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加缪《鼠疫》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
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强大的恶所吞没？
逃走是简易快捷的方法，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道路，因为随时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抗争，直至最后。“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惟有挺住，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意义；既是方法，亦是本体。
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人权活动，领导《共和国晚报》、《战斗报》，既反对纳粹主义、痛斥政治暴力，又谴责不负责的虚无论调。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在小说《鼠疫》中，为主人公——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平凡的“高贵”。
加缪有两部著名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前者披露的是人在生存中面对的荒谬：主人公默尔索性情内向、不谙世道，他逃避被谎言层层修饰的生活、拒绝被习俗操纵的行为模式和规则系统，尽管与外界疏离，但他的“反常”还是激起了社会的敌意和愤怒。在稀里糊涂卷入一起命案后，他被判处死刑，法官最大的指控不在于杀人，而是他在母亲下葬时“竟然不哭”：“我指控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是来自集体大本营的指控。默尔索死于社会评价，而非自己的行为本身。加缪以主人公的毁灭揭示了“荒谬”的深意：这世界竟容不下一个按自己逻辑来生活的人！任何想溜出界的“局外人”都难逃“界内”的追击和惩罚！所谓秩序，竟是靠绞杀异己来维持的。作者把小说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默尔索并非一个乖张的异化人，他只是“自己”而已，被毁灭是因为他拒绝被同化。在众寡悬殊的格局中，他选择了自我和反叛即等于选择了肉体毁灭——物理上他失败了，但精神上他是赢的，他用冷蔑告别这个世界：“我觉得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仍是”。
在揭示“荒谬”上，《局外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被毁灭毕竟不合乎加缪的意志和理想，他热爱生命，对个体永远抱有美好的祝愿，无论在感情还是理性上，都希望看到出路。于是，就有了下一部小说：《鼠疫》。如果说，《局外人》呈现了“荒谬——反叛——毁灭”的话，那么《鼠疫》则完成了这样的价值逻辑：“荒谬——抗争——集体抗争——得救”。在《局外人》那里，“荒谬”作为现实的起点被提出，反叛者孤立无援，“人”被世俗规则判处了死刑；而《鼠疫》旨在维护“人”的价值和前途，证明自在的合理。前者侧重于荒谬而残酷的生存真相，后者则聚焦于“反抗”“谁来反抗”“如何反抗”等系列主题。
“荒谬”，既是哲学意义的高级矛盾，又是现实生存的基础纠结。
加缪说，“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的事。”那么，像“鼠疫”这样的生命灾难是加缪亲历的吗？没错，“荒谬”的日常生态就是“鼠疫”；权力犯罪和战争就是“鼠疫”；政治制造的贫困和愚昧就是“鼠疫”；迫害人权、铲除异己的恶性统治就是“鼠疫”。杆菌可以杀人，而独裁恐怖、种族歧视、个人崇拜、政治乌托邦、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纳粹法西斯、专制意识形态……都会致人死命，且杀得理直气壮、道貌岸然。正是这些政治毒液使世界变得混乱而疯狂，摧残着人类的肉体和精神。显然，加缪重视的并非生物学上的鼠疫，而是社会领域的“杆菌传染”。
40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名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逃散、待毙、乞求……人性的复杂与多棱、本能与理性、卑鄙与高尚、龌龊与正直、怯懦与尊严，皆暴露无遗：投机商科塔尔的贪婪和受虐快感，他为危机的到来而欢呼；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主张逆来顺受，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最终自己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同胞之爱的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欲只身逃走，但在与里厄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留在了死亡之谷）；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使之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结束，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开着射灯、以“刺刀”的意志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正是这同归于尽的决心令对手感到了害怕。
里厄，一个率先发起保卫生命、保卫城市运动的医生，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医术高超，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临危不惧，始终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但其全部力量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为共同体的命运和荣誉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深情的母亲和妻子用爱教会他的。他不膜拜上帝，他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唯一的支柱就是人的脊梁。
