工为“外援”，大家知道，当时的援外几乎是无偿的，因而也是无私的。不言而喻，“外援”与“援外”的关系，就好像“蜂蜜”与“蜜蜂”的关系一样。可是今日到中国打工挣大钱的球员，怎么就成了外援了呢？你钱给少了他还干吗？所以正确使用汉字，应该称他们是“外员”才对，好比在老板支配下的雇员一样。正确对待“外援”二字的使用，对于汉字的严谨是有益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有一段话：“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对照这句话，我不禁为那些乱用和滥用“外援”的现象感到不满和愤慨。
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曾把哨卡（应读qiɑ）读成哨kɑ、周涛曾将文学大师曹禺写成曹禹，后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观众进行更正并表示歉意。她们的这种行为，赢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敬佩。但愿我国的各大媒体都能像倪萍和周涛一样，对待汉字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出现错误就加以改正，那么我国文字就有望永远保持其纯洁性，作为世界的优秀文化而永葆青春。
（载2005年10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三版，刊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