良知、责任、尊严、理性、果决、正常的知觉——正是这些材料和元素，雕塑了一群叫“里厄”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零部件），以结实的生命分量、以情义丰满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而小说开头，是丈夫送病重的妻子去火车站）。读它的那一刹，我觉得眼眶潮湿了，仿佛又看到医生那瘦削的微笑——这凄惫的笑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
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医生名字）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就是那件事……8天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
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
在心里，我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缪说过：“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而体现于沉默。”里厄，加缪心目中的男人，山峦般的男人。
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我耳畔时时响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神山上飘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
“我拒绝人类的末日。因为人类有尊严！”（福克纳）
它们仿佛在为里厄们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解说。我明白，这是普罗米修斯在悬崖上服刑的声音，这是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捍卫着人类最后一线生机与荣誉。
“二战”过去了。“文革”过去了。“鼠疫”消失了吗？加缪过时了吗？
当然不。只要人类生态中还存在荒谬，还滋长那些腐坏人性和道德的因子，还蔓延那些侵蚀文明和秩序的逻辑，“鼠疫”的阴影即时刻萦绕着人，威胁着正常生活，侵蚀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
“鼠疫”病菌的数量和发作率一点没随残酷年代的结束而式微，它分布得更细密、隐蔽，更深入骨髓了。它已撤离生活面貌的表层，渗透到日常程序和细胞核里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觉不出生活有病，觉不出周围环境和细节有何异样，并非肌体免疫力之增强，而是我们已染上了鼠疫中最可怕和凶猛的一种：“麻木”杆菌！（鲁迅小说中的“围观杀人”和“人血馒头”描述的即该症状）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抱怨和无能为力中——已像瘾君子般习惯了呵欠连天、昏昏欲睡的状态。人的悲剧和可怜即于此：常识被废黜，丧失了运用正常逻辑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灾难本是最好的课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后，人们往往只顾喜庆，只忙着请功，只盼着伤疤早日痊愈，却将皮开肉绽的痛史给忘净了。这样的情形让里厄感到忧心——
“他们如醉如痴，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黄昏的街头，幸存者尽情狂欢，“钟声、礼炮、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当然，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
这与鲁迅说的“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有何二致？
关于“鼠疫”和这个生存共同体的关系，小说在结尾已作了预言——
“里厄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心里却在沉思：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正是从该意义上，我们认定加缪和他的作品不会过时，只要世上还有荒谬，还有现实或潜在的“鼠疫”威胁，我们就需要加缪和他的精神、他的医学方法、他的里厄和塔鲁们。
在《反抗者》中，加缪提醒在荒谬中挣扎且决心反抗的人们：
“反抗永远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相反，它支持真正的现实主义。若它要求一种‘革命’，那它为的是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这就是它为什么首先依靠最具体的现实：职业、村庄、存在物与人的跳动的心脏……至于政治，它应屈从于这些事实。”
挽救奥兰城的不是政治和口若悬河的政客，而是医生、记者、职员、工人这些最具体的岗位与合格的劳动者，是里厄们跳动的心灵和手脚。
2000年1月
（补记：2003年“非典”期间，我再次意识到加缪《鼠疫》的前瞻与深刻。在我眼里，那场灾难从爆发到结束，几乎演绎了《鼠疫》故事中的所有细节和逻辑。当时，这也是我极力向朋友推荐的阅读。）
海因里希·伯尔
（1917—1985）
德国著名作家。生于科隆，二战期间曾被迫入伍、负伤。1947年开始写作，参加“探讨一切当代问题”的“四七社”，并成为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野蛮时代的故事》（1947）《我的昂贵的腿》（1948）《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到斯巴……》（1950）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眼中的世界》（1963）《与一位女士的合影》（1971）《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保护网下》（1979）等，并有大量文论和自传体随笔《爱尔兰日记》。
战争、极权、暴力、恶性政治、人的异化、百姓疾苦……是伯尔关注的焦点。鉴于“他一生都在同人类的缺点做斗争”，尤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清算、对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弘扬，他被誉为德意志的良心。1972年，为表彰其作品“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71年，伯尔任国际笔会主席。1985年病逝。